我们的祖先从江西来？

行走在贵州苗寨，时闻枫香。村头寨尾，最多的是枫木，最古老的还是枫木。

枫木是苗族人的圣树，是一个民族的图腾，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的祖宗从东土而来，一路倒插枫木，择适而居。来到苗山苗岭，延续了一个族群的梦想，也书写了一个民族的情怀！

我们的祖先从江西来？

——以文斗寨为个案的苗族故土情结杂谈

◎姜秀波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种思考，那就是：我们从何而来？

这基于一种情结。对故土的眷恋，对家园的怀念，对祖先的尊崇，对本源的向往，……后来延伸为族群情怀、国家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

于是，就有了“狐死首丘”、“归正首丘”、“越鸟南栖”、“代马依风”等等典故和名词。

狐狸死时，头还向着巢穴所在的土丘。曰“狐死首丘”。

狐狸即将死在外，也要把头朝向所住洞穴的方向。曰“归正首丘”。

从南方飞来的鸟，筑巢时一定在南边的树枝上。曰“越鸟南栖”。

北方所产的马，总是怀恋北边吹来的风。曰“代马依风”。

低级动物尚如此，何况作为高级动物之人乎？

于是，越来越强烈的“故土情结”唤起了一股“寻根热”，一浪高过一浪。

黔东南乃至贵州，多为外来人，故只有“谁先来”、“谁后到”的问题。至于有没有土著、世居人群，这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考古学来解决的问题。而人类学则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

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偏概全，但有相当一部分贵州人均认同祖先来自江西，尤其在黔东南，这种“江西说”更是甚嚣尘上。这是有据可查的。

在清水江畔的文斗苗寨，就有一座山叫“江西山”。那是一处坟场，坟多简而无碑。年年清明节，族人都会来到“江西山”扫墓，遥望东方，寄托哀思……

在文斗苗寨，今天可看到最早的文字记载，系明万历年间编撰的那本《姜氏家谱》，留存至今已是残缺孤本，能辨识的只有这么一段：“闻父老云，今所居文斗，元时丛林密茂，古木荫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诚为深山箐野之地乎！先辈自宋末从军至银广坡，散居各处，大垦田园。有居羊告，有居里丹，人户寥寥，每处十数户而已。明初居里丹者之鸡犬，每放辄至文斗，恋不舍回。质之堪舆，请来观看，云此处真谓到头横结，前朝上水，后靠高岗，左不见水来，右不见水去，明堂开展，朝对有情，依此筑室，富贵可期。遂邀羊告之人，于明正统（1436—1449）初年，同移居此。一居上文斗，名冉兜，一居下文斗，名冉南。万历年，居招仰者，咸移附居。只知开坎砌田，挖山栽杉。……”

我始终认为“文字”不可靠，因为自明代开始，中国文人的“春秋笔法”就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但我们又只能依靠这些文字，而后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文斗苗寨是贵州人“江西说”的一个缩影。

漫漫历史长河，几百年沧桑迁变。如今，文斗人在江西吉安已找不到祖宗的痕迹。我们只能从老人的口中得知我们的祖先从江西而来，至于为何而来？从什么路线而来？实难一一考证。在一些新编撰的族谱上，我们看到一些“莫须有”的记载，如祖宗如何如何“门庭显耀”、“荣将荣相”等。这是不可靠的，疑为附庸权贵之作。

我认为文斗人的江西祖先有可能在当时是名门望族，但决非“荣将荣相”那么夸张。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仕的，可能是当兵的，也可能是读书人。他们可能当时在江西只是平平凡凡的人而已，因为朝廷的移民政策，因为江西当时人口压力太大，生活空间太狭窄，他们必须离开江西，到贵州来从仕当兵经商，开发“处女地”，寻找新的生活空间。

他们是冒险者，也是淘金者。征战、落脚、创业，生活何其艰辛！到这穷山恶水里来，如果说来当官从仕、经商的自愿的。那么当兵的是不是自愿的，就很难说了。到这莽莽大山中来寻找奇迹的，哪里是什么“达官显贵”哟？

