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窑洞

对门五叔今天新房上大梁，亲戚朋友和乡亲们纷纷前来祝贺，鞭炮从早上到晌午响了个不停，街道被铺上厚厚一层五颜六色炸碎的纸屑，走到上面软乎乎的。

  五叔请来了服务队，在宽敞的街道搭棚请客。村里家家随礼，所有在家人员都来坐席，热闹异常。坐在上座须发皆白的老父亲看着五叔即将建成的小洋楼，感慨地说：“娶媳妇盖房，花钱没王。咱农民把挣来的钱都用在了盖房子、给娃娶媳妇上了，我这辈子修建了整整五院庄基，把力出尽了……”

  父亲姊妹六人，行二，上头是伯父，下面是四位叔叔和年龄最小的姑姑。爷爷早年去世，是父亲和伯父将几位叔叔和姑姑拉扯成人。六十年代，生活困难，兄弟五人商议，与其绑在一起饿死还不如分家另过，各显其能，自己养活自家的婆娘和娃。

  老屋七间瓦房，两间厨房，分家会议决定老大老二住老屋，老三、老四、老五搬出去另立门户。临搬时，父亲却主动要求搬出去住，让老大和老三住老屋。因为三叔在云南参加过中印战争，受伤后复员回家的，比四叔、五叔结婚还晚，父亲因此提出自己搬出去住。

  分家前，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在村西最高的土崖前，奋战了几个月，用撅头挖了两院庄基，一个院子打了三孔窑洞，另一院子两孔。四叔搬到两孔窑洞的院子，三孔窑洞分给了五叔。由于父亲临时提出搬出来住，经大伯拍板，从五叔家分出一孔窑洞给我们住。尽管五叔心里不美气，但也不好说什么。父母亲带上哥哥姐姐和分给我们的一个水瓮、五斗小麦、五双碗筷搬出了老屋，挤到这孔窑洞里。

  父亲本身是木匠，在窑洞里盘（建造）了一个锅连炕，在窑洞的侧面给大姐挖了一个小窑洞，父母和哥哥、二姐住大炕，大姐住在自己的小闺窑里，幸亏我当时还没出生。

  没住多久，两家的孩子在一个院子玩耍，难免发生磕磕碰碰，而且两家人进出一个大门，有好多的不合适。尽管是亲兄弟，嘴上不说，心里却不美气。父亲不愿因此而伤了兄弟和气，就和五叔商议，还是我们搬出去。五叔嘴里客套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但父亲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五叔帮自己打窑洞，窑洞打成后，把我们现在住的窑洞送给五叔，这窑洞分家时给我们抵三间瓦房呢！这让身为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五叔很不情愿，他推说革委会事多，抽不开身，如果父亲一个人干不了，可以不搬。父亲一生气，决定自己一个人打窑洞。

  大西北的祖先们利用黄土高原的优势，打几孔窑洞安家立业的传统一直传承了下来。窑洞成本低廉，冬暖夏凉，只要舍得力气，打几孔窑洞安置一家大小，甚至几代人都可以住下去。为了早日打好窑洞，父亲暂时停下了自己的木匠活，揽来队上放羊的活路。于是，停课造反的哥哥被父亲拦在了家，不许哥哥去串联，留在家里给队上放羊，把他腾出来，好打窑洞。哥哥眼泪巴巴的看着红卫兵们喊着口号，背上行囊，浩浩荡荡地串联造反去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整日吆着羊群，爬到乔山之巅，躺在枯黄的草坡上，嘴里含着苦涩的草茎，看着天上飞来飞去如羊毛似的白云，想象着红卫兵队伍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动人场面，幻想着自己要是也在那狂热的队伍里该有多好，说不定还能握到毛主席那温暖的大手呢！哥哥不时地瞅瞅身边吃草的羊群，警惕地观察着四周风吹草动的树林。既然无法去串联，就要随时做好与身边最大的敌人——饿狼搏斗的准备，要像“草原英雄小姐妹”一样，保护好羊群，不让队里财产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每当夜幕降临时，哥哥总是要背上一大捆比自己的身材大好几倍的柴禾，摇摇晃晃地吆上群羊回家。

  父亲在紧挨着四叔家近两丈高的土崖上，用石灰面勾勒出一个约半亩大的正方形，他要在这古老的黄土崖上，生生地抠出个四合院，然后再凿出几孔窑洞来。三十七岁的父亲在生活异常困难的年代，勒紧裤腰带，浑身像上足了发条的闹钟，充满了使不完的劲；他又像老愚公一样，挥舞着银光闪闪的撅头，挖向厚重的黄土地。

