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一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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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人
1、马灯
醒来之后，我再也无法像往常一样按捺住好奇、屈服于浓重的睡意、缩卷着昏然进入新的梦乡，时疏时密、时有时无的嬉笑和吆喝声从来没有离我如此之近，仿佛推开一扇门便可以看到。
这不是第一次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睡梦中醒来，我总会听到各种被黑夜包裹、一边传递一边消融、拖泥带水的声响，像潮水一样，时远时近断断续续，好像有人在黑夜的另一头不知疲倦地忙碌、交谈、或者匆匆而行。
黑夜本该是猫鼠虫蛇的世界，它们需要夜色掩盖它们的踪迹，以黑夜为白昼，相互隐匿、防备，又相互追逐、算计；它们孤独地将黑夜搅动、拆散了，直到曙光再现，零乱的黑夜再次愈合、拼装好，原封不动地还原成一个清晰明朗的世界。
而现实也许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我摇醒比我小两岁的弟弟，问他有没有听见什么。他睁开朦胧睡眼，支楞起脑袋，困顿、迷茫地望着我，固执地说，没有，什么也没听见，然后倒向另一边，又沉沉地睡去。
这没什么奇怪的，也许他真的什么也没听见，也许听而不见。我的这个弟弟，是个遇事都比别人慢三拍的人。他的两只耳朵尽长在白日里，从不带到晚上。
我却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想弄个明白，到底是些什么人如此固执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占据这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
床边的案桌上放着一盏散发着微弱光亮的马灯，灯芯完全躲没在鱼嘴型的灯口里，吝啬的灯光好像是从它合不拢的嘴里漏出来似的。那段时间，父母吃完晚饭便赶急赶忙地去院部开会，我和弟弟睡觉前，便在屋内留一盏马灯。
扭亮灯芯之后，提起马灯摸出房门，循着声响走了过去，我像是不顾一切地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既紧张又兴奋。穿过一道走廊，转了个弯，在一处面山的廊檐下，我猛然看到五、六个坐在地上、借着月光甩牌的人。
他们一齐抬头望向我，有的人嘴里叼着烟，有的手里举着正要摔出去的纸牌，有的双手缩在袖子里。他们坐成一圈，向我昂头倾身的时候，像一朵旱地里盛开的莲花。
“哟，这不是马院长的儿子吗？”一位离我较近的、留着两撇髭须的瘦脸人扭过头来，伸长脖子，看着我。
他们都冷冷地看着我，好像个个都认识我，却一副随时准备奚落我的神情。
“小子，撒夜尿么？”另一个人尖声说道。
这时，扑棱棱声响，屋檐下一只受惊的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啾啾叫着飞入了清冷朦胧的月光之中，扎入了不远处黑黝黝的树丛。一只猫从我走过的廊道里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谨慎地和提着马灯茫然无措的我对峙着。它的小心谨慎使我觉得，这个夜色忽然活分起来。
我的木讷慎言使那一堆打牌的人感觉索然无味，他们又自顾自地埋成一圈，相互催促着出牌。
“咳，到我了，到我了！”一位被趁乱夹了塞，他一边挑捡着地上的牌，一边埋头嚷道。
“你们在干什么？”我大胆地走前一步，问道。他们当然是在打牌，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过于欢乐。偶尔，父亲也会和他医院的同事们打打牌，他们坐在牌桌旁，一个个眉头紧锁，对他们来说，打牌通常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月光下，他们又一齐转过头看着我。每个人脸上还是那种随时准备奚落我的神情。
“掼娘蛋！”有人扯着嗓子回答道。他们轰然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嘲弄。
我涨红了脸，手中的马灯吱吱呀呀地摇晃。他们的影子敷贴在地上，左右上下的摇摆，使得他们也好像跟着摇摆起来，如同坐在一艘不安稳的船上。
那位一直双手拢袖的看牌人挤了挤身边的同伴，腾出一块巴掌大的地，噘嘴努了努，嬉皮笑脸地对我说：“马公子，瞧一瞧，他们怎么掼你娘的蛋的！”
“你娘的蛋！”我后退一步，狠狠地反击道。
“小子！”他伸出两只黑沟沟的手，掂起屁股，作势要擒住我。
我转身撒腿跑开，站到檐廊的转弯处看着他们。
这个距离已经足够安全了，可是冷不丁地，对侧檐廊柱子后头转出一块黑影，黑影当中站着一个高大的汉子。他悠着裤腰带，盯着我喜怒无形地对我说：“小子，哪里跑！”
他的话就像一道绊马索，我不敢动弹，贴着墙角，惊慌地看着他，紧贴着墙面的背脊一阵冰凉一阵燥热。
他打量着我，缓缓地伸出手。
“给我！”他伸出手不是来抓我，却朝向马灯，不容置疑地说。
我没有将马灯“给”他，而他缩回手去的时候，已经提着一盏晃晃悠悠的马灯。
我抬起那只原本提着马灯的空荡荡的手，好像是要无声地索回马灯，又好像是表示默认既成事实。
他倾身向前，将马灯交换到另一只手上，在我面前晃动了几下，然后撇了撇宽厚的嘴唇：
“小子，半夜三更的，找什么？”
我双手上下摩挲着身后的墙壁。我想，如果我是一只壁虎，我会一溜烟地爬上墙，躲进高高的屋檐，但我不是壁虎，更不是一只扑棱棱想往哪儿飞便往哪儿飞的燕雀。我一边贴着墙壁慢慢地挪动，一边说：
“你们，是晚上的人！”
“什么？”他侧起耳朵，眉头拧在一起，问道。
“你们是晚上的人！”我大声说道。
他站直了身子，擎着马灯，古怪地看着我。最后他点点头，说：
“不错，我们是晚上的人！”
说完，他哈哈大笑，提着马灯，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那一堆打牌的人，抬头看着他，有的人朝他吹口哨，有的人只是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头继续盯着自己眼前的牌。
“你们都是晚上的人。”他提着马灯在他们头顶照了一圈，说。
他们贴附在地面的身影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晚上的人？什么晚上的人？”那位双手重新拢入衣袖的人躲避着马灯晃眼的光亮，不满地问道。
“你们是见不得光的人！”提着马灯的汉子说道。
在那堆打牌的人的愤怒和嫌弃的怨声中，提着马灯的汉子步出檐廊，向通往河边的大路上走去。
他身后巨大的影子一左一右地摇晃，像是要抹去他走过的路。
早上醒来，我翻转身，第一眼便看到那盏被夺去的马灯竟然好端端地立在床边的案桌上。
我直勾勾地看着那盏早已冷冷冰冰的马灯，百思不得其解。
弟弟从被笼里伸出脑袋，对我说：“阿哥，我做了一个梦。”
我看了弟弟一眼，他的神情，好像那个梦新鲜热辣得在他手头活蹦乱跳一样。
“我梦见你提着马灯在屋子里乱转。”他格格笑地说。
“然后呢？”我问道。
“你在屋子里转了一个晚上！”弟弟不笑了，颇感蹊跷地说。
“那你又在干什么？”我接着问道。
弟弟略微侧起脑袋，想了想，说：“没干什么，我的梦里，没有我。”
这真是个奇怪的梦，但是我认为这是弟弟凡事比别人慢三拍的症状。他总是慢几拍，不是心不在焉，恰恰相反，他做什么事都很投入，投入得把自己都忘了。
2、马东东和马南南
吃早餐的时候，母亲一边给我和弟弟的碗里添白粥，一边问：“昨晚，谁将马灯放在走廊窗台上，嗯？”
我知道了马灯为什么回到了床边桌子上，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在窗台上。我没法回答母亲的话。
弟弟也没有回答。他没准备回答，甚至连头也没抬。
“你们两个家伙！”母亲刮了我们一眼，往嘴里塞了一块馒头，我以为她要塞住剩下的话，但是她咬住馒头，继续含混不清地唠叨，“这些日子爸妈很忙，放学回来在家里好好做功课——”
母亲匆忙地将口中的馒头咽了下去，终于努力地舒了一口气，她塞了个馒头给弟弟，说：“医院时不时有开不完的会，没人管你们，晚上可不要出去瞎逛，更不能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
我和弟弟都没有作声。母亲于是盯着我：“东东，知道了吗？”
我还是没作声，只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她。真是的，我去哪里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呢！
“马东东，”母亲有点沉不住气了，话里透着严厉，“你是哥哥，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我叫马东东，弟弟叫马南南。曾经有段时间，我不知道马西西去哪儿啦，因为按照东西南北的顺序，在马东东和马南南兄弟中间，还应该有个马西西。
父亲第一次听到我以这个理由伙同弟弟向他索要马西西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他喊着不远处晾晒衣服的母亲，月梅，你过来，他笑得直不起腰、指着理直气壮地叉腰站立在他面前的两个儿子，说，月梅，你儿子，你儿子说你把马西西藏起来了！
我愤怒地转向眯眼奔扑而来的母亲。她被我的一股子倔强劲镇住了，搓着手，难为情地对我说：“马西西呀，马西西被我藏起来了，可是我忘了藏到哪儿去了！”
“那就是丢了啰？”我一本正经地审问道。
弟弟像墙头草似的和我一样叉腰转向母亲：“那就是丢了啰！”那个时候的马南南只会以重复别人的话表达自己的立场。
父亲和母亲乐得哈哈大笑，好像不见了马西西是件很可乐的事情。
趁他们乐得可劲，我说了句让他们目瞪口呆的话。我说：“你们只管笑好了，我要是马西西，我恨死你们了！”
父母惊讶的是，我好像从此要替马西西恨他们似的，一副讨孽债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往后所有的叛逆都根源于此，有时，我觉得我不只是马东东，我还是马西西，或者一半是马东东，一半是马西西。这不好理解，可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3、傻子杪
我们学校在河对岸的一座小山丘上，和医院遥遥相对。远远看去，这座小山丘像被削平了的脑袋，学校像一顶戴在脑袋上的灰色毡帽。
