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栋瓦屋

那一年，刚出生的我来到了这里，从此我的心就和她紧紧相连……

1.

 在我心中，有一个深藏不出，从未见诸任何地图、更极少有人知道的地名：八栋瓦屋。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就在这里呱呱落地，然后咿呀学语，然后蹒跚学步，然后慢慢长大，然后离开这里到外地求学，然后辗转他乡上班，然后的然后，看着她一天天变得苍老，变得憔悴，变得面目全非，直到有一天急切地想留住她时，忽然发觉自己已不再年轻。

 2.

 八栋瓦屋曾经显耀一方。

 她坐落在从前的江南第一大农场，原国营钱粮湖农场农科所，是所里干部职工集居地。横两栋，竖四栋，整整齐齐，每栋十间房，住五到六户人家。最早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前一律栽着梨树，后来才改种的苦楝树或水杉树。梨花盛开时，如果能有无人机俯拍，一定非常秀美壮观。说是瓦屋，其实是最老式的青灰色小瓦，配上半土砖半红砖的墙身，用泥沙和着粗石灰砌成。那个时代水泥少而珍贵，室内连水泥硬化都没有，一律的泥土地，简单的石灰墙，远没有后来建造的红砖红瓦房那样豪气。但它们已经是当地老百姓最向往的居处了，因为当时与它们相映成趣得更多的还是成片成片的茅草房。

 屋顶与墙身一律素面朝天，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唯一的点缀就是墙身上用粗石灰水刷出来的一条条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东方红，太阳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打倒走资派XXX”之类。就是这些来自我幼儿年纪里非常遥远、非常零星、非常模糊的记忆，却让“八栋瓦屋”时刻激情澎湃，时刻斗志昂扬，连同她的左邻右舍，无不如此。时代的风云，真是伟岸，胜过一切科技的风流。

 两竖排瓦屋之间，自自然然形成一片开阔的长方形的活动场地。最早的农科所办公房，一座纯红砖的结实的仓库便横在两竖排的顶端。如果能够在平面上悬挂出来，八栋瓦屋就像一副对联，左右两排，分别像上联和下联，而农科所办公房便是那横联，领袖着八栋瓦屋的居民们奋斗在艰难的日子里。

 上联：男女老少齐上阵；下联，工农学兵一起冲；横批：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契合的一副对子。

 左右两排瓦屋之间，那片开阔的天地是所有人最爱的娱乐场所。小孩玩游戏，大人唠家常，春节舞龙狮，集体搞活动，这里都是绝对的“奥运会鸟巢”。几乎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在这片天地红过脸、骂过人、打过架、摔过跤，流过泪，受过伤，赌过咒。事后，却没有一个人记过仇，使过绊。孩子们所有的天真、浪漫与荒唐，都被八栋瓦屋无声地记下、又悉心地劝解，最后敦厚地消融。

 每隔一段时间，所里就会接农场电影队来放电影，这一天是八栋瓦屋盛大的节日。放映员姓姜，也住在八栋瓦屋。他总会提前告诉我们电影的片名，让大伙翘首以盼的心早早有了一个放飞的方向。幕布扯在顶头仓库朝里那面墙上，左右两边乡亲们会赶集一样自带矮椅子、小板凳聚拢来，场地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还会加高到1米多高，然后装上放映机。即便再挤，乡亲们也会自觉挪出一方空地，以免影响姜师傅放映。整个电影播放期间，姜师傅都是八栋瓦屋最神圣的核心，他放映的那片空地俨然最革命的圣地，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侵占。

 我最早接触国学，一定是从这些儿时的电影开始，动画片《齐天大圣》《哪吒闹海》《白娘子传奇》……让我后来如饥似渴地到处搜寻原本原著来补全那些电影的片段；我最早的家国情怀，一定也是从这些儿时的电影开始，黑白片《铁道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让我始终义愤填膺地发酵着那些电影细节点燃的爱恨情仇。每次电影散场，我都意犹未尽地挤进同样意犹未尽的人群堆里，在一片绘声绘色的叽叽喳喳声中，一遍一遍回味那渐行渐远的缠绵悱恻与烽火厮杀。

 这大约就像现在的送戏下乡活动。不过如今各类娱乐节目满天飞，一部手机在手，天下世界我有。往往新戏一上映，盗版即出，几乎所有视频app里都能看上，电影院也越来越边缘化，从过去的蜂拥而至，到如今的门可罗雀，被人爱理不理的尴尬，很有些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味道。所以要想努力维持荣耀，只能主动送节目下乡去，不断的刷刷存在感，以维持一些民间的热度。

 就像八栋瓦屋一样，她的风光，只能悄悄退守在半个世纪前孩子们的嬉戏打闹中，或者默默坚守在半个世纪后老人们的耄耋烟火里。

 3.

