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我们已经到达天安门广场一侧。从毛泽东主席在此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后,升旗似乎就成了北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过去,这里是皇亲国戚才能出入的场所,对老百姓来说,是禁区。今天,如果不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也许我还要等到若干年之后,才有缘来此。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只要心不死,一切都不是没有可能啊。
正胡乱想着,时间到了,急切地穿过武警战士把守的地下通道,跑到离国旗最近的位置。此时,宽阔的长安街上人迹稀少,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晨色中的天安门没有想象中那么雄伟。但一行中,不少人是第一次从草原来到北京,来到心目中的圣地,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大家快速地拍照留念,不容多拍,便在北京警察的招呼下站成了两排,静等国旗卫士登场。
这一刻,时间变得好慢,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秒被拉成了一分,一分被拖成了十分。
终于,随着一声口令,国旗护卫队从天安门城楼里出发,正步跨上了长安街,那整齐划一的脚步,威武飒爽的英姿,既熟悉又陌生。升旗手手把国旗,熟练地一拉一拽,小心翼翼又干净利落地解开国旗。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升旗手大臂一甩,国旗升起来了。
广场周围的人们庄严肃立,头颅随着缓缓升起的国旗,一点一点地仰起、仰起……这一刻,每一颗头颅都像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朝着太阳旋转、旋转,人群中,有位身着盛装的藏族老阿妈。这是真的吗?就在几年前,和朋友合作的一本书里,我就写到了这一幕,不同的是,书里的藏族老阿妈是和孙女来看准孙女婿——他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而现在,我们身旁的藏族老阿妈,是陪警察女儿来作事迹报告的;我也不再是为国旗卫士作传的那半个作者,而是随报告团来的工作人员。真应了那英那首歌:山不转水转啊。
“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雄壮的国歌声再一次传入耳膜,我赶紧斩断思绪,慢慢地推移着镜头,镜头缓缓地定格在玉树民警马姐一家三代人的脸上。“4·14”地震时,祖孙俩都在西宁,地震发生后,母亲和女儿一直牵挂着玉树的马姐。一老一少一刻不停地拨打着她的电话,却一直没有打通。这个没有打通的电话,让祖孙俩心急如焚,直到3天后马姐从救灾现场回到已是废墟的家里,从残垣断壁中扒出手机,她们才通上了电话。得知都平平安安,一家人抱着电话喜极而泣……此刻,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地方,一闭眼睛,我似乎还能想象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开国大典、“四五运动”一幕幕风起云涌,北京城3000多年的历史在心头瞬时浓缩。这个大舞台啊,大难之后聚首在此的一家三代又会有怎样的感受?
长城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只有来到长城,你才突然明白,伟人的断言确有道理。
从缆车向下望,山坡上,银杏金黄,修竹纤纤,长藤火红,侧柏墨绿,秋天的古都依然一片生机。这些植物中的精灵,从眼前一晃而过。长城!啊长城,这就是西接居庸关,东连古北口,拱卫京师的“危岭雄关”——慕田峪长城吗?此刻,一直阴沉沉的天飘起了毛毛细雨。爬上一个垛口,向东看,云山雾罩,莽莽苍苍,天城相接;向西看,云雾缭绕,缥缥缈缈,宛如仙境;向下看,深不可测,像悬在半空中一般。
一脚一脚踩在厚实的城砖上,抚摸着一块块墙砖,禁不住心潮起伏。这高不可攀险而又险的长城,这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巨龙,给人的感觉真的是气势磅礴,难以逾越。登上长城,就算再没有诗意的人,也会突然间发出诗人般的感叹。更勿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了,更勿论风流人物毛泽东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站在这里,似乎才真正理解了诗词艺术的浑然天成是一种怎样的美,它真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尤其是乍从光线幽暗、复杂如迷宫般的城楼里弓腰钻出来的一霎那,外面的光线有些刺眼,定一定神,抬眼一看,才猛地被吓了一跳:自己不知何时上了云端“危楼”,高高的台阶举着你,稀薄的空气围着你,缥缈的云雾绕着你。仿佛你轻轻地举一举双臂,踮一踮脚,就能翩然飞翔了。长城翻过崇山峻岭,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绵延9个省市区,长达万里。想想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工程得靠人力,而施工环境又是十分复杂艰险,古人却以血肉之躯修筑了它。而今天登临长城,却要凭借缆车,真是汗颜。
道路