每天上学放学我们必须经过一座窄窄长长的、人字架支撑的木板桥，父母总是叮嘱我们小心过河，却从不知道，对我们来说潜在的危机并不在于一次次地爬山越水，而是一身破烂的傻子杪冷不丁地从路边蹿出来，像座铁塔一样站在路中间，掂着手中的石头，冷冷地看着我们。
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就慌乱了，因为傻子杪开始捕猎了。
傻子杪喜怒无常，他高大的身形已经让我们望而却步，更何况他抛出去的石头百发百中。我曾亲眼所见，傻子杪挥手之间将十几步开往一只跳跃而过的田鼠击翻在地，血肉模糊地抽搐震颤。
好在他手中的石头有大有小，他的心情也有好有坏。
但是今天，他手中的石头不大不小，心情也不好不坏，他只是冷冷地、高深莫测地看着我们。
这个世界老是在变化，我们却没有多少应对之策。我朝傻子杪竖起了大拇指。
傻子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朝他竖大拇指，他也会朝我们竖大拇指，这样我们便可以安然通过。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朝他竖起大拇指，还要强颜欢笑相互竖大拇指，直到他被我们相互间的赞赏感动了，他才会举起他判官一样的拇指，允许我们绕着弯、腆着笑脸从他身边离开。
马南南告诉过我，他有一位同学迟到了大半天，据说是因为落单的他在木板桥上和傻子杪比划了一个上午的拇指，他差点崩溃了，恨不得不顾一切地跳进河里去，最后他哭着感动了傻子杪，傻子杪将手中的石头抛下桥底，他才胆战心惊地过了河。
紧跟着，柯茂也竖起了他的大拇指，他的大拇指在我和傻子杪之间晃动，像是在徒劳地借火点灯。傻子杪神情冷漠，有时候他是一盏永远点不着的灯。
柯茂于是犯傻了，忽然蹿身斜冲出去，顺着田埂一路小跑。他想逃开去，可是我亲眼目睹，他成了第二只田鼠。傻子杪“呜呀”一声，飞出去的石头不偏不斜击中了柯茂的脚后跟。可怜的柯茂翻倒在开满紫色小花的蓿苜地里，抱着缩起的脚，呦呦地叫唤。
傻子杪骂骂咧咧地向蓿苜地走去，他要去收拾他的猎物，他那个架势好像要生吞活剥了可怜的柯茂。
我跑了起来，忽然又意识到落下了什么，于是回过头去，对依然呆呆地站在原地的马南南喊道：“快跑呀，马南南！”
但是马南南还是一动不动。他望着可怜的柯茂，柯茂背靠在田埂上，一脸惊恐地看着一脚高一脚低地逼近的傻子杪。
“快跑哇，柯茂！”我又喊道。
我的喊声惊恼了傻子杪，他弯下身子在蓿苜地里刨挖，我知道他是在寻找石头。
柯茂弹跳而起像只跛腿的兔子一样奔跑起来，马南南也跑了起来，我们夹着书包，一溜烟地跑到河岸边，然后顺着河岸，跑向木板桥。
这条河是我们的护城河，过了河傻子杪再也拿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回转头，远远的，傻子杪还在蓿苜地里寻找他的石头。
4、上校
读书不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但上学绝对是件很刺激的事。傻子杪给我们带来惊险和刺激，我的同学们则会给我们带来更意想不到的惊险和刺激。
比如上课的时候，“上校”会用他的脑袋撞墙。“上校”的名字叫朱小兵，据说他刚出生时，一队士兵从他们村庄经过，他的父亲于是给他取名“小兵”。来到学校，他很快由一名“小兵”跳格变成了“上校”。他自封为“上校”。他是我们的“上校”。
大概是到了四年级，上校脑袋开始长硬之后，遇到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便自动自觉地走到墙边，拿脑袋撞墙。这是上校最后回答问题的方式，也是上校独特的风格。
上校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数学老师都吓坏了。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位需要不停地戴眼镜、摘眼镜的和蔼老头，他戴眼镜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摘眼镜也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但是不管他忙不迭失地戴也好、摘也好，他还是搞不明白，“上校”这是在干什么。
“朱小兵，回到你的座位，你想讹我是不是！”数学老师干脆扔掉手中的眼镜，抖手指向上校的座位，喊道。
上校只是回头哀怨地看了数学老师一眼，说：“我算不出来！”。然后，他继续撞他的墙。
“谁，谁，谁，告诉他答案，告诉这个家伙答案！”数学老师慌张地指点着目瞪口呆的我们，像医院急救室里忙着救命的医生。
后来，这就成了常态。经年累月，上校在我们课室的土墙上终于用脑袋砸出了个坑。我们的课室少不了要变动，上校便少不了用他越来越坚硬的脑袋砸出新的坑来。
上校一边撞墙，一边斜眼看我们，无言地催促我们赶快计算，尽早给他答案，而我们丝毫不敢懈怠，一个个埋头苦算，就像责无旁贷地死活拉住一辆滑向悬崖的马车。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在努力地计算上校的命。
可是，光靠我们，这是件很悬乎的事情。事实上，要了上校的命是件很容易的事。
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我们很快换了一位新的数学老师，他第一堂课就给我们出了道一加到一百的计算题。
当时我想，毫无疑问，这是要杀了上校。
上校冷笑着，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的“刑场”，我们拼命地算了起来。我们一边计算，一边心惊肉跳，如同身临一场旷古未见的鏖战。
我们几乎计算了整整一堂课，数学老师对上校视而不见，只管低头看他自己的书，并时不时地甩起袖子看看他的腕表。他甩一下袖子，我们便抬头揪心地看着他。我们以为他在冷静地算计，杀了上校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也从来没有因为一道计算题如此心力憔悴，有的人满头大汗，有的人慌里慌张，瘦弱的桃子甚至一边计算，一边耸动着肩膀不住地抽泣。
当然，也有幸灾乐祸的。拐脚猫起先是伸手哈腰，觉得这下子够上校喝他一壶的，渐渐地他意识到，从一加到一百，不只是仅仅够上校喝上一壶，它会要了他的命。
拐脚猫于是痛快极了，不停地扭动着轻快的身子，到后来，他干脆落井下石，扬手扮成枪状，一抖一抖地向上校后背开枪。
上校感受不到我们的惶恐和绝望，也感受不到拐脚猫的枪击，他对所有的事情都充耳不闻，用脑袋舂米一样地撞墙，一点也不偷工减料。
数学老师终于敲了敲他的桌子，我们都停止了计算。眼尖的我赫然发现黑板上用粗壮的字体写着：5050。
我想，那就是答案了。上校也停止了撞墙，他顶着额头上掺和着血色的土墙灰，疑惑而固执地看着黑板，他也许和我一样，觉得那个数字为何如此清晰而不合常理。
“高斯只用了一分钟，算出了答案，”数学老师一脸鄙夷地对我们说，“而你们用了一个小时，连一个错误的答案都没有！”
“我叫罗兴文，这是你们的第一课，你们都该去撞墙！”他看了一眼上校，转而接着对我们说。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然，我们不会去撞墙，只有上校才认为撞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上校额头上的疤痕开始掉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带我们干件大事。
我想，这件大事一定是在他创下自己连续撞墙的时长纪录时酝酿而成的，因为他说：
“高斯只用了一分钟，你们却用了一个小时！”
他的话和数学老师的话如出一辙。我感到很羞愧，上校撞墙的纪录实际上也是我们创造的。
然而，上校的话重点不在这里，他接着伸出不停地往外弹跳的手指，说：“高斯用三分钟、五分钟，你们还不得用上一辈子！”
“高斯是谁？”一旁的矮子贵看着上校、我还有蝈蝈，问道。他和我们一样，不知道上校所谓的“大事”和这个不知来路的高斯有什么关系。
矮子贵和上校一样有着看似坚硬的脑袋，但是他从不用脑袋撞墙，他只拿自己的脑袋撞别人的脑袋。人如其名，矮子贵难得够得上别人的脑袋，所以不轻易放过任何用脑袋撞别人脑袋的机会，冷不丁地撞过别人之后，他会一脸痛苦和懊悔地看着对方，好像双方的痛苦都被他一头承担了。他实际是用这种小伎俩攒取下一次的机会。
“管他是谁，反正不是你们，”看我们都答不上来，上校卷起手指握成拳头，说，“我就是要干件大事！”
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件什么大事，只是用眼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件大事。
遇到大事，我们都很激动。我们也用眼神告诉上校，只要他干大事，我们便和他一起干大事。
5、父亲的信
没有干成大事之前，我得为父亲干件小事。因为是件小事，所以我把它给忘了。
父亲让我送封信给我们的何校长。他们经常书信来往，用父亲的话说，男人们以信件改变世界。但是长久以来，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改变，我甚至觉得，如果真正能改变世界，那么不是信件，而可能是邮差，就像砍倒大树的不是斧头，而是抡斧子的人。
如果，那个抡斧子的人忽然不想砍倒大树，多少把斧子堆在哪里也无济于事，不是么？
我一直是个合格的邮差，但是由于惦记着上校的大事，那一次我忽然忘记了抡斧子，甚至连斧子落到哪儿啦都想不起来了。
没能按时收到回信的父亲，在吃晚饭的时候催问我何校长为什么没有回信，好像我是那个应该回信的人。他用狐疑的眼光盯着我，开始怀疑我是否替他送达了那封信。
我没有出声，一封送到了和没送到的信又有什么区别呢。我长期做邮差，每次不仅为父亲和我们校长节省下几分钱的邮资，也为我积攒下了诚实可靠的信誉，关键时候，我想我还是可以凭此蒙混过关的。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是一封来信促成的，”父亲不再怀疑我，却再一次对我强调说，“信件是思想的载体，我们通过信件相互影响，然后一点点地改变这个世界！”
他每一次都会用一个事例说明信件的重要，至于如何改变世界，他却省略了，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和何校长在讨论文学？”母亲忽然看着父亲，奇怪地问道。
“文学？”父亲也感到很奇怪，他笑了起来，对母亲说，“文学也能改变世界？”
“怎么不能？《汤姆叔叔的小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你说的《在路上》，都改变过世界！”母亲很认真地反驳道。
“靠文学改变世界，那也太慢了！”父亲嚼着口中的饭菜，不屑一顾地说。