不管是从仕、经商还是当兵，来了就回不去了。思念故土那肥沃的土地，思念家园那朗朗的读书声。而江西到贵州到文斗，关山远隔，来去一趟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的事。回故土家园成了遥不可及的事。回家无望，只能在清明时节，翘首下河，遥寄故土了！

这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苦难历史的遗存！

其实，“江西山”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的烙印，何谈显贵和荣耀？

文斗苗寨，只是一个个案。

其实，贵州人的“江西说”并非空穴来风。

据载，江西在北宋时人口已居全国首位。历史上，江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发生，在中原地区和江淮一带发生战乱的时候，大量的读书人和有声望的家族都迁移到江西去避难。江西离政治中心不远也不近，进退自如，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很快。人口多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江西人为了体面地谋生，大多选择读书从仕。明朝景泰六年，江西泰和人陈循上折明景帝说：“天下读书风气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史料记载，宋代江西科举中进士5442名，居全国第一，明代中进士3115名，居全国第二。进士尚且如此之多，举人就不知凡几了。

贵州在明朝以前分属四川、湖广、云南管辖，处于三个省的边缘地带，人烟稀少，荒僻落后。因为明初朝廷开发云南，取道黔地，故“经营贵州”。直到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从三行省中单列出来，由朝廷垂直管辖治理，并把贵州当成新区大规模移民开发。其实，早在明朝洪武初年，“调北镇南”就已开始驻军移民开发贵州，十数个卫所即是标志性符号。

明代实行屯守制度：军屯、民屯、商屯等。由于当时江西读书人多，文风甚盛，大批江西籍官史到贵州任职，即便军队士兵中也多有江西人。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大量的江西人明代到贵州为官、当兵、从商，这是有据可查的。

史籍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古州洞蛮林宽，自号“小师”，聚众作乱，攻龙里（隆里，今注）。千户吴得率麾下驰击之，中毒弩死。命左都督杨文为征蛮将军，都督同知韩观副之，统京卫、江、湖兵往征。巳，林宽为指挥朱俊所缚，送京师。冬十月，兵至沅州，伐山开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苗境营小坪，而以偏师别由渠阳、零溪西南山径銜枚夜发，犄角以进，分道夹攻，直抵洪州、泊里、福禄、永从诸洞，大破之。……（《明史纪事本末》卷19）。又载：正德九年（1514）十月己酉（二十）：工部以修乾清、坤宁宫会计财物事宜，上请尚书李鐩提督营建。升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刘丙为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而以署郎中主事伍全于湖广、邓文壁于贵州、季寅于四川分理之。张惠于南直隶、署员外郎主事唐升于北直隶，俱烧砖……（《明武宗正德实录》卷117）

明洪武年间，官军得胜回朝后，把在锦屏发现的大量优质杉木的信息反馈给朝廷和官府，于是，大规模的长达几百年的在贵州锦屏县的“皇木”征集开始了。随着“皇木”征集活动的进一步深入，锦屏、天柱等清水江流域得到了优先开发。

“皇木”征集采运、军屯、民屯、商屯的开展，大批江西人逆清水江而上，开发天柱、锦屏等地。文斗苗寨受直接影响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开始，因文斗后龙山银广坡一带起事，官府派田宣慰弹压，后兵丁流落文斗及周边地区，“各相地垦田土，专以栽杉耕种为业”（见地方史籍《三营记》）。

可以推断，这批兵丁中，有相当部分系江西人后嗣。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同时还带来了汉文化和文字。文斗上寨在明万历年间出现的《姜氏家谱》，即疑为此批人或其后人之作。

清者自清，不清也清；浊者自浊，不浊也浊。

我一直弄不明白，既然是苗族，且祖先们背负着历史之沉重来到这深山老林、穷山恶水中讨生活、求生存，延续族群。为什么又要牵强附会与“江西说”扯上关系呢？

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文斗寨那一带的苗族人们似乎对“追根溯源”极有兴趣，譬如说每本族谱，开篇皆是千篇一律的“人有本，树有根，水有源”等等。文斗寨的龙氏一族，到清代早期和中期均未发现有分支族谱出现，但其“追根溯源”的方式极为独特，在先祖坟墓上置之以“白岩石”，曰“白岩记”，以此记之。按说，当时这种普遍的一直延传的习惯心理，决不是偶然的。

