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六十米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隆冬季节。

我骑着自行车，拖着被夕阳拉得细长细长的身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祖辈们就拥挤在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小山沟里。大老远根本发现不了村庄，茂密的树木将村子遮掩得严严实实，这就是我们黄土台塬独特的地窑院，“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一孔孔窑洞在院子四周临崖而修，冬暖夏凉的窑洞选址成了祖辈们津津乐道的炫耀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气候变暖，频繁的洪灾成了地窑院无力抗争的软肋。经过无数次的商议、研究、讨论、博弈后全村决定，放弃祖业，告别窑洞，搬迁至平整宽敞的高地。

这次搬迁，是我们村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次迁徙，用我们队长的话来说：“这叫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尽管话语不是很贴题，却表明了即使忍痛割爱也要搬迁的决心。

搬迁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水源，建造房屋离不开水,必须先给院子打眼水井。黄土台塬最缺的就是水。我们村地下水源较深，一般六、七十米。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普及，市场上也没有机器钻井设施，全靠人工打井。一时十里八乡的打井师傅被人抢了个净光。

眼看快到年底了，计划明年开春盖房子，这打井的事还没眉目呢。我骑着自行车再次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懊恼地吼道：“这个井我来打。” “你会打井？打不好会把井筒打弯的。”父亲给我泼凉水，“再说了，你也没有打井工具呀。”我这人很犟，一旦认准的事，非干不可。我买了两包好烟，晚上找到邻村打井师傅的家，请教打井的基本要领。我的诚意感动了师傅，回家时，带着师傅借给我的风筒，第二天就开始张罗着自己打井。

我拿来一个搪瓷脸盆，扣在地上，用树枝沿脸盆的边沿画了一个圆圈。母亲用擀面杖挑着用红布遮盖的筛子，插到院中央，点燃三柱香，神情庄重地跪在地上边烧黄裱边念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东海龙王保佑我家打井顺顺当当，井水旺旺的……”父亲点燃了一挂鞭炮为我壮行，我如赴战场，义无反顾地戴上安全帽，拿起钢钎、錾子、手锤，神情庄重地在厚重的黄土地上凿下了重重的一记。

我一直认为打井没什么难的，力气活而已。别人能打我为什么就不能打？当真正蹲到井里时才发现，这是个技巧加力气的活路，一味的蛮干只会事倍功半。井口就脸盆口大小，人蹲进去两腿和脚必须八字形撇开，腿盖骨顶着井壁，钢钎在两腿之间的裆部挖。挖完跟前的土后，蹲着转四分之一圈再挖，一圈需要转四次才能挖完，等于将一个圆分为四等份。我在井里挖土，妻子用蛇皮袋子缝制成一个能装二十斤左右土的口袋，挂在辘轳上绞土。一天下来，整个人虚脱了似的，一滩泥似的瘫倒在炕上，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两条腿就像被钢筋固定了似的蜷着半天伸展不开。心想这才刚开始没打几米就这样，往下怎么挖呀？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说：“我说了嘛，这打井可不是谁都能打的，算了，明天再去找找，看看哪个村还有会打井的师傅。”我一听这话，脸臊得像红布一样。当我再去请教打井师傅时，他说：“开始都一样，没有习惯，三天过后就好了。”我只好咬牙挺过了三天，果然，第四天的时候，身上不怎么疼了，腿脚也习惯了井下的作业，不再罢工了。

