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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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来，连续走了1200余公里的路，最高点是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最低点也在4600米以上。我整个人都快散架了，坐在车上，用棉大衣盖着，还觉得浑身发冷，不，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脑袋像是要炸开了一样，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甚至，不知能不能安全回去。自己一百斤的体重，还有颈项上那颗智慧的脑袋，都像是个巨大的负担。我知道，高原缺氧个绕不过去的鬼，总会伺机作祟，看着民警们爬上爬下，把30余座大桥全巡视一个遍，我疑惑他们是否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没想到的是，第三天早上，我勉强从床上爬起来，用冰水洗了洗脸，竟然一下子轻松多了。
“这两天，王记者太辛苦了。”格尔木铁路公安处治安巡警支队张副支队长很客气地说。他们决定带我到两江交汇处去领略领略源头风光。
“唉呀我这算啥呀，你们天天都在这儿呀，我能呆几天呀？”我有点不好意思。
“那不一样呀，我们是应该的。”张新林争辩道。
看着那一张张真诚的脸，我不再说什么了。
高原上的山水我不是没见过，但造物主就是这样大手笔，他从不取巧抄袭，从不偷懒拷贝，所以山川河流没有一处是雷同的。行走在长江源头的山川地貌间，我的心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火候”，尽管我的身有时力不从心。
然而，此刻的我，没有料到，这是一次历险。
我们的目的地是两江汇合处。民警们说，这里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的，那里的江源风光挺不错的，水里有鱼，天上有鸟，还有很多鸟蛋可以捡呢。我不知虚实，一听就乐了，高原反应似乎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来一趟长江源实在太不容易，过去，一些探险家穷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到达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实在算得上是命运的宠儿了。说走就走，两头猎豹一前一后，撒着欢儿上路了。前面，支队长和“沱沱河通”张新林带着几个懂藏语的协警员带路，后面，我和周处长还有宣传科的安哥算是客人，紧随其后。
草原太大了，也太洪荒了，一条河流和另一条河流，有几处相交汇，实在说不清楚。他认为的那个交汇处和我们想去的那个交汇处，究竟是不是一处，在这个地方，实在也不好说。民谚说，好问的人不会迷路。凭着若隐若现的车辙，我们逢人就打听，可还是几次迷失了方向，经过几次折返，原本坚定的信心有些动摇了，最后不得不带上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汉子。他戴着墨绿色的大沿礼帽，黑红色的脸蛋上像蚯蚓一样布满了红丝丝，是典型的“高原风光”，看上去有三四十岁，一问才知只有二十一岁。小伙子指点着我们一路行驶，途中遇到一位牧民，再次核实了方向，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俗话说，山再高也高不过鞋底儿，路再长也长不过车轮儿。当一片碧水出现在视野里，我们兴奋起来。然而走近一看，警长才说，这里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我的心像是被搁在了搓板上被来回地揉搓着。这是一条普通的河流，没有交汇处的大气象，但因为路途的周折，谁都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留在原地钓鱼，一路继续去寻找两江交汇处。草原上的便道虽然又远又长，不知它最终指向哪里，我们还是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耐心地去找。司机小崔眼睛眨也不眨地握着方向盘。三天来走了两千公里的路，他刚才还说头痛，可一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就又恢复到了工作状态。
正走着，突然座位一沉，小崔一声“坏了！”翻身下车，果然，后轮陷进了沼泽地。红军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沼泽是一个危险的符号，它常常和死亡连在一起。没想到怕啥遇见啥，没办法，赶紧去找附近的那家牧民吧。远处峰峦叠嶂，水天相连，风呼呼地吹过耳际，不一会儿我站在原地就打起了哆嗦。看着仅有的老、中、青三个男人，全都挽起袖子卷起裤腿又是搬石头又是挖泥汤，而我又帮不上什么忙，还要让他们操心，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累赘。脚下已经汪出两脚窝子水了，双脚也麻木了，还流起了清鼻涕，原本有些轻微咳嗽，这会子好像越发严重了。偌大的山里静得出奇，只有风声，仿佛从古吹到了今。目之所及，山坡上只有一座房子，一个牧民妇女，赶着一些零零散散的牛羊。我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我一边告诉自己要镇静，一边朝她家走去。
那座房子好像就在几步间，走起来却那么远，我想起了那句望山跑死马的古话。冷风吹来，我感到，倒毙在草地上，倒毙在被狼吃剩下的牛羊尸体旁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怪不得藏族谚语说：倘若没有吃过苦，就绕大山去走走。