 八栋瓦屋曾经风云一时。

 最早住进这里的人都属于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符号：农垦一代。

 上个世纪50年代，钱粮湖农场这片土地还基本在洞庭湖底沉睡。露出湖面的仅有层山及周边十几平方公里山地，和它相邻的还有君山、官山和民山，不过这三座山都不在农场辖区内。这里最悠久最珍贵的文化景观非马王庙莫属，东汉名将马援一生无数次征战的某一回经过，造就了层山方圆百里内的至高无上。而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层山似乎千百年来一直等待着更为强大的军团来发扬光大。围垦农场就这样千呼万唤而来，农垦铁军就这样豪气冲天而至。

 许多年过去，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八栋瓦屋”其实是一场战争的洗礼品。这场围挽洞庭湖、与天斗、与地斗的战争，是上世纪50、60年代共和国江南地区最热血的大事。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精英人物，抛家弃子，背井离乡，扛过野猪豺狼，扛过饥寒交迫，扛过血吸虫病，扛过野菜草棚，将最灿烂的青春与最慷慨的高歌留在了洞庭湖，留在了国营农场，留在了艰难的岁月。八栋瓦屋这种当时湖区新建的居民房，正是战争胜利后，战士们拥有的第一次喜悦。他们改天换地，让湖泊变成良田，让草棚变为美屋。

 这里汇聚了一大批下乡知识青年与干部，在队长都算得上大官的乡下，这批下放群体中隐藏的大人物据说数不胜数。更据说，上个世纪60年代，一位中文名徐飞的落难朝鲜大人物便避居在八栋瓦屋的第三栋。农场最早的气象站与农科站就建在八栋瓦屋西边不远处，当时农场几乎所有一线气象人才与农业科技人才都在那里。在那时人才匮乏的农村，“八栋瓦屋”绝对算得上书生云集的硅谷了。

 这些人带来了五湖四海的文化，带来了五湖四海的情怀，也带来了五湖四海的干脆。他们不屑花里胡哨的解释，不屑拐弯抹角的打听，口口相传地将农科所“八栋瓦屋”这个最朴实最好认的外观推广成家庭住址。每逢有外地人到这探亲访友，或办事问路，熟悉者一定会告知，某某某就住在农科所“八栋瓦屋”哪栋哪边。学生时代，我无数次这样向同学或朋友介绍自家的住处：农科所八栋瓦屋第八栋东边第一户。久而久之，“八栋瓦屋”这个称呼竟比农科所某队某组还通行还管用。

 虽然居民不多，加上住在周围几栋茅草房里的人也不过两三百人，但奇人却不少。我就有这样一个长辈，姓季，是外婆的表兄弟，大家都叫他季癞子，我则亲切地叫他季姑爷。季姑爷会一手绝活：敲三门鼓。每逢夏夜乘凉，他就会坐在一张竹板凳上，左手拿着一个铝盆，右手拿着一根筷子，边敲边唱起来。他总是从薛仁贵征西开始。昏黄的月光下，瘦小的秃头姑爷眯着他那一双永远擦不干净眼屎的眼睛旁若无人地唱起来：

  薛仁贵听了梨花一番话，

  忍不住二目含泪心里酸。

  梨花呀，父帅我今天答应你，

  马上马放回冤家薛丁山。

  好孩子千万不能，你寻短见，

  你得忍，会有团圆那一天……

 唱着唱着，赶过来凑热闹的乡亲们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挤成一堆，叫好声此起彼伏，等那句“除汉虏贼，收匈奴亡”一出，围观者全都被惹得热泪盈眶，连夏夜也沸腾起来。

 季姑爷一辈子没能娶上媳妇，自然也没留下后人，这让他活得极卑微，也极憋屈。在那个连教师都被推崇为“臭老九”的狂热年代，虽然爱听，却并没有谁去学三门鼓这看似比下九流还不入流的民间说唱艺术。倘若是当今，以他这门才艺，相信很容易就能发家致富，更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混上个网红达人。但就是这样一位民间艺人，却一直孤独地生活在八栋瓦屋后面的茅草房里，直到老去。因为没有子女，也没收过徒弟，季姑爷的三门鼓没能传承下来。每每想起他，我的心里，便会不由自主地跳出一句风靡武侠世界的话：江湖从此再无三少。

  又一年，长大的我离开了这里，但我的情却和她始终相连……

 4.