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当地人长期以来一直有“追根溯源”的习惯，明代中后期有机会可接触汉字后，出现《姜氏家谱》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了。

我曾做过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文斗人今天的“姜”姓，在明代或者更早一些的某一个历史时期可能不是“姜”，而是“江”。在那文化成为一种奢侈品的年代，江西人以“江”字为姓也未可知。至今仍能在文斗前人的墓碑上找到一些“江”姓的痕迹。由此而推之，可能在明代末年或者清代初年，有某个读书人认为“姜太公”（子牙）似乎更有源可溯，于是改之，也未可知。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

怀念江西故土家园，而以一座山命名之，何其沉重也！历史上，每一位拓荒者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背井离乡”成了刻在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外来江西人依靠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逐渐在“苗族社区”中居于领先地位。由于大山的阻隔，交通的困扰，他们与文斗世居的民族通婚，因在数量上不一定占多数，且“主先客后”，他们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有可能被先居文斗人同化，或者互溶。在江西人处在社会顶层的那个年代，先居的文斗人没有文字、长期被动受影响。因此自然而然地把江西人的籍贯认同为自己的籍贯。今天，大多数文斗人认同自己始祖来自江西，与此有很深的关系。

明朝亡，清朝至。前朝江西籍官吏失势，大多归隐为民。直到康熙初年，朝廷“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又有一批江西人出湖广迁贵州。几百年间，江西移民与先居文斗人融汇成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血统。这种血统，在文斗苗寨仅仅是一个个案，在贵州，特别是东部和南部，这种血统举不胜举。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相互同化、互相认同，而后走向人群、族群妥协的过程。

人为美化也罢！

正本清源也罢！

这大概不是人类学所关注的核心所在。由此而衍生的多元而复合的群际文化，才应该是人类学所追求的兴奋点。

把历史穿在身上，把文化养在心里。

遥想当年，我们的祖宗一路倒插枫木，择适而居。来到苗山侗水，来到黔山秀水，开创新家园。

枫木，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种，即便倒插也能存活。于是乎！我们的祖先在祖宗图腾物的激励下，种田得谷，可以填饱肚子，杂粮可以养鸡猪改善生活，种杉可以换钱买油盐布料，油盐可以使蔬菜更加可口。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而后娶妻生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也！

在这深山老林中，在这“虎豹为巢”的生存环境中，一个村寨乃至一个族群得以存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何必非得与王侯将相、达官显贵扯上关系？又何必非得从江西而来？

如果把文斗苗寨放到大的历史背景和空间维度中去展开，我更倾向于“东方乐土”之说。东方富庶丰饶、淌着蚩尤血液的故土，那萦绕着蝴蝶身影和枫木图腾的部落，才应该是苗族人的精神家园。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最终在枫树倒插能存活的村寨落脚，繁衍族群的梦想。十几代、几十代人后，东方故土的印象逐渐模糊了、远去了。在没有、或者失去文字的传承后，碎片似的族群记忆，在米酒的烧灼下，在歌舞的陶醉中，淡去了，老去了。

似乎，老祖宗是不是从江西而来，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绝对的说法，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大山中的岁月，好长好长……

自有信史以来，国史尚有那么多难解之谜团，一寨之史、一族之史哪有那么多可靠的说法？

即便不是从江西而来，明天的太阳照样会升起；即便“江西说”成立，我们依然需要劳且动之，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但狐有首丘之节，鸟有南栖之眷，马有北风之依，人岂无故土之情怀？

在与新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今天，在与伟大的中国梦一起脉动的今天。问祖，是寻找一种文化、一种情结！寻根，是立足一个地域的起点，一个族群高度！

归去来兮！只要枫木还在，文化就在，情怀就在。

东方故土是亘古的，因为她早已植入我们的骨髓；精神家园是永恒的，因为她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

没有故土情结，哪来家国情怀、天下情怀？人如此，家如此，寨如此，族如此，国亦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