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此初心。当我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心中五味杂陈,感概万千。
记忆河流上的船,多年风平浪静的沉寂后,再一次被风启动,开始了它漫无边际的漂荡之旅。
十八岁,我在常德安乡县一个亲戚的介绍下,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养育我长大的农村,随亲戚南下广东,进厂,上流水线。在一家台资工厂(百茂鞋业有限公司)当了一名普工。
面试时填表,我在“学历”一栏里,犹豫了很久,我怕人事部招工的美女因为我小学学历不录用我,我第一次忐忑不安地填了“初中”,后来,我顺利进到鞋厂编鞋组,开始了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打工生涯。
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工作是忙碌而又辛苦的,汗水伴着泪水,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是无法坚持下来的。想着贫穷的家乡,想着手抓黄土、背朝青天没有钱供我读书的父母,想着弟弟还要继续的学业,我咬紧牙关,熬过了无数个日月。
挨领班的骂,遭年长的大哥、大姐、阿姨们的白眼、速度太慢遭嫌弃成了家常便饭。他们记件拿薪,都只顾做自己手上的活,根本顾不上别人,和你非亲非故,就算帮忙也是极不情愿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我那时就见识了。敏感,脆弱,无助常常将我淹没在异乡的天空下,我像一只迷路的羔羊,艰难地在茫茫旷野里行走,形影相随的是无尽的孤独。
因为第一次远离故土,有太多的不适应困扰着我,讲惯了家乡土话,当地的白话像鸟语,一句也听不懂,交流时你看我、我看你,比划来比划去,大眼瞪小眼,上街买东西跟当地人无法沟通,说普通话又特别别扭,一出口就跑腔走调,闹了不少笑话。
吃惯了家乡土菜,工厂食堂里的菜无法下饭,菜里没有辣椒,带甜味,汤汤水水多,每次吃饭,只能说是应付肚子,如果实在吃不下,就花两块钱在外面小卖部里买几包豆鼓或麻辣酱,可以多吃几口饭,干活才有力气。
习惯了在家里关起门用大木盆洗澡,第一次进工厂澡堂,我感到面红耳赤,特别难堪。二三十平方米的女澡堂里,只见每人提一只桶,光溜溜、一丝不挂地先后洗浴,水声,嬉笑声在水汽弥漫的空间里响应,女人们进进出出,好像都见怪不怪了。我常常是躲在靠边的墙角,速战速决跑出澡堂,然后在外面过道上蹲着洗衣服。
不适应的还有宿舍里的铁架床,睡上铺要爬上爬下,翻一下身子就揺摇晃晃。晒衣服只能晾在走廊上,人在下面走,水就会滴到头上。开水要跑到食堂去倒,一去一来,等坐下喝时就冷了。有时赶货要加班到深更半夜,领班只打发一包方便面,有时上完白班转夜班,够你晕头晕脑团团转,找不到东南西北。
南方蚊子多,赶不尽,打不完,不知与蚊虫斗争了多少回,但每次都以失败和无奈告终。它们依然猖狂,阵容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可恶。一觉醒来,身上冷不丁的红包遍体都是,水泥地板上的蟑螂到处爬,走路不用看,落脚处一定有被踩死的蟑螂尸体,大的长了翅膀会飞,经常飞到床上和蚊帐上,很难抓到。宿舍里的室友们每次进行大扫除,人虫大战,我们总是累得够呛!
更不适应的是酷热难耐的天气,进到车间,如进蒸笼,每天穿在身上的工衣总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下班后,人就像从水池里捞出来似的。都说环境创造人,我佩服我的工友们,在广东这样的大熔炉里修炼成了金钢不坏之身,坚持在底层奋战,吃得苦,霸得蛮,比超人还要厉害。
年轻就是资本。再累,我也不会让自己陷成一滩稀泥在硬板床上躺平。只要不加班的晚上或节假日,我把属于我的每一寸光阴利用起来,看书,听收音机,过一种沉浸式的休闲与放松的业余生活。
那时的我,什么书都看,地摊上五毛、一块钱淘来的旧书旧报纸,还有纸质低劣的盗版书,只要没有严重破损,都会被我收入囊中,码放到我的床头,在书中,我寻找到了更大的天地,我学到了我的父母之外社会上学不到的知识,那种好奇带来的快感,欣喜和感动为我的打工生活,注入了许许多多新鲜的血液,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到了比面包更难得的东西。
虽然我喜欢买书,但看过之后的书我不会再去翻动,也不会视书如宝,许多书都送了人,谁看上了谁就拿走,吱一声就行。后来我结束10年打工生涯回到家乡,行李箱里只有一本极有纪念意义的书,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的《真情永远》文集,上面有我的处女作,其它书一本也没带回来。
那时看书累了就听收音机,顺德市大良镇当时有一个很不错的电台栏目,叫“城市的声音”,主持人叶纯甜美的声音,每到晚间十点时就会响起“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在你的心空,点亮万家灯火,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座城市的声音。”她的语音很特别,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她每期都准时分享异乡人的故事,异乡人的心声,是很好的治愈系良药,不知给了多少打工者精神上的寄托,送去了多少心灵上的温暖。我是她最忠实的听众,她给了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抚慰和关怀。
书看多了,就产生了写的冲动。别人能写,我也可以写。我想尝试着写一篇文章,来证明这一年的书有没有白读。
我对写作完全是陌生的,底子薄。偶然间,一本《大鹏湾》杂志上的征文广告深深地吸引了我。
