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对我实实在在构成了“年关”。年越近，越焦虑。当别人欢天喜地盼着过年时，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熬过去。如果现在非得写写过年的故事，那么，我还是情愿回到几十年前的村庄。

写春联

现在，同事们常说我的字写得好看。比如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就做过两件和写字有关的事。一是帮助省公安文联填写会员证；二是帮助青海警史馆填写收藏证。要是认真算起来，可能和我写对联、标语的经历有关。

“年三十儿，贴花门儿”。小时候，贴春联可不像现在，只往大门上贴一副了事，甚至有的人家，连一副都懒得贴了。那时候，哪怕家里再穷，红彤彤的春联、福字到处一贴，就真有几分蓬荜生辉的意思了呢。

我家有堂屋、东屋、西屋（灶房），另加一处院门，这是最重要的四副春联，特别是院门正对大街，是门面，堂屋则是院里最重要的正房。除了这些，还有鸡窝、猪圈，粮仓、咸菜缸子、大木箱子等这些家什也是要贴的，通常只贴一个福字。

每到写春联的时候，便是我和哥显身手的日子。那时不像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村里有个高中生就挺稀罕，哥就是这少有的高中生，虽然没有读完，也是十分难得了。我们找来黄历或者中国传统楹联之类的小书，从中挑选符合自家实际的对子，有时也会即席创作那么一两副，觅到好的对子，得色难掩，也算是人生一乐。现在想想，也无外乎“雪花飘飘辞旧岁，梅花点点迎新春”“大好文章容我做，无边春色逐人来”“和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之类的句子。即使是处在那样清贫如洗的家庭，我们似乎也没有喜欢过财源滚滚之类的字眼。至于鸡窝猪圈上的对子，就是我们编的有点对称的顺口溜罢了，现在回忆起来，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了。只是那时候，却带给我们无限乐趣。我们一起用丝线裁纸，一起研墨挥毫，一起打糨糊，当“出门见喜”四个字上了墙，“贴花门儿”就算完工了。此时的我家小院，里里外外，无限江山一片红，洋溢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

从写春联这件事，我知道了会写字、写好字的用处，写字，也不限于写春联了。我们还会在墙上写题壁诗。还记得，我家山墙上，那首《望庐山瀑布》，龙飞凤舞，潇洒不羁，尤其是“飞流直下三千尺”那“千”字最后一笔，一泻千里，不可一世，透过这一笔，瀑布那种霸气、豪气仿佛就在眼前，诗句里的大哥，仿佛就是李白的化身，是全村三条街最帅的仔。

在小伙伴的夸奖声中，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等上了大学，遇到班里一个文质彬彬男同学的字，才知什么叫啪啪啪打脸，只一眼，就认输了。原来，他还是我老乡呢。字写得好，人品也好。

现在，许多年过去了，同班的同学都像同一棵蒲公英上脱落的小伞兵一般，各自分散，从政的从政，经商的经商，只有他，却成了同行。

在这个飞速旋转的世界上，我们都是和古老的纸张、笔墨打交道的人。

最后一次再写春联，是企业破产买断那一年。半死不活的企业彻底断了最后一口气，用每年工龄八百元的价格轻易买断了我们的一生，简直流氓行为。那时的心境，我现在都不敢去回忆。此后，我在刘欢的《从头再来》的歌声中，惨淡度日，到现在，一切也都淡了。记得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这辈子只要别干体力活儿就行。父亲就是干了一辈子体力活儿，而且是建筑工地上最重的体力活。父亲大概是干体力活儿干怕了吧。到如今，我每天干的倒真不是体力活儿，可久坐也坐出了毛病，反过来会有意识地给自己增加些体力活动。

那些年，一过腊八，省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春联的地摊儿。习惯给单位刷标语、写横幅的我很自然地，也和家人摆起了地摊。这活儿我顺手啊，成本低廉，简单易行。所不同的是，随着人们购买心理的变化，把墨汁换成了金粉。字好不好吧，反正不识货的买家也大有人在。靠着写春联，倒也赚了些零花钱。只是我不知道，我的字贴到谁家的门上，有没有像我同学那样的方家遇见，岂不是贻笑大方？然而生活所迫，却也顾不得许多了，管他呢！最可恨的是，有一天一不留神收了张百元假币，几天的辛苦钱都付诸东流了。为此，我们一家的心情几天都没缓过来。

再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动过毛笔了。潜意识里觉得，书法都是老爷们的事，我弱弱一女子，还是不要染指了吧，免得没有女人味儿，哈哈。

要核桃

春联贴罢，次日就是大年初一。

初一一大早，小孩儿们的好事来了。

“小妮儿要花，小小儿（小男孩）要炮，老婆儿要衣裳，老头儿打饥荒……”小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这首儿歌。可事实却并非像儿歌里唱的那样。

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除夕夜的鞭炮声似乎刚刚平息，新一天的鞭炮声便又接上了。我和姐姐揉着惺忪睡眼，早早地从热被窝里爬起来，这是在几天前都已经说好了的。不论平时多晚起床，这一天都要起个大早，看谁能过个丰收年。这丰收年的意思有两层，一是看谁要的核桃多，二是看谁拿的压岁钱多。至于压岁钱，亲戚们对同一家的孩子当然都是一视同仁，所以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可比的，关键是看谁要的核桃多。

大年初一要核桃，我不知道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核桃。在老家的那些年，核桃树大约是见过的，可从来没有见过核桃长在树上是啥模样。直到多年后，才知坚硬的核桃壳外面，还包裹有一层绿色的果皮。

