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墙上的二胡

那年，父亲调入一个在省会的部队医院，我上小学二年级。之前他的部队在一个县城里，因此母亲只能留在了那里。一个小女孩跟着父亲生活真的很不习惯。

在我眼里父亲是严厉的。不习惯，有什么悄悄话不好跟父亲讲；不习惯，有什么鬼念头不愿跟父亲讲；不习惯，女孩子的娇气在他那里不大行得通。

可是逗起院里的孩子，父亲可以说是“嬉皮笑脸”，许多孩子的小名他都能叫得出来。孩子们跟他也是没大没小的，觉得他长相与一个老影片演员相似，就跟他打趣：“丁根宝，丁根宝，穿不暖，吃不饱。”到了星期天，孩子们就把自己得意的“像章”拿出来炫耀，纷纷拉着他要照相。当年的左邻右舍，如今留下的很多“手捧宝书，胸戴像章”极具时代特征的照片，都是父亲给照的。

那个年代，晚上学习开会是大人们的常事，偶有在家的时候，父亲就会取下挂在墙上的二胡拉上一阵。记得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是伏在桌前完成父亲要求的每天两页描红，因为没有兴趣，做起来心里是不愉快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听父亲拉的二胡曲，会自然地生出思念，生出伤感。我会想母亲，想小伙伴……感觉心里酸酸的。正是童年对二胡的刻骨印记，导致我一直不大喜欢听二胡。

兴许是女孩的天性，又兴许是我听出了二胡曲里的音，小小的我竟晓得尽力做些事，帮着父亲分担。到食堂买饭成了我的任务，放学路上我再也不会嬉闹耽误，生了病我会自己硬撑着去看医生。每天自觉完成功课和描红，等待父亲的检查。父亲再拉琴的时候，我也不出去玩了，只在旁边做做小手工，什么沙包啦，红豆串啦，剪纸啦，好像当当他的听众也能让他感到宽心似得。

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的成分不好，那个年代这个是要被反复揭的伤疤。多少个晚上，他的伤疤在流血，心里在隐痛，可是苦能向谁述？也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堂哥因被认为说了一句什么话被定为反革命，从部队遣返回乡生计都成了问题，找他他也无能为力，他是悔，惧交加。因此，父亲的忧虑和压力可想而知，家庭的成分加上有了这样一个“有污点”的亲戚。对一个人来说，如果说排解生活压力不易，那排解精神压力就更难。何况这些内情是秘而不宣的。

父亲早年就患有肝病，如今已离世20余年。也不知他的患病与那些年的忧虑有无关系？每每忆起这些，真的感觉他们那一代人太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