凌冽的西北风呼啸着铺开了铅灰色的乌云，瘦骨嶙峋的树枝惊恐地躲避着刺骨的寒风，旷野里翻滚着干枯的草团，腊月的天气被这风搅动得异常寒冷。大风过后，天空飘起了久违的雪花，不一会儿就落了一指厚。父亲在井上用洋槐椽搭建起了简易棚，棚顶铺上厚厚的玉米杆，遮挡着飞舞的雪花入侵。尽管地面冰天雪地，井里却非常暖和。每次下井前我都要站在井边，脱下厚重的棉袄，穿上单衣单鞋，快速下到井里。从井口开始就在井壁两边半人高的地方凿上两行脚窝，踏步一样，便于上下井。在井下作业，不敢抬头看天，井口随时都有小土块落下，一旦向上看，不是被土块打伤额头就是被浮土眯了眼睛，最严重的时候会伤及到人的生命。我们邻村有一户人家请师傅给家里打井，井打到一半，钢钎秃了，要到铁匠铺重新淬火。于是，打井师傅到镇上的铁匠铺淬火。没想到，掌柜的是个急性人，左等右等不见师傅回来，就拿上自家的钢钎，安全帽也没戴就下井挖土。打井师傅回来后，不知井下有人，站在井口直接将淬火好的钢钎扔到井里，锋利的钢钎从掌柜的头顶直插而下。也有人将淬火好的錾子装在口袋里往井下放，结果口袋磨烂个洞，錾子凌空而下导致伤人。如果井下有人，放錾子时要装半袋土，将錾子放在土上，慢慢地下到井里去。每当累了，我就会大幅度摇动绳子五下，表示休息时间到了，每次十分钟。如果摇动三下，就是装满土了，可以起吊。这是下井前和妻子约定的暗号。只要一休息，妻子就会一边烤火一边站岗，防止小孩恶作剧向井下扔土。

 每当休息时，我就会体验到井底之蛙的感觉了。井口就脸盆那么大，井越深，井口越小，到最后就像一面小镜子似的。只要上面有人向下探头，井底立马就漆黑一片，唯一的光线被硕大的头颅占据，莫名的恐惧会让我颤栗不已，如世界末日来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那种无助、害怕的感觉如汹涌的洪水将我淹没，令人窒息，双手徒劳地伸向苍茫的夜空，挣扎着想拼命地抓根救命的稻草。每当这时，我都会愤怒地向井上怒吼，如同狮子咆哮。有时面对散发着新鲜泥土芳香的井壁，任思绪如脱缰的野马纵横四野，想象自己就是那征战疆土的勇士，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突然，一个怪念头不失时机地蹦出来：万一吊土的绳索断了怎么办？万一井壁合拢了怎么逃？万一井底突然塌陷了，会不会掉到美国去……这些莫名其妙的怪念头时不时地钻出来困扰着我，我会突然神经质地感到很伤心，心想如果这些意外真的发生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亲人了，甚至还会有“吧嗒吧嗒”的眼泪掉下来。温热的泪水将我从悲惨的思维里拉了回来，我怕丢人似的赶紧用衣袖擦干眼泪，这时嘴角会微微上扬，“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心里暗暗骂自己，真是个傻蛋！有时，另一个想法也会冒出来凑热闹：这一钢钎下去，万一挖到金元宝或者地下宝藏咋办？那我可就成百万富翁。我会用这钱在海边给父母买上一幢大别墅，让他们远离寒冷的冬天，安度人生最惬意的晚年。我还会拿出一部分钱，接济贫穷的亲戚朋友，当然遇到生活困境的人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必须帮他们。最后，带上陪我吃苦受罪的妻子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每每想到这儿时，自己好像就生活在那世外桃源的人间美景里，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吓得井上的妻子紧张地趴在井口连连发问“怎么啦？怎么啦？”我懊恼地训斥她打断了我的美梦：“没事，你的头把光挡住啦！”

 遇到第一道石层是大约十几米之后，石层只有几厘米厚，姜石结构。我用手锤敲击錾子，稍微一使劲就打通了。我想起打井师傅的话，井下最难对付的就是石层，最难掌握的就是确保井筒不弯。经过第一层石层之后，每隔五六米就会遇到一个新石层，我连续打通了四层之后也没感觉到有多难呀，只是一层比一层稍微厚一点而已。而且只要照着井口照射下来的光亮往下打，就不会打弯井筒。当你发现钢钎落下的地方没有亮光时，就说明井筒开始弯了，立即修正到亮光处就又直了。看来打井这活儿并不难，看来以前被打井师傅忽悠了。到了二十几米之后，井下空气开始稀薄了，呼吸困难，胸闷难受，头疼欲裂。我赶紧把从师傅那儿借来的风筒沿井壁固定好，井上头扎在风箱的风嘴上，父亲拉起了风箱，徐徐的新鲜空气沿布制的风筒而下，清凉的气体将井下的空间填得满满地。氧气充盈了起来，我一下子清醒多了，头也不疼，胸也不闷了。