我和马南南听着他们的争论，我总觉得母亲上了父亲的当。父亲为了辩论，随时会改变立场，而母亲却毫无察觉，到最后，母亲免不了自己和自己辩论，她快说服自己的时候，她会发现父亲早已站在获胜的那一头悠然自得地等着她。
在父母收拾锅碗瓢盆的磕碰声和断断续续的争辩声中，我狠狠地揍了马南南一顿。我并不经常揍马南南，从这点来说，我是个好哥哥；但是他不是个好弟弟，因为他总是欠揍。
关上房门，我将整个书包倾倒在地上，翻遍了每一本书和作业本，仍然没有找到那封没有送出去的信。一时间，我如释重负，我怀疑父亲根本没有写过这封信。
马南南凑了过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没有送信！”
我没有理他。他这样说没有意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送成这封也许父亲压根没写过的信。
马南南却朝门口走去，他站在门口，一边准备拉开房门，一边对我说：“我知道，你忘了送信！”
马南南欠揍就欠揍在，他不仅总是慢三拍，而且喜欢告密。也许，他觉得告密也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
而好笑的是，我的父亲却嫌这个世界改变得太慢。
我朝马南南友好地招了招手，马南南犹豫了一下，向我走了过来。马南南比我小两岁，在我面前，却幼稚得像小我二十岁，我挠了挠头，对他说：
“我知道我忘了，但是不知道忘到哪儿去了。”
“下次应该让我送信！”马南南看着一地的书和皱皱巴巴的作业簿，说。
“这次就是你送的呀，”我拍了一下脑袋，恍然大悟地说，“我把信给了你，是你把信弄丢了！”
“你乱说！”马南南立即表示抗议。
“是你！”我敲了一下马南南的脑壳，帮他加深记忆。
马南南抗议和否认了三次，我敲了他三次，一次比一次狠，最后一次是连爆栗子啄，根本不让他再有反驳的机会。
马南南踉踉跄跄地向房门走去，我以为他默认被强加的事实了。做哥哥就有这个好处，可以轻易地用武力解决或者掩盖问题。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们之间有一个马西西，相信这样，马南南会少吃不少苦头。不过，话说回头，假使这样，对于马南南，那个马西西未必就是盏省油的灯。
我还在得意的时候，马南南拉开房门，对着堂屋，嚎啕大哭起来。
父亲对我的暴力和不负责任很是生气和失望。父亲不会以暴制暴，甚至拦住了想冲过来赏我一顿耳光的母亲，但是他惩罚我的办法更让我惊恐。
“你现在回学校，找何校长，告诉他这两天务必请他抽空来医院一趟，”父亲盯着我说，“你现在就去，男人犯了错不要紧，但是不能不负责任！”
我张着嘴不说话。原来邮差也是种责任。
母亲又举起了手。这个时候我看得出来，她不是想打我，而是不得不打我，希望以体罚替代父亲对我不近人情的处罚，我本能地缩了缩脖子之后，母亲作势扬起的手又放下了，转而对父亲说：
“算了罢，天都黑了，再说，何校长也不一定在学校。”
我乞求地望着父亲。确实，屋外暗红色的天空越来越浓重，显得比沉静的黑夜更可怕，像个越来越醉的酒鬼。
父亲却觉得天黑了正好。天是为我黑的。
也许是为了天更黑一点，父亲坐下来慢悠悠地写了张便条，他将便条折成交叉的领结状，递给我，说：
“弥补过错得当成惩罚，这样你就不会一错再错！”
我犹犹豫豫地走向门外，经过马南南身边时，我哀怨地看了他一眼。我想他应该知道我揍他是有充足的理由的了，我因为他而接受惩罚，有时我揍他在前惩罚在后，有时惩罚在前而我揍他在后，其实理由都在于他欠揍而已。
马南南有些悔意了，他故作痛苦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我知道他的脑壳子早已经不疼了，他只是想疼给我看。
“明天再送不行吗？一个孩子！”
我听到母亲抱怨父亲的话，但是我不再等父亲回心转意，一头扎进黑夜里。
6、康叔
晚霞退尽之后，天空变得灰暗，像一块烧红的铁冷却成青灰色。我在镇上的铁匠铺看过打铁，铁天生是挨打的料，烧得通红的铁更是一块挨打的料，铁匠师徒们争分夺秒地敲打它，直到它再也变不动模样。
通往学校的路，没有半个人影，傻子杪即将出现的时候，常常也是这种征兆。我想，现在唯一能阻止我送信的不是这黑夜，而是傻子杪了。一想到傻子杪，我心寒地四下张望起来。
一辆自行车由远及近响着铃铛向我驶来，车上的人背着一顶草帽，临近我身边时，他刹住了车，自行车吱吱呀呀地叫着，前后车轮在砂石地里歪歪扭扭地磨蹭，沙沙作响。
“嘿，东东，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车上的人问道。
“上学！”我简洁地回答道。我本来不想回答，他认识我，我却并不认识他，越来越迷蒙的黑夜之中，这只会让我更加忐忑不安。
“上学？”他笑嘻嘻地看着我，然后抬头望了一眼河对岸黑灯瞎火的山顶小学。小学很和谐地与黑夜融为一体，如同黑夜的同谋，显得离我如此之近。
“那好，上来吧，我搭你一段。”他指了指身后的车座。
我犹豫了一下，爬上自行车。自行车摇摇欲坠，然后沙沙地笔直行驶起来。
“下次见了我，要叫我康叔，我和你妈是同学嘞！”他回过头来，咧着嘴对我说。
他身后的草帽散发出一阵阵干草混合着汗水的味道，我点了点头，双手把紧了车座，既感到暂时的安稳，又感到未知的忧惧，这种感觉就像骑在骨架清晰的虎背上。夜晚路边棉花地里的虫鸣和惊起的蚱蜢像黑夜的使者，它们制造响动，好像是为了证明黑夜的宁静和可怕。
“书本落在学校里了吧，你妈妈说你是个调皮蛋！”那个要我叫他康叔的人看不见我点头，又说道。
“我找何校长。”我说。
“何校长？”他又回过头来，“何校长一准看戏去了，他就知道看戏！”
“我也不是要找何校长。”我又改口说道。我知道，他会更不明白我到底要干什么了。
果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可真是个调皮蛋，”他一边笑一边说，“你应该上镇里逛去，学校可不是晚上应该来的地方！”
对我来说，这是个好的建议，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可不是个好的惩罚。父亲的惩罚，像只鹰一样在我头顶盘旋，将我驱赶到黑夜之中。
自行车在木板桥处停了下来，那个自称康叔的人看着我过了桥，然后消失在黑夜里。
我走向那条直接通往山顶的斜坡道，自行车的铁架车座感觉还硌在我的屁股上。我从一只让我不安的虎背上下来，却仿佛落入狼群之中，路边突兀着奇形怪状的黑影，蠢蠢欲动，甚至温热的夜风之中也夹杂着诡异。
这条再熟悉不过的路，陌生得让我害怕，比原本熟悉而愤怒得陌生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克服恐惧的办法就是硬起头皮不顾一切，我拔腿向山顶奔去。
7、晚上的学校
学校里空无一人，教宿楼整个楼道也只有敲钟老人“启爷”弯着腰就着门房透出来的喇叭形的光影在炉火跳跃的铁锅里翻炒着。他身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台收音机，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夹杂着纠缠不清的嘶嘶啵啵的声响。
收音机接受来自遥远的声音，到了我们这儿，就变得不太真实了，像一个个正在细细密密地破裂的气泡。
我不想让“启爷”看见，于是猫着腰，在过道里贴着门房向前移动，所经之处都是门窗紧闭，没有一点灯火。
将便条塞进何校长的房门底之后，我从过道另一侧绕了出去，来到一排平房的廊檐下。廊檐一边是课室，一边是一溜红砖石柱，对着空旷的泥地操场。
泥地也应该是红色的，但是在黑夜里变成了灰白色。我忽然轻松起来，一股复仇的预谋和由此产生的快意升涌而起——我接受了惩罚，现在是我实施惩罚的时候啦！
黑夜变得并不那么可怕，甚至成了我同仇敌忾的同谋，我向课室平房的尽头走去。那里有一个从来就是大门紧锁的礼堂。
我从一处破烂的窗户爬了进去。看似门窗紧闭的大礼堂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扎拢了袋口却漏洞百出的破袋子，我和上校他们经常光顾这里。大礼堂如同一个封闭着壳的乐园，我们在里面攀梁跃柱，像一群快乐的猴子。
拐脚猫有一次攀上房梁之后，抱着一棵柱子往下滑，这是我们多数人都敢玩的拿手把戏，偏偏他忘了他抱着的是大礼堂里最粗大的柱子，滑到半空中撒了手，摔在舞台的一侧，一边脸肿了好些日子。
他大概是摔坏了脑子，从此走路就一瘸一瘸的。上校说，脑袋是连着脚的。这种解释让拐脚猫很恼火，但是他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脚有问题，我们也热心地仔细帮他排查过，他的每只脚都没问题，但是合在一起走路就闹别扭。这就更加坐实了上校的判断。
拐脚猫于是对上校忌恨交加。
大礼堂里一堆堆的破烂座椅和松枝柴火，有的堆得有我几人高，窗外的月光猛然清亮起来，高高低低照射进大礼堂，轻巧文静像是想讨好谁似的。
我找了个对着舞台的松枝窝，安乐地窝了进去。借着月光，可以看到舞台上贴近墙的紫红色幕布向一边耷拉着，像一面垂头丧气的旗帜，房梁上传来老鼠的打斗声，我闻着干燥的松油香味，哼着鼻子抠着指甲，渐渐进入了梦乡。
我还以为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呢！然而，睡梦却来得像被烟熏雾罩一样，既唐突又滑稽。
大礼堂的舞台列队走上一群猫，它们并排坐在那里，一只猫走上前来扬着手中的信纸大声地朗诵。它一边朗读，一边迈着傲慢的步伐，像一只黄色的皮球在舞台上滚动，从东头滚到西头，从西头又滚到东头，每来回一次，舞台下的老鼠们便鼓起热烈的掌声。
当另一只褐色的猫开始朗诵的时候，老鼠们开始叽叽喳喳起来，舞台上所有的猫都耸动着胡须，褐色的猫却毫无顾忌，对着舞台下的老鼠们挥着拳头，老鼠们愤怒了，争相跳跃，挤上舞台——
我打了个激灵，从睡梦中醒来，仍然不禁目瞪口呆。我为梦中的那群老鼠担心，要知道，这个世界，老鼠是老鼠，猫永远是猫。
操场上传来脚步和人声，几道手电筒的光亮划过大礼堂的窗户，像无声的闪电。听得出来，他们在挨个地检查课室。
“没有！”有人说道。
“这儿也没有！”又有人说道。
“东东！”我听到母亲急切的叫喊声。
母亲的呼叫声像针刺一样扎了我一下，我缩紧身子，躲得更严实了。
他们来到礼堂外头，几道手电筒的光线从窗户、门缝里照射进来，在礼堂的梁柱和柴垛之间飞旋，他们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们，只听到手电筒磕碰在窗棂上的声响和他们交谈的话语。
“也没有哇！”一个声音说道。
“不能躲在这里吧？”另一个声音说道。
“去那边看看。”前一个声音又说道。
“哪去了呢？这个混小子！”我听到母亲隔着窗户传入耳边的喃喃自语般的话。她的话带着滞塞的鼻音。
他们又走到礼堂的另一侧，依然从窗户外拿手电筒向里面照射探寻，最后他们走了。我有点怅然若失，但是我觉得我的报复成功了一大半。