 八栋瓦屋曾经荫庇一代。

她身后东北方向是我们这里的最高学府也是唯一学府___农科所小学。不仅农科所的所有孩子们都在这里入学，邻近六分场、实验站甚至更远地方的孩子们也慕名前来。我从家里出发到学校教室，两分钟时间就足够了。那时候每天晨读会先敲预备铃，铃铛很简陋，是用一只封闭的小铁皮桶做成，敲铃师傅会在课前五分钟就早早地敲打这只铁皮桶。清晨温柔宁静的阳光下，铃声格外跌宕起伏，一下子就传遍八栋瓦屋。屋内便会接二连三涌出来不及扒完最后一口早饭的孩子们，成群结队急急忙忙向教室跑去。成群结队的还有被铃声和脚步声惊起的喜鹊、布谷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小鸟，在它们“呼”的一声纷飞的踪影里，孩子们开始了一天的学习。

 朗朗书声中，这些孩子们，在简陋学校、简陋课堂和简陋书桌边慢慢长大。他们没有丢“八栋瓦屋”的脸，几乎都像父辈一样，很纯朴很善良很勤劳也很争气。一家姓胡的邻居，三个儿女，便先后都以农场当年第一名考入了重点大学，成为八栋瓦屋的美谈与骄傲。跳出农门，是所有人最直接、最干净和最卑微的奋斗目标。我童年的兄弟姐妹们，有的考进少年大学后又移民海外，有的进大报社当上了文学主编，有的鏖战商海创业，更多的也如愿跳离农门，虽然只是在简单的岗位上简单的工作，却能安稳地笑看半生风云。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田野，即便务农，他们也始终规规矩矩，一辈子的耿直忠厚，贫苦却不贫贱，操劳更有操守。

 八栋瓦屋身后正北方向是整个钱粮湖农场真正的生命之河___狗尾巴河，更是我们的母亲河。河堤脚下是一排茅草房，茅草房与八栋瓦屋之间是一片菜园，其实更早的时候这里还不是菜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才开始允许老百姓自己种养。菜园东边紧挨着学校，夹在二者之间的是一条两米来宽的泥巴路，连接着狗尾巴河与八栋瓦屋，距离大约两百米。

 从五六岁开始，我就要帮父母去河里洗菜挑水。那时的狗尾巴河，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河水常年清澈见底，各类鱼儿成群结队，是我们最放心最依赖的生活保证，直到如今都从没听说过有人因为喝了她的水而生病的。洗菜不困难，除了冬天冷一点，偶尔伸手就能抓住一两条肆无忌惮的小鱼，累却有趣。挑水就有些折磨了，短短的距离，总要挑出一身汗，几趟下来双肩总被磨破皮。慢慢的，汗越流越少，也不再磨破皮。我也不再挑水，而是提水。起先一趟只能提一桶水，双手轮换着提，后来，开始用双手一次提两桶水回家。提着提着，就忽然长大了。

 无论冬夏，狗尾巴河都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最冷的一些冬天，河面上结出分米厚的冰，有大胆的就会在河面上滑冰。夏天更是男孩们的天堂，一到黄昏，都不约而同地躲着大人们向河里聚集。狗叭式戏水，木棍式打鱼……叭着叭着，就无师自通为游泳高手了；打着打着，就熟能生巧为捞鱼专家了。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刻意训练过，却精通了好几项体育运动，并且耐力颇好，想来，定是无数次往返八栋瓦屋与狗尾巴河后的意外收获。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越在乎就越难得到，越不经意就越唾手可得。

 那些时光如此快乐，如此难忘。在这里，我看到一群又一群兄弟姐妹们成人成家、谋身谋业；又看到一个又一个叔伯姨婶们生老病死、长埋地下；还看到一户又一户左邻右舍们背井离乡，再无消息。在贫瘠艰难的岁月里，八栋瓦屋就像一个大家族，给了我，给了我的家人，给了我的乡亲无数的富足。让我们平安地学习，平安地长大，平安地生活。

 5.

