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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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六一，风从巷子里跑出来，在街面上横窜，所过之处，树低头，花弯腰，若是一不小心再打个喷嚏，便将三三两两的孩子裹成团，簇成堆。头顶是天空，不时有鸽群掠过，脚下是土地，总有孩子的笑声传出。我悠长深情的思绪啊！总能跟着孩子的脚步，晃动的身影，铺上满满一地，如雨后的韭菜园，甜葱垄……
当越来越淡的年味只能用来回味时，当越来越远的六一只能用来回忆时，我似乎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老了。
作为半大的孩子，小时候满心向往的日子，莫过于过年和过六一儿童节了，这样的日子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享受物质生活上的足够富足，还可以享受精神上的格外丰盈，更可以让年少的童真色彩得以最广范围的还原。毕竟一生当中最珍贵的岁月莫过于童年，最丰富的色彩也莫过于童年。
并不是每年都那么幸运，能去乡政府统所在地统一过六一节，通常，我们还是在低低矮矮的自己学校里过，间或有家人顺道看一趟热闹。孩子依了大人才有势，大人因了孩子才有支撑。在那个缺少电视，没有通讯的年月里，公放电影，唱戏，耍社火就是最奢侈的视觉享受了。
每逢学校过六一，学校总要设立些省钱的比赛项目，以供孩子们度一个虽极其简单，却相当快乐的六一，端乒乓球、跑赛、滚铁环、跳绳、踢毽子等不一而足。一张奖状，摊不了多少钱，珍贵的就是那个印有汉字的公章。能系上红领巾，就是正式成为少先队员的标志，要是能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或者在项目比赛中拿到奖项，甭提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了。中午休息下来，啃着从家里带来的猪油脆脆，或者剥一两颗鸡蛋塞在嘴里，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人。汗泼流水的脊背，晒得黝黑的脸颊，无论如何是遮挡不住内心的那份高兴和雀跃的。
要是去乡政府所在地统一过六一，学校就会提前展开各项比赛的训练，说是训练，其实顶多就是同样的动作重复几遍，懂体艺的老师毕竟相当稀少，一套广播体操都做得不是太标准，可我们还是渴望去土门岘，学校里找来村上的锣鼓，再制上几杆红旗，伙伴们或瓜子花生，或鸡蛋炒豆，怀里揣些，背上用小布块拼凑成的格子书包，塞满食物和水，我们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那一刻，大片的阳光洒下来，我们就找见了自己瘦小的身影，兜是满的，心也是满的，草是绿的，心也是绿的，天是蓝的，梦也是蓝的，连身边惊起的野兔，头顶飞过的鸽群都有了别样的声响。
单程15里的山路，为了赶时间，我们起得特别早，走得也特别早，通常都是抄小道走，年少没有持久的耐力，多少还要留些充裕的休息时间，当然这是带队老师和大人们抄的心。偶尔有同学被捎在永久牌自行车上，我们就能绕着他说上半天，目光里满是羡慕、嫉妒，唯独没有恨。
连绵起伏的山峦，曲径幽深的小道，歪歪斜斜的脚印，大大小小的身影，路边开满了各色各样的小花，叫上名的，叫不上名的，晨露凝在草尖，玲珑而剔透；鸟鸣藏于山林，悠扬而婉转，和在孩子们止不住的欢笑声、喊叫声、追逐打闹声里，迷晕了初升的朝阳，一大片一大片地洒下来，紧追慢赶着孩子们的脚步。
听讲话、看演出、忙比赛，盼颁奖、我们组成小方队，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下，有一句没一句地听。歇中午了，街面上花点小零钱，一把洋糖，几颗大枣，或者索性买几根葱韭，找一处阴凉地，全部席地而坐，摆开了吃食，饮水，一个劲儿地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正午的毒日头晒得人只想往地底下钻，兜掏空了，水喝完了，虽嘴唇有些干裂，然心情颇为亢奋，因为手里拿了黄色的硬货––奖状，脖里系了荣誉的标志––领巾。红扑扑的小脸蛋，搁在娇小而瘦弱的身板上，谁见了都想头顶摸一把、脸上掐一会。