那是一则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全国征文广告,我既高兴又慌神,喜的是机会难得,慌的是我的水平有限。我一定要写一篇参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下,试比不试好,于是我下了决心去写。
刚巧,工厂里有一工友下楼摔成骨折,被送进医院医治,她举目无亲,老父亲从千里之外的贵州老家赶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我深受感动。以此为素材,用第一人称“我”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标本父爱》,反复修改后,复印到了崭新的稿纸上,按杂志上的地址寄了过去。
大概两个月吧,我收到了来自深圳宝安区的特快专递,我拆开一看,有一张“全国征文优秀奖”证书,和一张《深圳特区报》,我的名字榜上有名,我欣喜若狂,把文章看了又看,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随后邮局的汇款单不约而至,稿费80元,当时工资每月300元,这笔稿费算是巨款。
半年过去,一本“亲情友情爱情”的文集,送到了我手中,接到书的时候,感觉沉甸甸的,真不敢相信是真的。从此,我喜欢上了文学,喜欢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用文字去编织,去表达。
18岁的处女作给我插上了飞翔的翅膀,19岁,20岁发在《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大鹏湾》《故事王中王》《打工族》《漂泊》《星星文学》等杂志上的散文随笔也就自然而然了,有些杂志在文末附上了我的通讯地址,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像雪花一样向我飞来,我根本没时间逐一去看,我只专注读和写,写作热情水涨船高,不停地写,沉迷其中。写作给我带来的感觉无法形容。现在亦如此,一如既往的专注与认真态度,就算打雷扯闪、风云变幻也惊扰不了我。
我并不知道一篇文章能引起多少关注,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插曲。
百茂鞋厂上班的第二年,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在仓库做收发员,大门保安打了电话叫我出来一趟。
像平常一样,我以为是供应商送货过来找我拿放行条。我四下张望,并没有,只看见从一辆黑色小车上下来了一个人。“你是全红莲”吗?我一愣,这个人好听的男中音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我打量了他一下:一身得体的黑色西服西裤,天蓝色领带,脚下一双深棕色皮鞋,眉目清秀,文质彬彬地走向我,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米黄色信封要递过来。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问“是谁给我的信”?他说是受一个朋友之托送来的。我跟陌生人讲话浑身不自然,脸红脖子粗,不知所云,沉默往往会越来越尴尬。我道了声谢谢,慌忙地溜进了厂里。后来我回了一下头,那辆5个圈的小车还停在原地。
信,当时没有看,被我塞进了办公桌里。
没想到第二天,他打电话进了仓库,总机转的分机,好听的普通话再次响起“阿莲,你觉得那个人写的信怎样?”我吓了一跳,心跳得厉害,说还没看,电话那端沉默了好几秒,然后回了一句“等你看完信我再联系你。”
也许是天意,工厂因为人事调动,我被调往其它部门,电话自然没有机会接到。就这样,我与这封信的主人擦肩而过。因为他在信里没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之后他所有的来信我一封也没回过。
我那时真是傻得可爱,竟没有把打电话的和写信的人联系到一块。他们其实是一个人,我万万没想到而已。
看了信才知道,他是一个在顺德工作多年的汽车美容店的老板,曾当过五年的洗车工,由于原老板不想做了低价盘给他,他接手后生意红红火火,门面越做越大,由于少言寡语,不善与人交际,26岁一直单身。他也看杂志,说看了我写的文章,感同身受,所以就给我写信,因为不远,他就直接送到厂门口了。只不过,第一次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就是写信的人,因为是初识,他没有想到用更合适的方式和我套近乎。
前后一共收到他三封信,后两封是我下班后门卫转交给我的,我其实想回信的,只是因第一面他对我善意的一句“替别人送的”话而耿耿于怀,而稀里糊涂地不爱搭理他而不了了之了。
多么小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来都觉得可笑。就让我为第一次懵懂的无知划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我保留了他的信。世界那么大,太容易的遇见,也很容易消失在人海。
信一直在,再次翻看,一种别样的滋味涌上心头……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时光匆匆,已经消磨掉了我们身上的激情、锋芒和棱角,让我们不再年轻,不再任性,不再对这个世界充满无知和不屑,当一切随风而逝,我们要面对的是当下和未来,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善待生命,感谢参与过我们生命所有的人和事,人生之路才如此丰富,如此有意义。
跌跌撞撞、恍恍惚惚一路走来,在远与近、得与失、聚与散、真与假、清与浊、是与非,因与果之间,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前进,变得柔软,变得踏实,变得沉稳和低调,认认真真地活,过好每一天。
只此初心,见字如晤,被触动的不仅仅是关于对青春时光的怀念,我更怀念的是当初初涉社会时人的真挚、诚恳、纯净的心灵。只此初心,无可复制,谁也模仿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