 八栋瓦屋曾经劫难一瞬。

 大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文革”结束，下乡知识青年纷纷回城，下放干部纷纷落实政策，八栋瓦屋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居民变迁，记忆中我就有两个小学同学随父母一同回到了长沙。回城的最熟悉的长辈是我幼儿园的老师胥老师（或许又叫习老师）她是最早来这里的那批知识青年，也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她们的离去，不仅带走了一副副熟悉的面孔，也带走了一缕缕飘逸的书卷气，八栋瓦屋内敛的光芒一下子黯淡了许多。多年以后我来到湖南师大读书，意外地发现胥老师居然也在师大工作，这让我瞬间觉得这所学校无比亲切起来。

 彻底告别计划经济时代后，责任田到家到户到人，父老乡亲们生产热情越来越高涨，与此同时，大伙也越来越热衷于单干。农科所最精英的那个团队农业技术员队伍越来越瘦身，他们纷纷另寻门路，从前水田旱田里技术员身影满天飞的热闹场面再也难看见。率先致富的一些大户纷纷搬离，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了更漂亮的红砖红瓦房，还有人住上了小洋楼，一同被搬离的甚至还有门前屋后的老树们。熟悉的人熟悉的事连同熟悉的树越来越少，只有八栋瓦屋依然那么亲切。虽然她身上唯一的装饰___那些豪迈的口号，也早被岁月剥蚀得模糊不堪。她就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慈祥。

 让“八栋瓦屋”遭受致命一击的是1996年的那场洪水。

 那一年农场南垸戏剧性的溃垸，泛滥的洪水一下子淹没了八栋瓦屋大半个身位，并继续往上涨，直到接近屋檐才停下来。提前撤离出来的我和家人们，设法坐船辗转来到狗尾巴河堤上，眼睁睁看着露在水面上的青灰色的屋顶，听着水面下八栋瓦屋无声的哀吟毫无办法，只能在心底里暗暗乞求洪水快点退去。父亲不停地念叨，顶多十天，洪水再不退去，房子就会倒塌。因为八栋瓦屋全都是半土砖半红砖的墙身，下半身是红砖，上半身是土砖。现在洪水淹到了屋檐下，土砖只要浸泡个把星期就融化了。然而，灾难面前任何祈祷与念唠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洪水丝毫不解风情，没有丁点退去的迹象。第九天的时候，八栋瓦屋再也扛不住苦痛，逐一坍塌下去，那里面有我朝夕相处了20多年的第八栋东边第一户。远远望着在洪水里消失的最后一片青灰色老瓦，狗尾巴河堤上许多人一齐嚎啕大哭，也包括我。

 将近一个月，洪水才彻底退去，八栋瓦屋早已沦为一片狼藉。一些乡亲在废墟上搭起简易房，另一些乡亲则开始就近建起新房子，更多的乡亲却是另往他处，再也不曾回来。我家也搭建了两间小瓦房暂时住下来，直到本世纪初，因为国家启动蓄洪区安全圈建设，所有堤下200米范围内的住户必须搬迁，我们才最后离开。搬家时，原来的左邻右舍已经基本搬走了，所有往日的热闹、亲切与记忆从此锁进了一日三餐的忙碌奔波与柴米油盐中。

 再一年，中年的我回到了这里，原来我的根早和她血脉相连……

 6.

 八栋瓦屋，这个被我一直介绍的家庭住处，在如今导航一统天下的时代，早已被更专业的地理名称替代，已经很少有人知晓，甚至连依然住在那里的父老乡亲们也几乎无人去再提起，仿佛她从来不曾存在过。为了照顾更老的外婆，我的老父老母也早已搬到钱粮湖镇上的中医院。新家离八栋瓦屋很近，不过两三里路，这是我百般怅惘里唯一的欣慰。

 每次回家，我都会带上妻子，来到狗尾巴河散步。沿着河堤远远望去，八栋瓦屋早已不见踪影，零星散落的是三两幢自建楼房，以及三两条顺堤而下、遍地野草的小路。偶尔，会有三两条小狗在小路上欢蹦乱跳，它们似乎在一个崭新的乡村嗅出三两分怀旧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