学校又恢复了平静。而我再也无法安然进入烟熏般的睡梦。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之中，西侧礼堂外靠近舞台的窗下传来几个人絮絮叨叨的说话声。
话声黏黏糊糊，像是穿透了另一个世界来到大礼堂的屋檐下，又像午后蛀木的吴蜂，在我困顿迷蒙的耳边萦萦绕绕。
我原本不牢靠的睡意顿时消褪。我钻出柴火堆，悄悄摸到舞台边。爬上舞台，我看到窗外三个背靠在墙边的人每人叼着一支烟，曲腿坐在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狗日的，越来越像个蛋人啦！”其中一个侧脸看着另一个，讥笑地说。我不知道“蛋人”是什么。
“个球哇，大虾才越来越像个蛋人，他一心就想做个蛋人！”受讥笑的那个人不屑地说道。
“亏先人的！”第三个人双手放在膝盖上，鄙夷地骂道，好像做个“蛋人”是一种可耻的背叛。
“大虾的妹子上蛋人的学校，还要将朵姑送进蛋人的医院，他很快做蛋人了！”中间的那个人说。
他晃荡的脸在我眼前左摆右摆，我赶紧缩回靠窗的脑袋。
“朵姑，她快要死了！”一阵沉默之后，有人说。
又是一阵沉默。
“死也不做蛋人！”又有人说。
他们的话越来越零乱，我靠在舞台边突起的墙筋上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睡梦中，我一直想努力地进入一道门，但是这道门旋转着，我在门里进进出出。
我一直做着这个简单而耗费心神的梦，然后我听到大礼堂外有人开门的声音。
几道光同时照射在我身上，我抬起胳膊遮住眼睛。
惊慌的母亲向我冲了过来，到了舞台边，她停下脚步，威严而愤怒地看着我。
“你演了出好戏！哈！”母亲看着这个舞台，气急败坏地说。
我惊恐地站了起来。我站在舞台上，被她抓了个现形，这纯属巧合。我没有在舞台上演我自己，但是我坚信，我在舞台上发现和证实了一个秘密。
母亲抽泣着，转身去寻找可以用作抽打我的枝条，她身边的林阿姨拦住了她。林阿姨向我伸出手，说：
“东东，过来，咱们回家！”
我并不急着回家，而是朝窗边靠近了一步，斜眼看去，屋檐下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何校长和敲钟的“启爷”站在大礼堂的门口。弓着腰的“启爷”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拎着串钥匙；何校长一脸微笑。
我打算像条鱼一样从他们身边溜过去的时候，“启爷”稍稍直了直身子，说：“狗娃儿，可真够胆儿大！”
“启爷”突兀着眼睛，像足了我们同院的“麻谷”。我想，突着眼睛、脑袋大脖子小的麻谷长大后会不会和他一样，弯着腰弓着背，像一个胡乱扎起的稻草人呢。
何校长摸了摸我的脑袋，笑着对拉住我的手的母亲说：“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他一定是从那扇窗户爬进来的。”
然后他指了指那个半掩着、没有几块完整玻璃的破烂窗户。
“我们先前来的时候，心急没有发现，何校长，劳烦你们啦，回去得好好教训这小子！”母亲拽了拽我的手，预告似的瞪了我一眼，说。
何校长还是微笑着，对着我轻轻地摇着头，不知道是觉得我不应该受教训，还是觉得教不教训都一样呢？
我们走下学校通往河岸的坡道时，三个垂手缩肩的人站在路边，像石雕一样注视着我们。
我认得出来，他们正是大礼堂屋檐下那三个人。母亲身侧的林阿姨悄悄地扯了一下母亲的衣襟，母亲拽住我的手好像猛地紧攥了一下。她们低头急行只顾看着脚下的路。
我却回过头去，清冷的月光下，三个石像般的人面色凝重，透着冷漠和不屑。母亲又狠狠地拽了我一下，我踉踉跄跄地向前蹿去。
他们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忽然觉得这是件既庆幸又有些许令人失望的事情。
“他们是晚上的人！”过了木板桥，我忽然说。
“谁？”母亲惊疑地问道。
“他们。”我回头指着斜坡道。尽管他们已经不见了。
“胡说！”母亲喝道。
“你才是晚上的人，东东，”林阿姨侧过脸来对我说，“我们找了你一个晚上，你也太不像话了！”
我一脚踩在泥凼里。“夜走白，日走黑，看着路！”林阿姨又说。
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一路上她几乎不说话，我知道，她是憋足了怒火好回去收拾我。我却一点也不在乎。
五月末的深夜，气温依然寒凉，远远地看到站在门口的父亲，我不禁打了个寒颤。看到我和母亲，父亲坐了下来，他翘着腿对我视而不见。
我赖着不想进屋，但是这个时候，母亲就一点也不含糊了，她揪住我的耳朵，我立刻像一条上钩的鱼，踮着脚、身不由己。
我们经过父亲身边时，他只是伸手弹了弹裤脚上的烟灰。
“两个不省心的东西！”刚进屋，母亲一边甩手将我扯了一个趔趄，一边抄起桌上的鸡毛掸。
“说清楚了，谁不省心！”鸡毛掸还没有扫落，父亲从门口探露半个脑袋，说。
“滚去睡觉！”母亲没有回应，却垂下扬起的手，对我命令道。她盯着墙边的长管日光灯，大大小小的飞蛾蚊虫撞得嗡嗡响，她眼里噙着泪水、胸脯上下起伏，好像恨不得把这个世界一锅端了。
我朝房间走去，马南南的脑袋从门缝里闪躲而去。母亲说“两个不省心的东西”时我还以为指的是我和马南南呢，我忽然明白了，今天晚上，马南南只是个忠实的观众。
我和父亲在演对手戏，不省心的是我和父亲，但是作为观众，马南南只看到了开头和结局。
躺在床上，一只耳朵热辣辣地疼，为了好受一点，我扯热了另一只耳朵，然后便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改变，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其实，只是我觉得而已。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再也没有让我送信了。他也没有让马南南替他送信，或许是巧合，或许他最终觉得用信改变世界来得太慢，他大概不再写信了。何校长也不再写信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8、“你不是蛋人”
过河时，一直闷不作声地跟在我屁股后头的马南南掉下了木板桥，我回过头去的时候，他已经趺坐在齐腰身的河水中哇哇大哭。
马南南一只手在身边摸索，一只伸向桥面，无助地望着我，宿怨蒙蔽了我的眼睛，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远远地飞奔过来的上校毫不犹豫地跳下木板桥，他背起马南南爬上河岸。上校看了我一眼，背着魂不守舍的马南南向我们来时的路走了去，他可能很奇怪，他爬上滑溜的河岸时，我为何只是呆呆地站在木板桥上，甚至都不过来伸手拉他们一把。
后来，上校常常对我说：“哈，我救马南南，不是看在你马东东的面子上，我是看在你们老马家的面子上！”
他的意思是我不用记挂如何答谢他。要答谢他的不是我，而是我们老马家，这是两回事。
我也压根没想过答谢他，我理所当然的把这当做两回事。
我永远不是最早走进教室的那个，也永远不是最迟的那个。最迟的那个几乎雷打不动的是桃子。瘦弱的桃子走进教室的时候，总是由于迟到而一脸的羞愧，在大伙见怪不怪的眼神中低着头匆匆走向自己的座位。
我们从来不认为迟到是件值得羞愧的事，虽然我们并不会轻易迟到。我们良好的秉性，使我们对于就算不值得羞愧的事，也习惯于恪守而不是打破陈规。
但是桃子天天迟到，确实算得上是件诡异的事情。也许她瘦小的身子，要和这个世界合上拍是件艰难的事。
“你不是蛋人”
还没坐下来，我便惊讶地看到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这五个斗大的字。
我扫望了一下课室。拐脚猫坐在他的桌子上，甩着两条腿，以一副优先发现者的得意神态看着我，等着我问他黑板上的字是怎么回事，一旁的矮子贵和蝈蝈则望着黑板无声地笑着。骆驼和国庆跑进了课室，他们惊喜和兴奋地告诉我们，别的课室黑板上都有这样的字，一模一样！
“你，不，是，蛋人！”拐脚猫跳下桌子，走到黑板前，歪着脑袋一边辨识一边朗读。这几个字虽然写得松散丑怪，但是也不须要辨识，拐脚猫是想辨识出其中的奥妙。
“蛋人？什么是蛋人哪？”拐脚猫最后回过头来，问我们。
没有人回答，我们盯着黑板，就像那次上校撞了几乎一整堂课的墙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黑板上写着“5050”一样。
“你们听说过麦田怪圈吗？”蝈蝈忽然问道。
“我知道，外星人在麦地里画的怪圈圈！”国庆回答说。
“这是鬼画符，”拐脚猫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向自己的座位，说，“外星人不会在我们黑板上写字，他们会把我们统统抓了去！”
“抓你去干嘛？”矮子贵嘿嘿笑着，反问道。他站起来想去撞拐脚猫的头，拐脚猫一撇身子，双手牢牢地捉住他的脑袋。
他将矮子贵的脑袋摁在桌子上敲，说：“抓你去捣蒜泥，抓你去开核桃！”
教室里渐渐坐满了人，不是每个人都对黑板上歪歪扭扭的字感兴趣，实际上最后没人再关注黑板上的字，本来么，没人认为自己是个“蛋人”。
浑身湿漉漉的上校也回来了，他若无其事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黑板。
“你不是蛋人？谁是蛋人？”他坐下之后，从后头拍着我的肩膀、喘着气问我。
我冲他摇了摇头。
“你的脸色白得像猪油！”上校说。
“马南南摔下桥，他的脸色也白得像猪油，你们老马家都是猪油做的！”上校接着在我后背嘀嘀咕咕地说道。
我没有搭理上校。我一直在想“蛋人”到底是什么意思。除了我，没人知道，更不会相信，黑板上的字是昨天晚上大礼堂屋檐下那几个“晚上的人”写的。
他们是“晚上的人”，他们不屑于做“蛋人”，在他们的话语里好像做“蛋人”是可耻的。
夹着课本的语文老师前脚走进教室，桃子后脚便慌慌张张跟了进来。
迟到的桃子从不在教室门口喊“报告”，然后等老师的默许才走进教室，她总是羞愧地低着头，一口气冲进来。有时，遇到下雨天，一手擎着车轮般的斗笠的桃子冲进课室时，如一位微缩的身牴盾牌的莽撞的斯巴达克勇士。
桃子气喘吁吁地坐下，无暇他顾，争分夺秒地从书包里掏出课本、作业簿，像抓散落的豆子一样歪着脑袋摸索书包里短如寸钉的铅笔头。
语文老师安详地看着桃子落座，在老师们眼里，桃子旷日持久的迟到成了一种刻苦向上的美德，她优异的成绩也成了这种美德的照映，就像语文老师经常说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他眼里，瘦弱的桃子是金子，而我们是不成样的“狂沙”。
语文老师拿起了粉擦，他没有立即擦去黑板上的字，而是若有所思地端详了一阵子，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风清月朗蛋船轻，到处青天有酒星，蛋人是指南方海边在船上生活的人，是一种蔑称，你们当然不是船蛋，你们是混蛋！”
“我们是蛋蛋！”上校扯着脖子高声回应道。