正像蔡国庆唱的那样,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怎么也数不呀完,哎哎哎。北京城区的路网,就像电波一样一圈圈地向外围扩散、扩散,六环之外,新“七环路”已经形成半圆。路多桥也多,全市立交桥数不胜数。然而,路再多桥再多,似乎也赶不上车多,这几乎是所有发达城市的通病。勿庸讳言,首都,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堵”,可即使这样,听说,北京的车辆还在以每天几千辆的速度增加着。
那天,我随报告人到离住处较远的会议厅试讲。整整一天,音乐、画面、人物,摩合、烘托、渲染,终于,该收工了,当晚,报告人还得接受北京方面的宴请,一车只能容纳4人,我便坐另一中途要接化妆师的小徐的车走。
和我同坐的,还有报告会的主持人、北京警察魏晨。她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中午休息时,一帮人怂恿她来一首,她一开腔,那嗓音,用曹导的话说,就像自带了一对高级音箱一般。毕业那年,她们班就她一人考上了国家公务员,她人长得又美,家在辽宁的她就这样留在了京城,在北京结了婚,生了孩子。在北京,你张嘴随便一问,就是北大、北航、中戏这等全国一流、世界有名的大学里出来的,我这个“不入流”的偏远牧区大学生,真有些矮半头的感觉,好在半生颠簸,尝遍秋荼苦,历尽直道穷,一切便也坦然了。
车辆在夜色中行驶着,我正暗自庆幸没有堵车,不料,前面被一电动栅栏门挡住了去路。小徐一边和化妆师不时地通电话确定其方位,一边打开了车辆导航,按着导航,他一半儿执行,一半儿机动,总算找到了她。原本1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竟走了近3个小时,此时,晚宴早已经曲终人散。我突然想,首都这么好的路,怎么也跟我们高原的山路一样费时难行呢?要说今天,还不算典型的堵车,有次眼看快到目的地了,硬是被“茬住了”,那一会儿,我觉得鲁迅的名言得反着说才对:世界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就不再是路。你透过车窗往外看,所有的路道已经彻底变成了停车场。坐在车上,真恨不能下车“摘开”一条路来。可正像北京朋友说的那样,北京的路没谱啊,你早出来十分钟,就可能节省一小时,你晚出十分钟,没准儿就给堵死在路上了,飞也飞不过去。可不是嘛,经过一次次“历险”,才知以前听说的那些堵车“笑话”其实不是“笑话”,而是坚硬的现实。
我想起“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的我最羡慕的“艄公”韩少功所说的“钢铁鼠流”这个词。他说,大街上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满布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让我一次次惊悚。如果发展注定要走这样的路,那我倒希望我所在的小城发展慢一点,再慢一点。
胡同
在北京逗留的日子里,要问起北京有多少个城门,北京人都会说“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但要问起有多少条胡同,您问谁谁都头大。史料上说,元朝时的北京,宽9.24米的叫胡同,达到18米的就叫小街,到了36米就叫大街了。照这么说,我们落脚的这地儿,还真是正经八百的胡同。听说住在胡同里的人家,一住就几十年,甚至几辈子。一个胡同里的,谁家做点好吃的,无论多少都得送点给街坊。这是老北京的礼数。活到一定时候,自然明白了繁华如梦、生命短暂的道理,即便富比和珅、贵如天子又能怎样,翅膀绑上了金钱和权力,还怎么飞啊?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但即使小住在这六朝古都的老皇城根里,我最想多去走走的,也还是北京的胡同。
也许是上帝的指引,离开北京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一片胡同区。窄窄的胡同里,高大的白杨、俊美的椿树静静地挺立着,一阵风吹来,巴掌大的杨树叶,细长的椿树叶飒飒作响,侧耳倾听,仿佛还能听到满树秋叶发出的细碎的微笑。
几天来所到之处,人太多了,以至于你稍微停下来拍一张照片,都会和同行的人群走散,人潮人海中,再也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璀璨的灯火,不息的车流,让人仰断脖子的高楼,世界似大神,我却如蜉蝣……现在,我慢慢地蹓跶着,步子大小、快慢全由着自个儿的性子,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独处总是情有独衷。
雨越下越大了,雨大更觉胡同静,而那身在北京的异乡早行客、背书包的孩子、晨练的大爷大妈、环卫工人、三轮车夫,依然是风雨里不变的风景。在这个藏龙卧虎的京城,听说,当年米市胡同里住着康有为,珠朝街到过孙中山,小羊圈胡同是老舍先生出生的地方,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鲁迅也在哪个胡同住过,一个个名字无不如雷贯耳。
雨停了,天大亮了。胡同里的小吃摊又冒出了烧饼馄饨、油条豆汁的香气。行人、车渐渐多了起来。
我突然觉得,北京真好,这个早晨真好。尽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是个美好的愿景,但世界不能没有城市,中国不能没有北京。这个正向“世界城市”阔步前进的祖国首都,正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强力吸引纳着成万上亿(北京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流动人口之比为1:16)的人群来打拼、漂泊、寻梦,他们在阳光照不到的幽暗的地下室,在“胶囊”公寓,在地铁站,在中关村……北京无情筛选着全中国最优秀的分子,才变得如此气度不凡,气象万千;北京城更有千千万万平凡的百姓,踏踏实实地早出晚归,无怨无悔地打捞日月,从从容容地迎接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