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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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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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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那电视

已经不记得上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电视机罩套上那层灰如同落在了我的心上,灰蒙蒙的。

“唉,得把电视机打开通通电,免得潮气损坏了它。”心里这样想着,随手就打开了电视。

看着屏幕上跃动的画面,想起过去的年月,为了看电视,夜半三更翻山越岭的画面,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九七六年秋,那时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悼念活动。永寿县给店头公社调来了两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在露天剧场直播毛主席逝世的画面,以示悼念。

我们家离店头只有3华里,却分属于宝鸡和咸阳两个地区。相对距家15华里但管辖着我们的天度公社,店头算是近水楼台。千百年来的山洪在两家的界畔上,冲刷出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形成一道天然的分界线,将店头和天度两个公社生生地给分开了。大白天,小孩们结伴才敢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爬上沟,晚上站在沟边往下看,就更让人瘆得慌了。

9月底,秋高气爽,晚上不是特别冷,我和小伙伴们穿上粗布夹袄,天黑前就赶到了店头剧场。两台黑白电视机背靠背地被高高摆放在剧场中央的一个铁架子上,这样一来,两边的观众都能看见电视节目。

随着夜幕的降临,台下已经来了很多观众。沉重的哀乐声回荡在剧院的上空,催人泪下。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大的身躯躺在万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讲解员用异常悲痛的语调介绍着毛主席伟大光辉的历程。人群中不时响起抽噎声,突然,一个妇女大声哭泣着跑出了人群,一时间观众们哭声震天,悲泣的眼泪顺着我们的脸颊奔涌而下……

电视直播连续播放了好几天,也使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对电视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看起来不大的塑料匣子也太神奇了,不但能看到北京天安门,还能演出千军万马令人震撼的战斗场面,一点都不比电影差,更重要的是它竟然每天晚上都能观看,不像电影很久也看不上一场。

说起电影,那可是那个年代乡里人最重要的文化大餐。那时候乡民们最喜欢听大喇叭播送的通知就是:“各生产队请注意,公社电影队今天晚上在闫马大队庄子生产队放映战斗故事片《南征北战》,望广大社员前去观看。”这条消息就像给烧红的锅里加了一瓢水,“滋啦”一声沸腾了整个山村。

“告诉你一个秘密。”小伙伴神秘地向我招招手。

“啥秘密?”我满怀期待地问。

“咱队今晚演电影呢!”小伙伴趴在我的耳边大声说道。这个好消息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气得我抡起小拳头就打,小伙伴得意地哈哈大笑着跑了。

尽管被戏弄了,但还是满心欢喜地与小伙伴追逐撵打,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傍晚时分,终于盼来了骑着自行车的公社放映员,我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放映员指挥两名社员,在乡场上栽杆挂银幕,并把一个很大的音响挂到一侧的银幕杆上。

好不容易盼到晚霞将太阳拽下了西山,红彤彤的霞光将西天照红了,织锦的七仙女可能知道晚上要放电影了,也想来凑热闹而迟迟不肯退去,急得我和小伙伴们就想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将红红的晚霞赶下西山。

暮霭渐渐地浓了起来,炊烟从农舍的烟筒里袅袅升起。不一会儿,雾霭里便传来娘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而小伙伴们却将布鞋脱下来坐在屁股下,摇头晃脑地听着音响里播放的革命歌曲,根本听不见娘的呼唤声。期间还夹杂着山羊咩咩进栏,黄牛哞哞进圈,母鸡咯咯上架的叫声,能听见才怪呢!这种时候,即使能听见也要装作听不见,气得常有大人拧着孩子的耳朵骂:“耳朵被驴毛塞了吗?”

每次演正式片子前都要加演《新闻简报》,不是毛主席接见尼克松,就是胡志明、金日成访问中国等,乡亲们也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才能了解到国内国际新闻。

那时候,只要得到哪儿放电影的消息,乡亲们就提着凳子,不顾一天的劳累,十里八里地赶去观看。尽管好多次看到的都是重复内容,但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有些人还边看边给旁边的人讲解,他不知道的是,人家可能都看过八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打片风靡一时。有一次,听说天度露天剧场放映宽银幕武打片《少林寺》。第一次听说电影还有宽银幕,就问堂哥这是啥意思,堂哥煞有其事地解释:“宽银幕就是剧场一周全是银幕,电影画面连在所有银幕上,观众要转着圈看。”我将信将疑,他却忽悠我说,咱们晚上可以去天度看呀。天度离我们家十五里路,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更不会骑了。再说人家两人一组,早都满员了,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像敌后武工队似的骑着自行车飞驰而去。他们回来后吹嘘了好长时间的宽银幕和精彩绝伦的武打画面,听得我好神往啊。