男同学们哈哈大笑，女同学们有的乜着嘴笑，有的鄙夷、讨厌地看着上校。语文老师扬起手中的粉擦欲向上校飞掷，上校赶紧缩起脖子，一左一右跟着我晃动的身子躲在我身后。
上校经常将我当做盾牌。我帮上校计算过生命，也帮他抵挡过不少飞星流矢，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种人上学天生就是来受刑的，比如这个从来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回答问题、却总是口无遮拦的上校。
短暂的混乱之中，桃子惊疑地抬起头，她看到了黑板上的字，原本安坐下来之后渐渐苍白的脸色忽然变得红涨。她瘦弱的身子缩得更小了，手中的书本也慢慢地竖了起来，完全挡住了自己的脑袋。
她好像想在大伙面前隐藏住自己似的。
9、剪刀会
上校在上体育课站队列的时候不停地向我们使眼色，然后捂着肚子“呦呦”叫着跑向了操场边的厕所。队列刚刚解散，我和矮子贵、蝈蝈还有骆驼一起奔向了厕所，上校站在坑边，扭头看着我们。见我们到齐了，他一挥手，说：“走，干大事去！”
我们跟随着上校，翻过崩塌了一半的后墙，向山下奔去。不管干什么大事，逃课本身已经是件很刺激的事了。我说过，我们有良好的秉性，不轻易迟到不轻易逃课，我们的乐趣和刺激在于，干了不轻易干的事情。
绕过两座小山之后，我们来到一处山坳间荒芜的菜地。菜地一边种着油菜，一边种着包苔，菜籽开始枯黄的油菜稀稀落落、东倒西歪；包苔有大有小，却一律古怪地冒出一扎高的根茎，灰叶乍展，一点也没有卷心结球的意思。一垄垄的菜地被丛生的杂草连延着，几乎分辨不出沟埂。
在这个地方能干什么大事呢？我们狐疑地望着上校。
上校抬手向前一指，说：“你们敢不敢进去？”
上校手指之处，我们看到菜地尽头、山壁下有一个黑黢黢的洞口，杂草藤蔓的掩映下，如同一只怪兽空洞无神、却令人敬畏的眼睛。走近后，我们发现，洞口已被坍塌下来的泥土遮掩了一半，仅够一人侧身弯腰而入。
“有什么不敢的！”矮子贵晃动着脑袋，用脚拨弄开洞口边的杂草，准备打头阵。
但是他只是在洞口探了探脑袋，又缩转身来对我们说：“黑灯瞎火的，看不见唦！”
上校走过去，轻蔑地将矮子贵拨向一边，从裤兜里掏出一截蜡烛和火柴。点燃蜡烛之后，上校侧身钻了进去，站在洞口，露出半个身子，对我们说：“一个跟着一个，随我来！”
这是一个斜斜地延伸的拱形人造洞穴，洞顶探手可触，两边的土墙潮湿滑腻，密密麻麻铺满了刨挖后的铲痕。
我们前脚挨后脚一个个紧跟着，微弱的烛光在前头晃动，将我们的弯曲的影子摔在洞壁上，忽大忽小地跳跃，我们像一群猫一样屏气凝神地在洞穴里摸索。
身后的蝈蝈死死地拽住我的衣襟，好像生怕被扔弃在这个深不见底、令人窒息的洞穴里。被蝈蝈向后拽着的衣襟领口紧紧地勒住我的脖子，我反而感到安稳了许多。
“这是以前躲日本鬼子的防空洞，”上校在前头瓮声瓮气地说道，在这个四壁回音的洞穴里，任何熟悉的声音都变得生硬、胶着，他的烛光照射在洞穴边一个凹进去的洞室，“你看，这间房子可以藏下十几人呢！”
“这里面有没有死过人哪？”骆驼忽然问道。
我们猛然停下来脚步，蝈蝈拽住我衣襟的手拉扯得更紧了。
“骷髅呀！”上校回过身来，将蜡烛举在眼前，颤声喊道。
矮子贵一下子坐到了地上，骆驼向后倾倒的身子差点将我撞翻，我们都被上校吓得差点抱头鼠窜。
上校却嘿嘿冷笑，既为他成功的恶作剧感到得意，又为我们的胆小感到不屑。
“哼，就算真的有什么鬼怪，也没什么好怕的，我来过好多次，一个人都敢在这里过夜！”上校又朝前走去。
“我一个人敢在大礼堂里过夜！”我跨过矮子贵，跟上上校的脚步，自豪地说。
说实话，值得害怕的事，有时就像吃辣椒一样，只是在你吃进去和拉出来的时候辣那么一下而已。我已经不怕了，害怕像辣椒一样被我吃进了肚子。
我们又重新编了队，向前行进。拐过几道弯弯，上校将我们带到一处空旷之地，他点亮了四周壁龛上的蜡烛，我们眼前顿时豁然明亮。
我们相互傻傻地对望，好像经历了一次劫后余生，矮子贵和骆驼一脸的呆滞，而蝈蝈缩卷着身子，一副准备随时像只兔子似的跳起奔逃的样子。
上校示意我们在土墩上坐下，他站在洞壁前，伸出双手向下按压，做出让我们安静的手势。其实我们一直安静得像四只鹌鹑。
“我们要成立一个帮派！”上校说。
他斜眼左右窥视着我们，揣摩着我们的反应。
“一个秘密帮派！”上校接着说道。
这就是上校硬要带我们来到这个不见天日的防空洞最深处的原因！
我们吃惊地看着他。
“怎么个秘密法？”矮子贵问道。他偏偏对这一点感兴趣。
“除了我们五个人，谁也不知道！”上校回答说。
我们的热情像一只冬眠过后的蛇一样活络起来，大家觉得这确实是件有意义的“大事”。
“我们的秘密帮派应该有个名字！”蝈蝈抖了一下身子，磕着牙建议道。
“我想好了，就叫剪刀会！”上校叉开右手的两个手指，在我们眼前一张一合，回应说。
“我们做裁缝吗！”矮子贵咧嘴笑道。
我们也咧嘴笑了。然而，上校没有笑，他深思熟虑，所以他没有笑，而是说：
“裁缝的剪刀用来剪布头，我们的剪刀会是要秘密地剪除奸恶，像蒙面的罗宾侠！”
我们立即觉得上校高大起来。我们自己也高大起来。
“我们第一个要剪除的是谁呢？”我忽然问道。
“你能像高斯一样算出从一加到一百吗？”上校没有直接回答，却问道。
我看着上校额头上痂结的疤痕，明白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有些日子，他依然耿耿于怀。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就算你能，你也算不出从一加到一千！”上校也摇了摇头，却接着说道。
“啊，更不能了！”蝈蝈替我回答道。
骆驼敲了一下蝈蝈的脑袋，这已经不是个能不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是个无穷无尽的问题。
“所以，老罗要搞死我，我们就秘密剪除他！”上校冷冷地看着我们。
在这一点上，上校没有得到我们的响应，一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剪除”掉我们的数学老师，尽管他第一堂课就差点要了上校的命，我们只想过如何尽快地搭救上校；二来，我们十分怀疑上校的正义性，他不能公报私仇。我们沉默了。
“谁搞阴谋诡计，剪刀会就要剪除他！”上校于是改口说道。
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如果连这一点我们都不赞同，我们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得泡汤，剪刀会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矮子贵带头鼓起掌来，我们于是都鼓掌。
按上校的计划，我们还要排座次。这时，洞穴隧道深处传来“噗咚、噗咚”的响声，一两声之后，洞穴又归于平静。我望着壁龛里摇摇晃晃的烛光，蜡烛已经烧尽熄灭了好几支。
“我们回吧，”我说，“这会儿怕是已经放学了呢！”
矮子贵、骆驼、蝈蝈都跳起身，他们和我一样，又感到这个阴森的洞穴可怕起来。
不等上校下令，我们各自从壁龛中拿起了蜡烛，沿着来时的路向洞穴外走去。尽管上校意犹未尽，但是也不能固执地一个人留在洞穴里排座次，他吹灭了壁龛剩下的一两支蜡烛，呼哧呼哧地追赶了上来。
我们从洞穴钻出来之后，并排站在杂草丛生的菜地上眯眼嘿嘿傻笑，青色、褐色的蚱蜢在我脚下四处弹跳，六月的太阳打照在身上，热辣辣、麻酥酥的。我有种如沐春风、恍如隔世的错觉。
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五个棒槌，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剪刀会了。
9、大虾和朵姑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背着一个女人从菜地边的山间小路上向我们走了过来。赤脚男人裤脚高高卷起，女人头上包着一块白色头巾，脑袋耷拉在男人的肩膀上，一副病怏怏的模样。
他们来到我们跟前，男人抖了抖身子，好让背上的女人趴得更安稳一点，她脑袋依然耷拉在他肩上，却睁开眼无神地看了我们一眼。男人也略带诧异地望了我们一眼，又向前走去。
我忽然觉得那个男人似曾相识。
我正感到恍惚，走了过去的男人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对我说：“哦，小家伙，谢谢你的马灯！”
于是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在医院住宿楼屋檐下夺走我的马灯的人，他说话的时候几乎面无表情，我不知道他是在“感谢”我，还是在横蛮地“提醒”我。
我撇着嘴，没有做出回应。
“他是谁呀？”望着他背着病怏怏的女人走向河边，上校问道。
“晚上的人！”我对上校说道。
“晚上的人？”上校和“剪刀会”的兄弟们都吃惊、疑惑地看着我。
“什么是晚上的人？”见我没有回答，上校嘴里咕哝着扭头四顾，好像在这个空旷的山谷间，遇到问题也要尽快找到一堵墙。
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呢？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在我们身边，一半人生活在白天，一半人生活在黑夜，如同树叶的正反两面，一面朝着阳光，一面朝着大地。
“他叫大虾，”我说，我想起了大礼堂屋檐下那三个“晚上的人”的对话，“那个女的叫朵姑，她病得快死了！”
“哦——”矮子贵吁了一口气，好像终于不用纠结于什么“晚上的人”了。
“可是，他们不是晚上的人么？”蝈蝈却挠着脑袋，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
蝈蝈是有点聪明过头了，他大概是明白晚上的人应该像星星或者月亮，只在晚上出现，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大虾背着朵姑往镇上去了呢？
大虾已经趟过了河，背着朵姑沿着河边寂静的公路渐渐远去。
“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上校似乎琢磨过来了，他不再不安地扭着头，而是望着大虾的背影，说，“晚上的人，听起来好像很神秘，我们还是剪刀会的人呢！”
言外之意，晚上的人还不如剪刀会来得神秘。
10、晚上的小镇
除了习惯于深夜神出鬼没，他们和我们确实没什么两样，这就使我觉得自己也快成了“晚上的人”。我不再只是由于听到晚上此起彼伏却又若有若无的喧闹声响才会忍不住爬起来，四处寻觅；有时整个世界安静得好像彻底凝固了，我也会抑制不住想偷偷摸黑溜出去——喧闹也好，寂静也罢，我总想看个究竟。
“晚上的人”一如既往地过着他们安稳的日子。也许我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并如此细心探究他们生活的人，自从那次在山谷间的菜地遇到大虾和朵姑之后，我再也没和谁说起他们。我得为他们保守秘密，就像我们的秘密剪刀会一样，说真的，不为什么，只是因为根本没人在意。