 师傅的忠告在第五层石层应验了，井的深度已经快六十米了，按照这个深度水源应该快要出现了，它却拦住了我的进度。这层是青石层，它将井底捂得严严实实。我用錾子沿井底的边沿往下探，没有一丝缝隙，看来遇到的是一块大石头，它的体积远远超过井底的N倍，只能一点点削薄它的厚度，直到削穿才能继续往下挖。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块石头有多厚，信心百倍地用錾子削、凿，甚至想像着在这块石头上刻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几个大字该有多浪漫呀。

当我凿秃了一大堆的錾子，甚至父亲专门到铁匠铺帮我淬火的速度也赶不上凿秃的速度，这块大青石已经被我凿下去一米多厚了，还是看不到丁点儿希望。它静静地卧在井底，像一头卧牛挑衅地看着我。我背靠井壁气得呼呼直喘粗气，井壁的石头碴子硌得后背生疼。连续几天，我不断地上上下下，一天能上下好几次。打累了就上来睡觉，跟谁也不说话，自己怄气，觉得太窝囊。直到最后觉得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像被抽了筋似的瘫倒在炕，丝毫感觉不到火炕的温度，一股股寒气透过脊梁直冲头顶，无神的双眼茫然地盯着窑壁，一句话也不想说。看不到一丝希望，我如同一头瘫痪的老牛，无助地哀鸣着，心里哇凉哇凉如同跌入冰窖，看来这井报废了。那段时间我一直边干边找打井师傅，咨询解决的办法。有人说要用炸药，但药量掌握不好，会炸塌井筒；也有人说在井壁的一边掏个窑洞，将整块石头掏出来之后，推到窑洞里去；还有人说，算啦，你功夫不到家，还是让师傅给你打吧。打井这一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管自己打多深，只要师傅接手，以前打的全算师傅的。父亲看我饭也不吃，炕也不起就说：“算啦，认栽吧，找师傅打。”我实在想不通，“凭什么要让给师傅？他凭什么不劳而获？”父亲劝到：“凿石头是技术活，咱干不了呀。再说了，咱也没又打井的经验呀。”父亲的话刺痛了我，我就不信这个邪，经验也是积累的嘛，谁一生下来就会打井？我的犟病又犯了，翻身下炕，奔井而去。

当我下到井底，才发觉自己的一时冲动是多么地愚蠢，以前勾勒的幻想画面被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击得粉碎。我只能硬着头皮，面对着残酷的大青石，握紧錾子，抡起了手锤，咬着牙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是我一生刻骨铭心的一锤，是画龙点睛的一锤，是一锤定音的一锤！当我恶狠狠地猛砸下去时，听到的却是“噗嗤”一声闷响，錾子穿透了大青石最后一道防线，錾尖一头扎进泥窝里。“啊，钻透啦！”我大喝一声，吓得妻子又趴在井口紧张地大声问道：“怎么啦？！”我高兴得在井里跳了起来，妻子明白后，竟然嚎啕大哭起来。我对着井上喊：“哭什么哭，放炮！”

最后一道石层被我攻破了，往下全是湿漉漉的泥土。父亲说，已经打到水层了，水层挖得越深井水越旺。我一鼓作气，站在水里一边舀水一边挖泥，到最后井水涌动的速度太快，被迫完工了。

当我最后一次走出井口，大雪已经给过冬的小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偶尔有几支麦叶探出雪地，惊奇地张望着雪白的世界。身边的树枝上挂满了积雪，在飞舞的雪花中轻轻地摇摆着。村里人踩着积雪，大包小包地赶集回来。我惊奇地问：“谁家过喜事？”妻子在我耳边大声喊道：“今天是腊月二十九，全国人民过喜事，明天大年三十啦！”

雪花纷纷扬扬，新的一年来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