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夏大忙（二）

看场风波

金色的海浪席卷了1974年的三夏，天地间一片金黄。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灼热的太阳下，布谷鸟不厌其烦地“算黄算割”，男女社员头戴草帽，脖子上围着白羊肚手巾，手执银色的镰刀，像雁阵似的一字摆开在地头，随着队长一声令下，“开割！”耳边只听到“唰唰唰”镰刃碰到麦秆上清脆的声音，犹如镰刀大合唱响彻了田间地头。

每年三夏期间，学校都要放十天忙假，这个假期只有农村娃有，城里的学生可没这个待遇。说实话，在众多的假期里，我最害怕的就是忙假，因为我的动手能力太差了，麦子抽穗时就已经开始发愁咋挨过这个三夏大忙。

放了忙假后，我们这些小社员都归生产队统一管理，最多的活路就是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捡麦穗，晚上队里统一过秤回收。捡的太少会被小伙伴耻笑，性质严重的还有可能上升到不热爱劳动，思想不积极，消极怠工的境界。我没有一次捡十斤的记录，最多就是三五斤，而我的同学志安每一次不是十五、就是二十斤的，羡慕得我恨不能把他的手变成我的手。当然，也有我最爱干的活，那就是看场。

那时，我们队的大场在椿树楞口那块非常平整的田地里，约十亩大的打麦场呈圆形，我们称其为大场。大场东面是队里用胡基（土坯）修建的五间窑洞式库房，用来临时储存夏粮；西面是一条约七、八米深的壕沟，沟下面有四孔窑洞。窑洞开始是队上的饲养窑，专门用来养牲口的。因此，每年把碾下来的麦草推到壕沟下摞成麦草摞子，喂牲口方便。后来饲养室搬走之后，社员为了方便，还是将麦草推下去，就不用在平地上用铁杈费力的颩（diu抛掷）摞子了。为了确保三夏安全，特别是防盗、防火，队长安排我们十个娃娃兵两人一组白天轮流看场，晚上由大人接手。如果被派去看场，就不用捡麦子了，整个夏收期间我都期待着看场。

夏天的早上天亮得格外早，大红公鸡刚叫了三遍，东方就开始泛鱼肚白，父母已经在自留地里摸黑割了一长溜麦子了。志安是全队公认的勤快娃，今天终于轮到我俩看场了，他穿一身上白下蓝的土布夏装早早地来到我家，坐在煤油灯下等着我穿衣服。

天刚放亮，我俩就头戴小草帽，手持红缨枪，胸前飘拂着用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威风凛凛地来到了大场。八岁的我守南路口，志安在北路口。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耀在我们稚嫩的脸蛋上，坚毅而认真。我们像哨兵一样目视前方，一动也不动地站立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大晌过去了，一个陌生人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大场路畔。我有点不耐烦了，喊对面的志安过来玩胥胥（麻雀）跳井，他愣是一动也不动，并警告我说：“如果不好好看场，下次队长就不安排咱们了。”吓得我吐了吐舌头，乖乖地站在了哨位。

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炽热的太阳白晃晃地悬在头顶，如同用放大镜的焦距燃烧纸条似的，灼烧着我们稚嫩的皮肤。连串的汗珠从我们涨红的脸蛋上急速地滑落，脚底下就像踩着一块烧红的烙铁，滚烫得我站立不住。喉咙干渴得快要冒烟了，想咽口唾沫润润嗓子，嘴里干燥得愣是没有丁点唾液。看到大场边上的一溜椿树，好想跑到树荫下去凉快凉快。可是，一想到如果表现不好，万一下次队长不派我看场了咋办？我又想起课本上的邱少云，被敌人的燃烧弹烧着了愣是一动也没动，直到光荣牺牲也没有暴露我军的目标，我们只是在太阳底下看场就受不了，还怎么学英雄见行动呢？想到这儿，突然惭愧自己想去乘凉的想法是多么的可耻！想想那些英雄我们这点困难算什么呢？再说了，父母亲和社员们都在太阳下弯腰割麦子，我们更应该为生产队站好岗，放好哨。