后来,店头好几家单位都有了电视机,每天傍晚时分,我和伙伴们就成群结队到店头街道,看哪家单位门开着,就悄悄地溜进去蹭电视看,那些单位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做没看见我们这些小青年。当时《霍元甲》、《陈真》等电视连续剧火得一塌糊涂。看完之后,无处发泄青春活力的我们就模仿武打动作,有掌切砖头的,有砸瓦片的,掌击树木的,甚至还有腿上绑沙袋练轻功的。

好景不长,放映员们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非常不满,因为我们鞋上的泥土将人家的地板踩得脏兮兮的,观看期间还有人嗑瓜子和抽烟,甚至有人不顾别人的感受大声评论电视剧情,气得人家单位员工直翻白眼。从此之后,在我们还没到之前那些单位就已将大门关闭了,害得我们总是白跑一趟。于是,愣头青的我们将无处发泄的精力,全投掷到街道的路灯和那些拒绝我们蹭电视的单位门窗玻璃上了,闫马“哈怂娃”的臭名传遍了全公社的角角落落。后来我们这些“哈怂娃”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店头人只要一听是闫马娃便直摇头。

再后来,我们闫马大队也买了一台14吋海燕牌黑白电视机,每周末连续放映两个晚上,这才满足了我们的电视瘾。电视机被锁在一个高高的木柜里,大队安排专职放映员准时开机。天刚擦黑,大家都自带小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又认真。彩色战斗故事片《小花》就是在大队的电视里观看的,其中的插曲《绒花》和《妹妹找哥泪花流》唱红了大江南北,我们至今还能完整地唱出这些歌曲。

当时一台电视机上千块,而我们在生产队干一天农活才能挣到两毛钱左右,想买一台电视机,简直比登天还难。再说了,我们陕西生产的海燕、黄河、如意电视必须排队凭票才能买到。记得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当时电视机有多紧俏,“黄河东流去,海燕东南飞,陕西人民不如意。”

一九八五年的时候,从部队转业回到县城的哥哥买了一台17吋的黄河牌彩色电视机,我兴奋不已。便想着把他的这台电视机借回老家,在乡亲们面前露露脸,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哥哥爽快地答应了,我小心翼翼地将电视机装箱抬到班车上,想到晚上就能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了,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班车的终点站在天度街道,离我家还有十五里的上坡路。十九岁的我在亲戚家借了一辆架子车,挥汗如雨地将电视机拉回了家。

村里人看到我拉回来一台大彩电,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相约晚上到我家看电视。

傍晚时分,院子里已经坐满了观众。我插上电源,打开电视机,摇摆着电视机上面的天线,清晰的画面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父亲高兴地拿出一袋老旱烟分发着,一个晚上要抽三、四袋烟。

谁也没想到,第三天晚上,电视刚演一会儿,突然从电视机后面冒出了一缕白烟,紧接着电视屏幕就黑了。只听有人喊:“电视机烧坏了。”

那时候,村里的电压一直不稳,经常烧坏灯泡,没想到这次将哥哥买的电视机烧坏了,别提我当时有多懊丧了。可我一看意犹未尽的乡亲们连忙说,不要紧,我打开电视机看看,立马修好。乡亲们一听,又返回院子坐了下来。

我将电视机搬回屋子仔细察看,发现后盖的缝隙上贴着一块小小的封条,上面写着“非专业人士,请勿打开”的字样。我却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将封条取了下来,拿出螺丝刀将电机后盖打开后仔细寻找着保险丝,终于在电路板的一角找到了玻璃管状的保险,取下来一看,玻璃管内的保险丝果然烧断了。可家里没有这种保险,我就找来一段电灯线,抽出细如发丝的铜丝,缠绕在玻璃管两端的铁质面上,然后轻轻放进卡槽,一通电竟然好了。直到今天,哥哥都不知道他八五年购买的彩电保险竟然是铜丝连接的。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客厅里的液晶大彩电完全成立摆设,人们大都沉浸在智能手机的精彩世界里了。

看着落寞的电视机,我只能感慨时代变化太快了。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幸运儿,电视机也不例外。我们做人也一样,市场是残酷的,不跟任何人讲情面。无论你的过去有多辉煌,不学习、不创新必然会被不断前进的时代所淘汰。活到老学到老,思想观念要及时更新,跟上时代的脚步,顺应社会的发展,否则真的就变成了老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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