名为要核桃，我们收到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糖果或者花生什么的。起初，我好像还有和姐姐比一比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样的性格，是没法和姐姐比的，要核桃的兴趣也就大为减弱。

那一天，我寸步不离地跟在姐姐屁股后面，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虽然开口要核桃的是姐姐，我只默默跟着，可人家一看俩小孩，也断不会厚此薄彼的。我那情形，和坐享其成差不多。姐姐好像天生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她的胆大泼辣是我们的哥哥、弟弟都无法比肩的。

村庄从北到南只有三条街呈“川”字形并行而走，我家住居中的一条街的中间地段。要核桃的过程，一般是先从熟悉的婶子大娘、左邻右舍开始，接着是比较熟悉的，最后延伸到另外两条不常去的街道。

起先，随着兜里的核桃越来越鼓，我还蛮有兴致地跟在姐姐后面挨家挨户地串，到后来，天色慢慢亮起来了，亮光逐渐让我看清了人家的脸，我便发现，有些人家是并不情愿施舍礼物的。随着人家脸上的喜色渐少，给的核桃渐小渐瘪，我也跑累了，于是不等姐姐兴尽，就打退堂鼓先回去了。现在想来，也许是自己太玻璃脆了吧，别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仿佛就能把自己杀得遍体鳞伤。到后来，自然是姐姐要的核桃要超过我好几倍。我自愧不如，却也并不甚羡慕，也许是有些羡慕的，而自己心底那点儿小清高，硬是把这点儿柠檬酸给稀释了吧？

虽然每年都少不了要核桃这一传统项目，可许多年加起来，我从来没有像姐姐那样，走遍全村。

多年以后，姐姐做了个小老板，每天和形形色色的顾客打交道，她是那么富有亲和力，尽管和她挨着的几个商户生意都不怎么景气，姐姐却能一枝独秀，把个小店做得风生水起、有生有色。不用说，现在也是有车有房一族啦。而我呢，每天对着一方屏幕敲打晨昏，在别人看来枯燥而孤寂，对我，却是“躲在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我们这对亲姐妹，虽然只差一岁，却分别走了这样两条不同的道路，想是从我们俩一起出门要核桃那一天就注定了的。

磕核桃

要完核桃，农历新年就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下来，除了吃吃喝喝，走亲串友，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玩磕核桃的游戏了。

在这个游戏里，我想要说的是一年只回一次家的父亲。

父亲16岁就跟着村里的叔伯哥哥们出来逃荒，去过焦作、蚌埠等一些城市，最后不知怎么就在青海扎下了根。他从一个建筑小工转正成了正式工人，当上了班组长，领着一班人在工地干活一直到退休。为此，父亲常年靠墙的半边腰患上了风湿病，两腿都有静脉曲张。虽然单位有意让他做安全员、质量员那样的小干部，可父亲太实诚，说自己没文化，怕捅娄子，硬是没接人家的茬。

那时交通不便，也为了省钱，父亲一年只回家一次，一次也只有个把月时间，节前来，节后回。

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带些老家稀罕的大豆、麦乳精回去。麦乳精肯定是给爷爷享用的，我和姐姐自是无缘，可爷爷舍不得食用，常常会放到变质，实在可惜。我和姐姐嚼着那硬硬的大豆，想象着父亲所在的青海，那里究竟是怎样一个遥远、寒凉的地方。偶尔，父亲也会给我和姐姐带条纱巾什么的小礼物，不管带些什么，我们都当宝贝一样，会幸福好多天。过年时，父亲常常披一件雪花呢大衣，笔挺笔挺的，很精神，用现在话说，有点儿酷。

因为聚少离多，父亲在我们眼里有几分神秘，几分隔膜，我似乎从来都不知道向父亲撒娇是一种什么滋味。

父亲是有名的“小孩儿头儿”，过年的时候，他不爱像别人那样打麻将，也许是他干惯体力活了，让他久坐反而不习惯。别人打麻将喝酒，他就和一帮半大孩子磕核桃。

大年初一要来的核桃，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核桃原本的食用价值反倒成了其次。

怎么磕呢？就是大伙各自拿出一个核桃，随手一抛，然后用剪子包子锤子分出胜负，胜者先磕。捡起自己的核桃，站在核桃的位置上，照准别人的核桃投掷，砸中了就赢了，被砸中的核桃也就归你了。

父亲身高一米七五，那时可是明显的大高个儿，对于砸核桃这个游戏来说，有着天然的优势。手捏核桃，弯下腰肢，眯一只眼，对准别人的核桃一掷，砸中率超高，每每赢得满堂彩。眼看着自己的核桃乖乖进了父亲的口袋，小伙伴们起初不以为意，慢慢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父亲的口袋都塞满了，羡慕嫉妒恨就再也藏不住了。

此时，家人唤吃饭的声音传来，游戏也告结束，父亲便会原封不动地把核桃一一归还小伙伴们，大家一哄而散。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玩得不亦乐乎。我站在一旁，觉得父亲是那样高大，简直就是神一般的人物，一年到头得不到父爱的那份焦虑也渐渐消解。

那些年，我们就是在父亲来了走，走了盼的过程中，周而复始地过来的。直到国家有了新政策，工龄满三十年的工人家属可以迁来，我们才和父亲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煎熬。

到如今，不知不觉中我和姐姐成了“青二代”，母亲长眠西山，父亲像很多老头儿那样，常常边走路便手转核桃，说是有按摩活血之功效。只是这许多年，再也没有回老家过过年。

现在，老家的孩子大年初一还要核桃吗，还玩磕核桃的游戏否？

2020-1-10于听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