我站在我们住宿楼的屋檐下，夜色笼罩着整个昏暗的小镇，天空中没有一点星光，远处的房屋树木隐隐绰绰，更远处的山丘田野静谧肃穆，黑夜就像一层墨色的雾。
我对这个小镇的夜晚依然知之甚少，唯一的进步是，我不再需要一盏马灯了。晚上的人和镇上的人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从来不须要什么照明的灯。
大虾夺去我的马灯，也许只是一种惩戒或者警告，他并不是觊觎我的灯。
住宿楼前面是一块长满结缕草的宽大草地，每到秋末，结缕草就变得枯黄，来来往往的行人将草地踩踏得斑斑秃秃，一场雨水之后，细碎的结缕草便被冲刷成一道道黄褐色的波浪，弯弯扭扭地躺在地上。
草地的另一边是一排高大的香杨树，树下那条笔直地穿过草地后歪歪斜斜地通往镇上的路，在夜色下像一条漂浮的、灰白色的绶带。
“夜走白，日走黑”，这是我那天晚上在大礼堂被领回来的时候知道的诀窍。晚上走亮色的路，白天走阴暗的路，白天和黑夜，只不过是将事情颠倒过来罢了。
灰白的路上走过来一个黑色的身影，他挑着一担柴火，迈着轻快碎细的脚步，两头的担子在他身前身后跳跃，传来吱吱呀呀的声音。他像在跳舞一般。
我忽然决定，跟着他去赶集。
镇上夜晚的集市，是晚上的人的集市，显得冷清，行人也稀稀落落。偶尔遇到一盏枯黄的路灯，灯下立住一两个人，身前摆着箩筐或卷开口子的蛇皮袋，他们神情冷漠，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像风吹的稻草人一样晃动着手脚，但是很快又立定了，期盼的眼神在我眼前一闪而灭。
他们知道，我不大会是他们的主顾。
也有一些什么也不干的人，他们三三两两坐在昏暗的路边，一边说着话，一边抽着烟望着空寂的街道，间或露出一脸的憨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转悠了大半个镇子，我越发觉得这个镇子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晚上的人唤不醒这个镇子，他们也好像并不想唤醒这个昏睡的镇子，在他们眼里，晚上的镇子就应该是这样。
在一座水泥栏杆的涌桥边，我看到一个瘦弱的、穿粉红色衣裳的姑娘站在桥头，桥头水泥墩上放着一个盛满白色鸡蛋的篮子，她背对着我，甩动着两条黑色的发辫，左右张望。
我确认她是桃子，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后，叫了一声：“桃子！”
她回过头来，惊慌地看着我。看得出来，她的惊慌不是由于受到惊吓，而是在这里遇见我。
即使是夜色昏暗，我也能看到她的脸色憋得通红，我也跟着不安起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桃子一只手指绞着翻卷过来的衣角，低着头，一如她迟到时冲进课堂时的神情。
“我是晚上的人！”我心里升起一股子得意劲，神秘地说。
“晚上的人？”桃子疑惑地抬起头。
“嗯——”我语音拖得老长，连连点头，我向四周看了看，说，“和这些人一样，我在赶集！”
“不，你是蛋人！”桃子却摆着手，慌急地说。
“我不是蛋人！”我立刻想起黑板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你是旦人，不过，不是鸡蛋的蛋，而是横日旦的旦！”桃子看了一眼身边篮子里的鸡蛋，终于笑了，信手在空中比划着书写。
“旦人？我为什么是旦人？”我这样问，却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们都叫你们旦人，也有人叫你们蛋人，”她又看了一眼篮子里的鸡蛋，“那是戏称，就像你们有人叫我们‘宵人’一样。”
这确实是件挺复杂的事，我靠在栏杆上，望着夜空，河涌里的水静静地流淌着，散发着一阵阵泥腥味。
“你在卖鸡蛋？”我转过头去，问桃子。
“我未过门的嫂子病了，需要很多的钱！”桃子又开始绞衣角，低着头，两只手指相互缠绕来缠绕去。
“朵姑？”我猜测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她？”桃子抬头惊奇地望着我，颇感纳闷。
“我还认识大虾，原来他是你哥哥！”我撇嘴笑了笑，说。
“哦，他抢过你的马灯！”桃子又低下了头，接着她抬起头，说，“不过，我当时就让他还了回去！”
我想了想，笑了，朝桃子摆了摆手，以示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事。
“谁会买你的鸡蛋呢？”看着行人稀稀落落的街道，我担忧地问道。
“一些下夜班的工人，也有镇医院的医生，有时候得等到那些早起的阿公阿婆们。”桃子抬头左右张望着，回答道。
“干脆，我带你去医院，说不定很快就能卖完喽！”我跳下栏杆，对桃子说。
“医院不许卖东西！”桃子对我的好意充满感激，但是她说。
“我阿妈晚上值夜班的时候，就会煮个鸡蛋吃呢！”我不管医院许不许卖东西，催促桃子道。
“医院不许卖东西，何况是晚上！”桃子依然这样说。她手伸向篮子，抓了几个鸡蛋要塞给我，我只好一边推脱，一边转向另一侧桥头，向来时的路走了。
我知道桃子为什么天天迟到了，她不是旦人；或者她一半是晚上的人，一半是旦人，她必须在两个世界里穿梭。
也许我也成了半个“晚上的人”，但是我无须在两个世界里穿梭，我在两个世界里游荡。
谁也不知道我的秘密，马南南不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更不知道。自从那次深夜不归之后，父亲对我冷淡了很多，尽管他也像保守一个秘密一样不留痕迹，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从马南南身上感受得到。
11、我们都是陀螺
父亲决定给马南南做一个陀螺。他们为了这个陀螺谋划了好些天，好像这是一项须要精心筹备的事情。他们一会儿说要用松木，一会儿又说该用杨木，最后却决定用柳木。
我知道，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冷落我。
父亲带着马南南去河边截柳树枝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找乐子，于是我扣好门，将锁头虚挂在锁扣上，跑过门前的草地，向镇上奔去。
经过医院，母亲正站在楼堂门口的台阶上，和一个男人说话。
“马东东，上哪儿去？”母亲喝住了我。
我躲闪不及，只好乖乖地走上前去。
“叫康叔！”母亲抬手招揽，对我稍显仁慈地命令道。
我早已认出他了，其实不须要母亲的命令，我也会主动叫他“康叔”，因为那天在他的自行车上，他就是这样告诫我的。但是我还没有开口，他却摸着我的脑袋说：
“这个调皮蛋！”
我没有抗拒他的抚摸，他的手厚实有力，传递着一种略带隔阂的温暖。我眯缝着眼睛，看到一位身姿妖娆的女人拎着几包药，从医院楼堂里走了出来，渐渐由一个只有轮廓的模样，变得清晰可见，出现在我面前。
“哟，李大夫，这是你家的老大吧？”她锵锵地笑着，如银铃一般。我呆呆地看着她，她穿着件白色的流苏裙，说话的时候，裙边无数的丝线在微风中摇摆摩挲。
“东东，快叫乔婶！”母亲又对我温柔地命令道。
我扭扭捏捏地叫了一声，康叔却在一旁笑了，说：
“东东，小时候，婶婶还给你洗过澡呢，认生了！”
乔婶吟吟笑着拍了一下康叔的肩膀，说：“孩子大了，别说这些，东东害臊呢！”
她笑的时候，美白的脸上，一边有一个浅浅的酒窝。
母亲也望着我笑。说了一阵子话，康叔推来了自行车，他和乔婶一前一后，坐在车上走了。
乔婶衣裙上白色的流苏还在我眼前飞舞，然而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天，她拧紧眉头，威严地看着我，因为我还没有回答我偷偷摸摸地上哪儿去。
“给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些天不要到处乱逛，”母亲瞪着我，她从来只告诉我规则，而不告诉我原因，“你来得正好，跟我上楼抄病历去！”
母亲有一本厚厚的《病历札记》，记录的都是些疑难杂症的治疗过程。我帮她抄病历，实际上是帮她往《病历札记》上抄录医书，她总是对我说，医书要越读越薄，可是她的《病历札记》却越抄越厚。
我趴在桌上抄得兢兢业业，母亲送走了一位病人，坐在案桌边沉思，忽然转头，问我：
“东东，你说乔婶美不美？”
我回答说：“美，但是没有阿妈美！”
母亲含笑刮了我一眼，她知道我是在讨好她，但是她很高兴，说：“行啦，别抄了，回去做饭，中午想吃什么？”
我说想吃鸡蛋炒饭，我想起家里饭桌上的那碗剩饭，也想起了桃子摆在桥头的那一篮鸡蛋。
走出接诊室，我看到大虾木然地坐在走廊的病床边。他依然卷着裤脚，赤脚半踩着一双穿孔泛白的胶底解放鞋。
看到我和母亲，石像一般的大虾忽然激活了，他想站起来，两只手却又在身边左摸右摸，铁架病床发出不安的吱吱呀呀的声响。裹着头巾、脸朝墙卧着的朵姑也转过头来，她望着我眼神灰白。
“医生不给她药吃，”大虾回头看了一眼朵姑，两只手左右按着瘪瘪的口袋，他最终没有站起来，而是一动不动地说，“我们没钱！”
我停下脚步，看着母亲。
母亲却好像压根没有听到大虾的话，拉起我的手，快步地走开。
“他是我同学的哥哥！”我挣了一下被母亲拽住的手，说。
“哦，”母亲没有减慢步伐，只是转头看了我一眼，“她不是我的病人，医生也没办法给她吃药，一直查不出病因，对不上症。”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合理的解释，一路上我跟在母亲身后，再也没有说话。
走时扣好了的房门虚掩着，我以为砍柳木的父亲和马南南回来了，母亲拎起门边窗户底下煤炉上的水锅，准备换煤球。我推门进去，却惊讶地发现，顶着个大脑的的“麻谷”正半爬在饭桌上，掏着被她掀开簸箕盖子的大碗里的干米饭。
她鼓突着大大的眼睛惊恐地看着我，满鼻子满嘴都是饭粒，一只瘦得鸡爪子一样的手搁在碗边，一张一合。
“啊，麻谷！”我叫道。
她从桌子上哧溜滑拉下来，浑身颤抖地将手中仅有的一撮饭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塞进嘴里，悠悠晃晃地向我冲了过来。
我左右虚闪了一下身子，并没有真心想拦住她。她斜冲着跑了出去。
窗户外的母亲站直了身子，看着跑远去的麻谷。
“阿妈，麻谷又来偷东西吃！”我大声说道。
“嗨，这孩子，病就没好过，”母亲回过头来，隔着窗户看着满桌洒落的米饭，对我说，“把桌子收拾下。”
麻谷的病确实是没见好过，在我印象中，她总是瞪着快要掉下来的眼睛到处找吃的，没有吃的她浑身打颤，有了吃的她也是浑身打颤，恨不得将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倒入口中，她细弱的身躯，像个无底洞。