  夕阳西下，硕大的太阳如同红彤彤的柿子，颤巍巍地滑向西山，它不忍看到父亲拼命般的挖土，只盼着早早回家睡觉，眼不见心不乱。善良的彩霞姑娘将最后一抹亮光留给了舞动撅头的父亲。银盘似的月亮趁着最后一抹夕阳攀上了东山顶，急急地跃到中天。如银的月光洒在父亲的灰头土脸上，洒在被汗水冲刷出的一道道沟渠和几乎扭曲的父亲的脸庞；晶莹的汗珠在父亲的光膀子上一溜溜滑落，重重地砸在了脚下的黄土地上，溅起一圈儿尘土。寂寥的夜晚，传来不知名的动物高高低低的鸣叫声，草丛里不时地“扑棱棱”飞出惊恐的野鸟，同时回响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撅头挖在土崖上的撞击声和独轮车的轱辘声。月亮像个调皮的小孩似的，紧紧跟在父亲的身旁，静悄悄地为父亲照耀着寂静的土路。一朵棉絮般的白云紧紧地依偎着月亮，不离不弃，与孤独的月亮为伴。多情的月光好想为父亲再多照一会儿光亮，无奈地球无情的自转，将父亲推到了凌晨的黑暗中。“喔喔喔”，鸡叫三遍了，困乏的父亲和衣倒在了半成品的窑洞里，在黑暗的夜空里沉沉地睡去。

  当早成第一缕阳光穿过乾陵的山头，照耀在父亲红堂堂的脸庞时，精神焕发的父亲已经开挖了约莫半个时辰了。村里人戏谑父亲是三十晚上撵月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打心底里佩服父亲的顽强和执着。

  经过一个多月不分昼夜的挖凿，三孔崭新的窑洞被父亲打了出来。窑洞打好后，就要用二指宽的撅头（我们称之为“线撅”）铣窑，整个窑洞的墙壁上布满了排列整齐的线条。父亲利用晾窑的机会，又马不停蹄地用黄土打胡基（土坯）晾晒，再用干透了的胡基将窑门箍好，等窑洞晾干之后，就要用黄土和铡碎的麦草和成泥巴来泥窑。泥窑至少泥两层，粗泥一层，沙泥一层，泥好的窑壁光滑而平顺。最后再安装上他亲手制作的花格子黑漆红边子的门窗，就算大功告成了。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哥哥姐姐们欢呼雀跃，我也不失时机的出生在父亲新打的窑洞里，为自己占领一席之地。

  父亲的窑洞没有就此打住。当年分家时，奶奶跟着三叔过，看到父亲打了三孔新窑洞，不知为什么，奶奶非要跟着我们一起生活。父亲二话没说，利用六个晚上加班，又给奶奶打了一孔窑洞，直到奶奶去世都一直住在父亲给她打的窑洞里。

  我们家盖新房时已经到了七十年代，眼瞅着哥哥姐姐们都已长大成人，父亲意识到该给家里盖房子了，谁也不愿意把自家的闺女嫁到窑洞里，最起码也要有一边倒的偏厦房。

  父亲带上自己的徒弟，上山割回葛条，编织成笆席备用，再打十摞胡基（土坯）进行晾晒。一摞胡基五层，每层一百个，十摞就是五千个！这每一块胡基里，都渗透着父亲辛劳的汗水啊！打胡基是个技巧活，首先要找个比较潮湿的地方，如果干旱就要用水浇出一块儿地来。打胡基时，先找一块长约80公分，宽60公分的青石板，在青石板上放上木制的模子。打胡基前，要在模子底撒上一层炕灰，再将潮湿的黄土装进模子，然后人跳上去用双脚踩实，再用下大上小呈圆锥形的青石锤子，转圈儿击打模子里的黄土，打一下转一下锤面，打瓷实了，胡基面儿光亮如镜。最后再取下模子，搬起胡基放到摞子上晾晒，晒干后的胡基硬如砖块，乡下人就是用胡基代替砖头垒房子。所有原材料准备就好后，父亲就在我们家的前院，花了300多元钱，盖起了三间亮堂堂的偏厦瓦房，其骄傲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小洋楼。

  直到九十年代村里统一搬迁，我们才告别了窑洞，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农村。一行行一砖到顶的钢筋混凝土小洋楼拔地而起，玻璃窗子玻璃门映照着村民们幸福的笑脸；两行雪松如亭亭玉立的礼仪小姐，站立在街道的两旁，欢迎着四方来客，十几米宽的水泥街道里，时时回响起村民们欢快的歌声。到了晚上，我们再也不用撵着月亮干活了，明亮的路灯照亮了漂亮的村庄。女人们在路灯下跳起了激越的广场舞，孩子们你追我赶欢笑着游戏，老人们看着这一切，脸上洋溢起幸福的微笑。

  夏收后的田野依然是那么的迷人，收割后的麦田闪耀着明亮的麦茬，犹如刚刚分娩的孕妇，幸福而满足地分享着丰收的喜悦；果园里的苹果树，一个个像圣诞树似的，全身挂满了丰收在望的果袋；一旁即将出票的早玉米，如邻家小女初长成，亭亭玉立在蓝天白云下，在微风的鼓动下，摆动起宽大的叶子，犹如跳起来的绿色广场舞；不知名的小虫儿在草丛里，为青青的玉米伴唱，吟唱着亘古不变的动人的歌谣。

  年过九十的老父亲，沿着新修的水泥生产路，又一次来到了早已被复垦的老庄子。那一孔孔窑洞依稀犹存，年轻时的父亲在金黄的夕阳下挥舞着银光闪闪的撅头，推着独轮车跑在乡村的小道上，豆大的汗珠滚落在厚厚的尘埃里。那一道道银光照射在父亲那古铜色的脸膛上，照射在父亲那丝丝缕缕如烟的情怀里，它穿越黑漆红边的窗棂，永远地照射着父亲的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