志安眼尖，大老远就看见有个人推着自行车，从南面上来了。

“站住，干什么的？”我俩用红缨枪直指来人。这人戴一顶崭新的草帽，雪白的草帽上一点灰尘都没有，好似刚刚漂洗过的，白里透黄，黄里泛白，一簇翠绿的竹子画在帽檐上，好像翠竹的阴凉追着给他遮阴。

“哎呀，吓我一跳。小同学看场好认真呀！”来人约四十岁左右，上身穿雪白的确良衬衫，蓝的良裤子，脚穿军用胶鞋，推着一辆八成新的飞鸽自行车。一看这装束和自行车就知道，多半儿是城里人或者干部。他嬉皮笑脸地对我们说，“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我告诉你们队长，让好好表扬表扬你们。”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我们俩挺起胸膛，骄傲得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听到我们的回答，来人拍手叫好。

“叫喊什么？说，干什么的？”我再次厉声问道。来人一看我们不买他的账，只好收起了笑脸回答，“我走亲戚。”

“走谁家？” 志安也大声问道。

“明轩家。”明轩是我们队长。他怎么就偏偏要去队长家呢？难道他早就打听好我们队长的名字了？我俩顿觉蹊跷。我一转身，红缨枪直指来人的咽喉。“路条？”

“路条？小朋友，你是电影看多了还是连环画看多了？我又不是汉奸特务，我是走亲戚来了。”来人用揶揄的口吻说。

我自知失言，脸蛋红得像大嫂结婚时头上的红盖头，一下子红到脖子上去了。

“你们队上给你批的请假条或者介绍信呢？”还是志安脑筋转得快，赶紧纠正了过来。

“我没请假呀。”来人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好家伙，竟然没有请假就跑出来走亲戚，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我们立刻警觉起来，他会不会是来搞破坏的阶级敌人？一想到这儿，我的脖子后面直冒冷气。

“交出你身上的火柴！”我们后退一步，平端起红缨枪，厉声命令道。

“我身上从来不装火柴。”来人狡辩道。

我把红缨枪交给志安，像一只小老虎似地扑了上去，直接翻来人的口袋。火柴确实没有，却翻出了一只铮明发亮的打火机，和斯大林用的那种款式一模一样。这一下我可得理了，“这是什么？这比火柴还危险，烧汽油的更容易着火！”我怒斥着来人，一边扬手就将打火机扔了出去。

“我的打火机——”来人似乎想飞身去抢回他的打火机，却没能抓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打火机飞到了壕沟里。我的举动把志安也吓了一跳，当时能拿这种打火机的人是相当有身份的人，相当于现在拿高档手机的人群，他们不是有钱人就是当官的，却被我想都没想给扔了。

“你们给我找回来！”来人色厉内荏地喊道。

我一看惹祸了，却故作镇静地说：“好了，检查完了，你可以走了。”说完，立马站回到自己的哨位上去了。

来人很无奈，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走了。我暗自得意：让你嚣张，哼！

中午过后，奶奶才给我们送来了午饭。我肚子早就饿得咕咕乱叫了。奶奶解释说，队上给我家派来了一位公社什么大官吃派饭，所以给我们送饭迟了。 我一听，浑身打了个激灵，连忙问奶奶，那大官长的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从奶奶的描述里证实了，我们中午盘问的中年人竟然是公社的领导，怪不得喊着要去队长家呢。我转眼又一想，公社领导咋了，列宁去克里姆林宫开会时忘了带通行证，还不是一样被哨兵拦下来了吗？

下午上工后，一群社员在壕沟里的麦草堆和茅草里给公社革委会主任找打火机，差点要挖地三尺了，浪费了几十分工愣是没找着。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一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