马南南的陀螺终于大功告成，整个下午，他都在抽打他的陀螺。为了体现受到父亲特别宠溺的优越感，马南南将陀螺抽打得四处乱窜，他跟着四处乱窜的陀螺一惊一乍地跳跃，在屋檐外晾晒着的床单底下钻来钻去。
他完全忘记了，晾晒的床单上是他隔夜画出的地图。
马南南老大个人了，还隔三差五尿床。我觉得根源在于他经常找不到北，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因为每次在母亲咆哮和诅咒着卷起床单之后，我问他为什么又尿床了，马南南会苦恼地告诉我，在梦里他找不到厕所。
“就算找到厕所也别尿哇！”我告诫他说，而且希望这种告诫在他下一次的梦中有效。
但是马南南却说：“最后憋不住了么！尿着尿着，厕所就出现了！”
我觉得马南南尿床是种固执的失误而不是病症，但是母亲不这么认为，作为医生，她觉得不正常的就是病，而病都有药可医，不管医不医得好。
同样的，作为医生，父亲和母亲就很不一样，父亲认为很多病都不须要医治，因为医也医不好，医生的职责只是在于分辨哪些病须要医、哪些不须要医、哪些医也好不医也好无所谓。
所以，当母亲第一次提着一大袋像油炸的糯米团似的褐色桑螵蛸给马南南煲药汤时，父亲只是嘿嘿冷笑，但是他没有阻止，因为喝那种咸涩汤药的不是他，而且马南南的病就是那类他认为医不医都无所谓的病。
不出父亲所料，马南南喝了多少药汤都好，照样尿床不息，他针砭不入、顽石不灵。
我看着在床单底下钻来钻去的马南南，心生另一种优越感：马南南只配闭着眼睛尿床、只配站在凶神恶煞的傻子杪面前发呆，也只配无端端地掉到桥底下哇哇大哭，我都懒得多瞧他一眼。
马南南越是想引起我的关注和企羡，我越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靠在屋檐下的柱子边削一柄长长的木剑。
几次陀螺转到我的脚下，我也只是对陀螺和马南南投去鄙夷和厌恶的一瞥。其实我很想揍他，我的克制在于我不想过于表露自己的不满，以免让马南南认为我是妒忌成恨。
柯茂也加入到马南南的欢乐游戏之中。马南南对他可是千依百顺，屁颠屁颠地跑上跑下拾捡飞转到雨水沟或草丛中的陀螺，他甚至比陀螺更讨柯茂欢喜。他们倒更像亲密无间的兄弟。
柯茂几次将鞭子递给我，希望和我分享乐趣，但是几次我都无趣地看着他，不为所动。
这样一来，他们的快乐感染不了我，我的冷漠却感染了他们。他们的兴致在消减，开始相互推搡着去捡跑开的陀螺，然后相互指责，到最后他们叉腿坐在屋檐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慵懒得好像被鞭子抽过似的。
“不玩了。”马南南捡起陀螺和鞭子，对柯茂说。
“我还有个玩法。”柯茂却忽然生起新的趣头，伸手去夺马南南手里的陀螺。
“说了不玩了！”马南南猛地甩开手，说。之前的殷勤，马南南不惜一笔勾销。
“东东，马南南就是个小气包，我也不跟他玩了！”一阵错愕之后，柯茂转头看着我，愤怒地说。
呆呆站立着的马南南憋胀着脸，他惶惑地看着幸灾乐祸的我和愤怒的柯茂，眼里慢慢噙渗出泪水。马南南抬起一只手擦着脸，手中的鞭子孤独、无力的晃荡着。
我冷冷地看着马南南，好像又看到那个跌落在木板桥下、趺坐在齐腰深的水里哭泣的马南南，在那一瞬间，我可耻的优越感消失了。这时，我忽然为自己在桥上的冷漠感到羞愧。
就像后来，我知道所谓的桑螵蛸是大眼螳螂的卵泡时，我一样感到懊恼，我取笑马南南时，哪想过，为了治好其实治不好的尿床症，他捏着鼻子喝下多少螳螂卵呐！
“给我！”我将木剑插在地上，走过去，伸出手，对马南南说道。
马南南擦眼擦脸的手停在空中，疑惑地看着我，我固执地向他伸着手。
马南南将手中的陀螺和鞭子交给了我。我夹着鞭子，两只手搓动陀螺，然后抽打起来，陀螺转得平稳而快速，像要开足马力钻探到地底下。
马南南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陀螺，嘿嘿地笑了。
我瞅了一眼马南南，又瞅了一眼柯茂。柯茂也嘿嘿地笑了。
我抽了柯茂一鞭，柯茂愣了愣，扭动着身子转了起来，说：“我是个陀螺！”我又抽了马南南一鞭，他也转了起来，说：“我也是个陀螺！”
马南南转动的时候，乘势乐呵呵地推了我一把，我也转了起来。
“我们都是陀螺！”我说。
12、雷雨
天空中翻滚着雷的浪声，在黑夜之中一波接着一波，房屋被震得簌簌发抖，随着每次炸响的闷雷，好像经受了一顿拷打。
我爬起身，准备去镇上一趟。雷声间歇，带着泥腥味的风吹得窗外的树叶哗哗作响，支扣着的窗户吱吱呀呀地摇摆着，我迟疑了一阵子，估计雨一时半刻下不起来，便猫着腰走向堂屋。
一道闪电划过，我猛然看到窗户上贴着个瘦小的身影，闪电照亮了她整个轮廓——她一只手拽着窗户条，一只手努力地伸向屋内窗户下的桌面，左右捞抓。啊，又是麻谷！我差点喊了出来。
实际上，麻谷拼命伸进来的手什么也没捞到，镇定之后，我反而怕惊扰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
雷声接着滚滚而来，她也看到了我。麻谷迅速地缩回身子，像只猫一样滑下窗台，踩得她脚下的锅盆叮咣乱响。
我没有追赶她的兴趣，麻谷踢踏的脚步伴着雷声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支起耳朵、屏气凝神，确认屋内没有激起任何动响，便轻轻地搬来一张凳子，反顶着门。我悄悄拉开一道门缝，溜了出去。
闪电和滚雷好像合不上拍的两条腿，黑夜忽明忽暗，而雷声时紧时慢，有的像长途跋涉而来，有的像奔突追寻而去；有的干脆而急促，有的低沉绵长。
我一路向镇上跑去。我的两条腿也好像拐脚猫一样合不上拍，一路趔趔趄趄。
经过医院时，我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依偎着坐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伸展出来的平顶挡雨檐下的夜灯散发着昏黄的灯光。
“医生给她吃药了！”对我说话的正是大虾，依偎着他的是朵姑。
“什么病？”我停下已经放慢的脚步，问道。我以为她的病对上症了。
如果对上症了，也许是件好事。我问过母亲，朵姑的病对上症没有，她总是抿着嘴，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愿和我讨论朵姑的病，还是不愿提起大虾和朵姑。
“不知道，”大虾摇摇头，挥赶着头顶飞舞的蛾虫，说，“他们建议我去县医院，但是——，哎，小家伙，晚上也去镇里？要下雨啰！”
“光打雷不下雨呵！”朵姑抱着大虾的胳膊，歪着脑袋抬起头看着天空，喃喃地说，好像在说一件很遥远的事。
光打雷不下雨——我却很喜欢这样的夜晚，好像憋得越久越是神秘，越值得去探究。但是我知道，雨迟早是要来的，于是我拔腿更急迫地向镇上跑去。
大雨将至的夜晚镇集，人影更是稀少。
每个人都显得很惶急，有的人急匆匆的赶来，有的人急匆匆地离去，都是因为天空中滚滚的雷声。
他们像一群闷不做声、却在大雨来临之前忙忙碌碌的蚂蚁。相比之下，我比他们悠闲得多。
我在街上来来回回地游荡，和我擦肩而过的人用古怪的眼神看着我。天气变坏的时候，父母会打锣一样找回自家的孩子，而我却好像一只飞在冬天里的蝴蝶。
我没有找到桃子。也许她已经赶往回家的路上了，她和我不一样，不仅仅她是个“晚上的人”，更在于她是个天气变坏的时候，不需要父母找寻自己就知道回家的孩子——不管鸡蛋有没有卖完。桃子跟我说过，她总有卖不完的鸡蛋，她说她家的鸡白天下蛋，晚上也下蛋。她家的鸡也许没有白天和黑夜。
街边一个坐在倒塌的半截电线杆上的人一边抠着脚趾，一边抬头望着闪电的天空，他脚下的箩筐边绑着一只长脚鹭鸶。缩着脑袋的白色鹭鸶不停地挠着系住的那只脚，头顶的缨冠甩过来甩过去。
“鹭鸶不吃鹭鸶肉”我们这儿有这么一句谚语，但是问题是，除此之外，谁都可以吃鹭鸶肉，所以被抓住了在这儿摆卖。如果有钱，我会买下那只鹭鸶，我养着它，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养过什么。
我没有钱，只能走过去，蹲在它面前看着它。鹭鸶向后退了几步，那只被绑住的脚总是高高的抬起，又轻轻地放下，它慌忙地后退，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想看得更清楚。
“娃子，”卖鹭鸶的人看着我说，“别瞅了，古怪着呢！”
“有什么古怪！”我抬头问他。
“鹭鸶跳舞，神仙迷糊！”他依然抠着脚趾丫，乐呵呵地说，“别被它迷糊啰！”
可是它并没有跳舞，而是扑棱着翅膀，丝丝的羽毛像被风吹散的白色流苏。
我不敢盯着鹭鸶了，转过头来望着街道。我确信自己没有被迷糊住，街灯昏暗却照映着街道清清楚楚，我甚至闻到一股远远飘过来的稻花清香，听到杂乱的蛙声。
空旷的街道那头走过来一个穿着紧身旗袍的女人，挎着肩包，轻手轻脚却埋头走得很急迫，稀疏的灯光落在她身上，像只黑暗中移动的瓷瓶。
她不间意抬了一下头，我认出来那是乔婶，我不想被她看到，赶紧低下头，和撇脸看我的鹭鸶眼对眼。鹭鸶流苏般的羽毛在我眼前随风撩动。
乔婶并没有径直走过来，而是转身到了一户门前，房门打开了，一个男人伸手把她揽了进去，屋内的灯光照射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红润的脸上浅浅的酒窝。她向后仰着头，像被一条蛇卷进洞穴里。
“啧，啧，啧——”卖鹭鸶的人嘴里不停地砸吧着，他不再抠脚趾了，弯腰侧身看着乔婶闪入的屋子。屋门早已关上，屋内的灯光也变得幽暗。
“活泛，活泛！”他站起身，摇着脑袋将鹭鸶抓入箩筐，挑着担子走了。
他好像不是为了卖鹭鸶，而只是为了看一眼刚才所看到的一幕。
我也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经过那所门窗紧闭的屋子，我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而整个小镇忽然变得湿热和憋闷，散发着热烘烘的味道。
打了一个晚上的雷，雨终于下下来了——不像那些随意飘来一堆乌云、戏虐般将行人淋得东倒西歪的骤雨——对于这样的雨没有人有怨言。
连成线的雨水下得很畅快，廊檐下站满了躲雨的人，我挤在他们中间，各种挑子横在我们面前，抵挡着地面溅起的雨星，整个小镇升腾起浓重的湿雾，天地也连成了一片。
每个人开始只是呆呆地看着越下越大的雨，好像谁也不愿去打搅这个暂时接管了小镇的角色，雨水风头正劲，此时不是对它评头论足的时候。
雨水很快汇集成流，从屋檐排水槽哗哗坠地，街道两旁的明水沟浑水四溢，转眼间到处都成了一片流动的沼泽，挟裹着各种浮浮沉沉的漂浮物，横冲直撞。
廊檐下的人却看出了雨水的颓势，也渐渐变得活跃，他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起来。
“南湾镇口要起一栋百货大楼，晚上也开工。”有人望着雨水说道。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镇口拆掉了几间低矮的平房，整出了一块平地，鲜红的土地像一块切开的大西瓜。
“开始招工了么？”有人问道。
“他们只在白天招工！”又有人说。
