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

2010年初春，我到敦煌游览，那西北的风吹起来真如刀刮脸啊！当时，想都没想这个千佛洞是些什么样的人在管理和守护的问题。直到2016年12月的一天，在成博报告厅听樊锦诗先生的“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学术讲座。看着讲台上那个弱小的身躯，凑着台灯看讲稿还略显吃力的先生，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么大大的敦煌，是一个弱小的樊先生带领的团队支撑起来的啊！

看着她：走路慢条斯理，说话不紧不慢，但是铿锵有力。她的内心似有一股力量不时地迸发。

时间回到1962年，樊锦诗到敦煌实习，艰苦的生活令她水土不服，咬牙也坚持不下来，她的身体太过瘦弱，只得提前回校。

可她大学毕业之时，依然选择去敦煌。父亲担心这个曾因病差点丧命的身体羸弱的女儿难以承受，写信恳请学校阻拦她，信却悄悄地被扣下。

这股力量，坚定着她的决心。

毕业分配，原本她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国家建设到处都需要人才，她的先生彭金章就分到了武大。可是她毅然要去那个水土不服，整日风沙漫天的地方。这股力量的强大与她那身体的弱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她的回答是：“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选择去敦煌，因为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国家，就是她这股力量的源动力。

然而，她对自己的选择是很轻描淡写的。“我不像很多报道中写到的那样厉害，我去敦煌是服从国家分配，几次想离开都没有离成。”她所说的几次想离开，都不是发自内心的。不然她又怎么会：“躺下去想敦煌，醒过来还想敦煌”呢？

她与珞珈山下的彭金章许下三年之约，可又违约了。换来的是彭教授为结束十九年的两地生活追随她到了敦煌。撇开研究者的身份，她们也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也会有每个家庭的生活难题。她曾敞开心扉说：“其实后来有段时间我也想过，我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呆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自己慢慢慢慢也跟石窟有了感情，非常复杂，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 的确她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

身为女性，她要养育后代。女人的孕产期是身体和身心都非常脆弱的时期，而她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时候，也没有想过离开敦煌。她挺着大肚子还与大家一起帮助老乡摘棉花。第一个孩子将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彭金章看到，他们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

在敦煌呆久了，西北大漠的风沙吹硬了樊锦诗的吴侬软语，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道道印痕，却从没改变她坚守敦煌的那颗心。“这里的前辈们不希望我走，老人家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段先生也罢，还有别的先生。大家对我的感染，特别是这个洞的魅力，我们的责任，最后就没走了”，她很淡然。

长久以来，樊先生都很神秘。她单纯简朴、低调谦和，将自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画图卷之后。尽管如此，她带领的团队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历史的功绩一定会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