人缓起的时候，我们也该动身了，临走时，父亲总要安排我约上小伙伴，仰衬刘叔的薄面，在中心小学的水窖里满满地吊上一铝壶水，先美美地每人喝上一气，再满满地在自带的瓶子里灌上几瓶，然后十几里的山路就因有了足够的底气变得不再遥远。
可是滴水之恩的刘叔却在前不久走了，生命深处，童年故里的这种色彩突然间越来越浓。
多少年来，这种色彩不仅仅停留在幼小的心灵里，更生长在单纯的目光里。红领巾，白衬衣，黄奖状，犹如捂在手里，搁在兜里的鸡蛋（白瓤包裹的黄瓤）一样，一整天周旋在它们身边。衣服怕弄脏，舍不得穿，鸡蛋舍不得吃，怕别人吃的时候，自己兜里再掏不出第二个来。
其实自己的一年级最早是在村子里上的，虽然不是太完整，因为路远，村子里设了临时教学点，教书的是我一个表爸，属村子里未结婚的大龄青年，爱打人的声名在外。教室是一眼窑洞，老师的房子稍微阔气些，是一间没有盖瓦的小房子。
我跟着三哥的屁股畏畏缩缩地念，因为家庭的缘故，三哥和成明是村子里读书最迟的一批，伯母去世得早，大伯家的日子紧，人手缺，光阴穷，三哥在教会我“人、口、手”后就被大伯吼着去放羊了，三哥走后，没了主心骨的我突然没有了任何依恋，就变着法子逃跑了，死活不再去表爸的门下念书了。
就这样，我又跟在父亲的身后去了周岔小学，就是我们行政村的中心小学，从三哥教剩下的山、石、田、土开始接着往下学。
我出生在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山沟沟里，山峦遍布，沟壑纵横，不大的小村落刚好躺在大山的怀里，足下横亘着一条长年不流水的涧沟，村学就位于涧沟的对面，跟我家隔沟相望。在最早的记忆里，低矮的房屋，泛旧的瓦舍，一排留给学生当教室，一排安排老师做办公。教室窗户安不起玻璃，就用纸糊了抵挡风物，相当有限的课桌上歪歪斜斜地雕刻着历届主人的杰作，明显的三八线，模糊的一字半词，坑坑洼洼地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地方。没有桌箱可用，我们就用羊毛线绳在桌撑上来回绷紧了做个简易桌箱，搁置书包和多余的书籍。
一进入冬季，为降低成本，我们都被老师叫到他们宿舍里上课，虽挨挨挤挤地放不下作业，翻不开书本，却比干冷干冷的教室里温暖得多。邻家有条狗，总是乘我们去老师房子里上课的间隙，跳进窗户偷吃馍馍，经常被大一点的孩子打得惨叫声哀嚎满园，可它总是不长记性，打了还来，来了再打……
可能是村中心的缘故，每当晨露散尽，朝阳初升，或山梁或沟峁便探出几颗脑袋来。三个一伙，五个一搭，走一阵，跑一会，吼两句，笑几声，影影绰绰，隔前掖后，上跳下窜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这八方是白坡、赵岔、北山、上屲、张沟、周岔，早有值周的老师摇着手持的铃铛绕着校墙一周一圈地转， 这才见大队人马一溜烟从坡上四散开来，扬起尘土一股接着一股，漾开欢笑一波连着一波，一切刚刚好，太阳刚冒花，炊烟才散尽，牛羊正出圈……
马文统、殷虎、本进财（已故）、韩志强、王林、安旭彩，杨彩兰，杨晓兰，能想起的名字就这么几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五年级毕业时，能完整地毕业的身边同学已经所剩无几，一路走来，留级的留级，辍学的辍学。
那会儿，父亲就在学校里教书，同父亲一起教书的还有曹啟明、杨国旗}（大杨老师）、杨柏川（小杨老师）（已故）、安彩梅、安彦旭一帮，印象里最深的一幕，小姑从学校汗流满面地回来时，奶奶家的大黄狗吱吱哼哼地就约我一起去门前的沟渠里迎接，那大黄狗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只往小姑身上蹭，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上学的初始意义是流汗，后来不久，半大的我就跟在小姑的后面去了学校，没少淘气……
“爸，我想喝水。”
儿子背着自己六一表演完节目的小篮球，汗泼流水的声音将我从悠长的思绪里拉回来。
“咱买，今天的水，管够。”我赶忙应了一句，一面迈开软酥酥的双腿，向街边的小卖部径直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