终于，我走到牧民家里，同行的刘大队正在努力和那位牧民妇女交流，女人全身上下被羊皮袍子裹得严严实实，头脸包着鲜艳的粉红色头巾，只露两只大眼，看不出年龄。刘大队嘴唇青紫，说起话来，一句三喘，他央求她将摩托车借给我们，去找同伴，但不论他怎么说，女人只是摇头，她不能让陌生人不清不白地就把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带走。
看着我们冻得瑟瑟发抖，她虽然不同意刘大队骑她的车，却推开房门，示意我们进屋。迈进屋子那一刻，我才感觉到屋子里真好，有炉子的屋子真好，有酥油茶香的屋子真好啊。捧着阿妈倒的热茶，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五百万大奖也不换。
屋子里陈设简单，两边是两组沙发兼床铺，中间一个加长加宽的炉子，房间一角的柜子上，供奉着一张14世达赖喇嘛的照片，下面注的是英文。女人去掉头巾，露出紫褐色的脸膛，两个女儿，一个叫吉毛措，一个叫巴桑拉姆，看上去十几岁的样子。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多少牛羊，她们只是笑着摇头，看来，她们根本听不懂汉语。
车辆陷进沼泽，大家陷入了僵局。在这深山里，手机根本没有信号，即便警务区值班民警打给我们，我们也接不到。在这深山里，原本穿透力极强，在城市里象征着正义和力量的警笛，却近乎哀鸣了。伙伴们能听出我们的求救声吗？
如果天黑前他们还不出现，我们就只能窝在藏胞狭窄的屋子里凑合一夜了。眼看着越挖积水越多，垫了石头也没有用，伙伴们放弃了努力。
我们陷入了僵局。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伙伴们出现了。
原来，我们半路带的那个向导来邻居家取车，阿妈不肯出借的摩托车是他暂时存放的。草原上的“邻居”，和城市里你挨我我挤你鸟笼一样的邻居们可不一样，他们串一次门得靠汽车或骑马。他们相距很远，却经常走动，而城市里的邻居们，门对门都不知对方姓啥。在极地高原，人们相信，没有木头，支不起房子；没有邻居，过不好日子。在极地高原，人们还相信，好人自有好报。
伙伴的出现，宛如神灵天降，出人意料。神秘的藏地高原，真的有神灵护佑吗？几乎就在一瞬间，一盘不好收拾的残棋变得简单。大家顾不得多想，趁着向导去找钢丝绳的空子，搓着手，跺着脚，全都钻进阿妈家，躲避风寒。太阳刚才还躲在山洼里，此时又失足跌进了湖水里，天越来越黑了。这一天，只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的我们，肚子早咕咕叫了。想不到阿妈和我们的协警员土旦旦巴还是远亲。阿妈端出了风干肉、羊油饼和酥油茶，招待大家。
土旦旦巴瘦瘦的身材，瘦削的脸，是青海民族学院藏语言文学的毕业生。他的汉语几乎和藏语言说得一样好。凭着他熟悉草原、会藏汉双语的优势，给警务区的工作增色不少。看着他吃得那样香甜，喝得那样滋润，尤其是和阿妈的交流那样畅快，让我好生羡慕，真想马上就学会藏语。问他和阿妈聊的啥，他笑笑说就是家里的事。原来，前年，有人开车打死打伤了他家两匹马，打死的马匹就撂在草原上，人却逃了。阿妈只记得车上依稀有“铁路”的字样。听到这儿，我们忙说可能误以为是野马了吧？土旦旦巴也说：“可能是吧，要不然怎么会？”土旦旦巴和阿妈以善良的心揣测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
坐在暖烘烘的房子里聊天，似乎已经忘记了误入沼泽的绝望，倒仿佛是过了一次别样的节似的。我问土旦旦巴，藏语的谢谢怎么说。土旦旦巴告诉了我，我照猫画虎地朝着阿妈双手合十：“牙雄！牙雄！”阿妈笑了，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那样的笑容，就像是草原上灿烂的阳光。
踏上归程，先将向导送回家，他跳下车钻进屋子遂又出来了，手里多了一个盘子，盘子里托着白饼，挨个送到我们面前，享用不了风干肉、羊油饼的我眼前一亮，这样的食物和我们汉族人吃的饼子是一样的了。我欣然拿起一个就啃。现在想来，这个白饼，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香的白饼。
回味着它的香味，满载着藏胞们的情谊，回到警务区时，夜已经深了，大家七手八脚把钓来的鱼收拾干净，下锅一炖，整个警务区便弥漫了清新的鱼香。回想这一天，我们身陷绝境，又绝处逢生，虽没能抵达两江交汇处，但我的心却得到了极大满足。我感到，有时候，生活就像一场戏，却远比戏更丰富，更生动，更精彩，其中奥妙，即便我穷尽一生，也无法言尽。
吃着亲手在长江头钓来的鱼，一天来的疲惫全都不见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自然而然地聊起了草原，聊起了沱沱河。张新林说，像今天这样误车的事情，他们时常会遇到。聊起初来沱沱河时难以忍受的缺氧反应，警卫时和狼斗智斗勇的惊魂一刻，巡线路上的寂寞孤独，和藏族牧民签订和约书的艰辛，风雪夜营救遇难旅客的情景，下山后见到妻儿那死里逃生般的喜悦，民警们无不感慨万千，动情之处，英雄儿男竟然声音哽咽，潸然泪流。我原本冷静的心，再一次被震动了。打开笔记本电脑，一种情愫如泉水般涌流而出，手指跳动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就到了黎明。总有一种境界叫人感动，总有一种感动，触痛心底那根有些麻木的神经。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格流失的时代，是谁，为了谁，挑战生命极限，默默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勇敢地追求着一种人生的高度。
翌日清晨，我拉平床单，拖净地板，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供过我氧气的氧气瓶，转身走出了房间。与民警们一双双有力的大手紧紧相握，有一种力量传递予我。透过车窗，我看见，长江源头处处白雪皑皑，那是江源人纯洁的心扉，在敞开着；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那是民警们的脸庞，在挽留我。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刹那间爱上了草原，爱上了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