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却每个人只说了小半截，然后大家又沉默了。我知道，他们尽管不说话，但是只要一开口，还是绕不开这个话题。
“应该白天招日工，晚上招夜工，各干各的活！”果然，先前问话的那个人从坐着的石墩上站了起来，愤愤不平地说道。
“你没听说，有人打起来了！”从另一侧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谁和谁打起来了？”两三个人几乎同时问了这个问题。
大伙儿都看着那个声音沙哑、有点故作悠闲的人，他们都很紧张，我也有点紧张起来。
“当然是和蛋人打了起来，”那个人说，他的声音好像清亮了一些，但是显得更刺耳，“还没开始干呢，他们就怕我们抢了他们的活！”
“狗日的，他们不愿意晚上干活，却也不许别人晚上干活！”
我身边的那个人踢了一脚地上的箩筐，恨恨地说。
他们又一次集体不出声了，我望着他们，他们却望着变得稀疏的雨水，满脸都是不屑和愤懑。
几个年轻人从桌球室放笼的鸡一样走了出来。从我这里看过去，其实看不到桌球室，只看到桌球室悬在半空的白底红字的灯光招牌，他们拐了个弯就前前后后向我们歪歪扭扭地走了过来。
“走开！”他们挥舞着夹着烟的手，对廊檐下的人吆喝道，散发出立时盖过满大街泥腥味的烟酒气。
廊檐下的人只是各自收了收身子，沉沉地望着他们，没人走开，因为并没人挡住他们的路。
“宵鬼！一群宵鬼！”
“宵鬼，滚回你们的窝里去！”
他们又指指点点着，叫道，有的人跟着哈哈大笑。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身边的这些人为“宵鬼”。
“后生崽，你哪只眼睛见到鬼啦！”
廊檐下，终于有人闷声闷气地回应道。
“哟，宵鬼会说人话呀！”他们又是哈哈大笑。
他们没有继续沿着檐廊走过来，而是你推我搡地蹿入街道。他们好像笑弯了，相互斜依和搀扶着，有的弓着腰，有的搭在别人的后背，有的拼命地向上扯着同伴，像拔着萝卜。他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好像根本站不稳似的。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踩在一片漂浮的云上。
“打你狗日的！”
我听到身边的那个人弯下腰拾起了扁担，横在手中，但是他的话沉闷得只有我能听得到。
“哟，还有一只宵小鬼！”大街上忽然有人指着我说。
廊檐下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我，好像才发现我似的。
“酒鬼！二流子！”
我攥紧拳头，毫不示弱地向他们回敬道。
他们愣了一下，立即有三两个人作势向我扑来，他们大概是要给我颜色看看了。冒失之后，我立即有了不知如何对付傻子杪般的恐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对付傻子杪，我可以竖大拇指，对付他们，哪怕我能竖起一杆大旗，恐怕都无济于事。
我身边执扁担的人护住了我，叫我别怕，我却一头钻了出去，向前奔跑。
我踏着积水深深浅浅的街道向开始吐出鱼肚白的天边跑去，我听到身后有人追赶我，但是我像踩着风火轮，而他们就算是驾着云也赶不上我。
13、没有谁愿意做一个宵人
甩脱了他们之后，我脚步便轻松起来。雨洗过的田野变得清新温和，即使是光线暗淡的破晓之前，景象也已变得条块分明，树木、房屋、农田都好像经历夜晚的零乱、混沌之后，梳洗打扮了一番准备好了气象一新地接待天明似的。
一些早起的人家甚至零零星星地亮起了灯光，路边稻田、沟洼里的蛙声整齐清亮，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杂乱和惶急，好像换了一班演奏者。
来到家门口我才变得慌张起来，门敞开着，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上哪去了？”父亲坐在饭桌边，黑暗中瞪着眼睛，问道。
“没上哪儿去。”我径直向房间走去。我觉得，他应该像往常一样不用管我。
“他要做一个宵人！”我回过头来，看到母亲双手辫在胸前，靠在她房间的门框上，冷冷地、无奈而失望地说道。
母亲的话让我很惊讶，我第一次从她口中听到“宵人”这两个字，原来她早就知道了。我立刻明白了，对她和父亲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以后，哪里也不许去！”父亲声音低沉地说。
“哼，他竟然要做一个宵人！”母亲却意犹未尽，依然不可思议地摇着头，悲伤的语气中又加上了怨恨。
“我就是要做一个宵人！”我忽然固执起来，大声说道。
“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宵人！”
母亲几步跨过来，倾身叉腰，居高临下地瞪着我，声音颤抖。
我看了一眼父亲，他吸了一口烟，烟头映亮了他半边脸，显得冷峻而愤怒。马南南赤脚站在门口，睡眼惺忪一脸茫然。
母亲说得对，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宵人，甚至这根本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父亲在我的房门上加装了锁扣，一到晚上，我和马南南便被反锁在房间里，哪里也去不了。
父亲又开始给何校长写信，而且重新让我送信。绳子在哪儿断了得从哪儿接起来，父亲和我的关系是由于送信弄僵的，或许他想由送信这件事来缓和。
不过父亲用的一律是便笺，好像他们交谈的事没那么正式了，父亲也只是随手将便笺交给我，甚至没告诉我应该送给谁，或者他认为我应该知道送给谁。
有一次，我将便笺交给何校长，正准备转身离开，他却叫住了我。他随手将便笺放在桌上，关掉了桌面窗户下正唱得咿咿呀呀的收音机，奇怪地盯着我。
“将来，你想做一个怎样的人？”何校长思考了一下，问道。
我没有思考，摇了摇头。我理解何校长是问我未来的理想，我觉得理想那么遥远，根本看不清它的轮廓。
“像你爸妈一样做一个医生？”何校长又启发似的问道。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算是一个进步，尽管最后我还是否决了，其实我觉得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做医生，判断哪些病该医、哪些病不须要医是件很头疼的事，我缺的不是对医生职业的认同，而是信心。
“你知道我和你阿爸一直信件来往，讨论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吗？”何校长不再启发我的理想了，而是转换了一个话题，问道。
我又摇了摇头。我只是他们的邮差，至于他们讨论些什么，我从未窥探过。父亲说信件可以改变世界，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尽管一些无常的变化经常让我措手不及，但是我没有看到多大的改变。
“我们很多观点都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在于，马院长总想尽快地解决一些问题，就像重症要用猛药，”何校长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子上的便笺，说，“我不这样认为，一些问题，也许根本不是问题，就像一些病根本不是病一样！”
我完全有些听不懂了，只好愣愣地看着若有所思的何校长。
“你对你阿爸说，你宁愿做一个宵人？”何校长忽然意识到他的话对我来说如同云山雾罩，于是转过头来，微笑地问道。
我低着头没有回答。我说过这样的话，可这不是个愿不愿意的问题，所以，我只能这样表态。
“东东，要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宵人！”何校长忽然扭过身子，直对着我，说。
我瞪大了眼睛。
“他们是晚上的人！”我说。
“晚上？哪个晚上？”何校长轻声地笑着，用手指点着我和他自己，说，“那好，晚上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呢？”
我摇了摇头，表示除了白天和晚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何校长得意地点点头，说，“在学校没有所谓的宵人，嗯，在医院也没有你所说的什么宵人吧，在别的地方有没有？也没有，在我看来，从来就没有！”
何校长说完话，很坚定地看着我，好像他说的是另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真实的秘密。一时间，我有点糊涂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些不一样，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不能拿不一样的眼光看人，”何校长见我皱着眉头，进一步解释道，“就像，嗯，就像你和马南南就很不一样，但是在你爸妈眼里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我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在这件事情上，对于何校长的话，我好像理解了，又好像不理解。
“在学校老师眼里，说到底，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
何校长转头看着窗外，轻声地说道。
我随着他的目光看到瘦弱的桃子绕着一棵结了青果子的梨树走了过去。她干什么事情都急急匆匆，沿着那条通往河边的坡路一转眼就看不见身影了。她没有走大礼堂后面的山路，我想她是去镇上或者是医院。
我想起了大虾和朵姑。
“在医院，他们不给生病的朵姑吃药！”
我相信，之前医生不给朵姑吃药，不是简单的因为对不上症。
“朵姑？”何校长略感奇怪，不过很快明白过来了，尽管他仍然不知道朵姑是谁。他抿住嘴翘起嘴唇，露出痛苦的表情，也许他的痛苦在于，他意识到他并没有彻底打消我的顾虑。
“不过，现在他们给她吃药了！”我咧着嘴说。
“那就对了，就像你父亲说的，医院救死扶伤可不分白天黑夜！”
何校长站起来，抚摸着我的脑袋，送我到楼道口。
“启爷”弯着腰在他生冷的炉子边点火，他鼓起腮帮吹出一阵青烟，整个楼道里立刻弥漫着呛鼻的松烟味。我卷起一阵烟，像颗出膛的炮弹冲出楼道口，冲进正午炙热的阳光地里。
14、工地
南湾镇口的百货大楼已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地面，从它初露锋芒的样子，我能想象得出它将来是个在镇子上独占鳌头的大家伙。
上校经常带着我们往工地跑，而那段时光，我的日子只剩下白天，一到晚上，我和马南南就被父亲锁在房间里，和屋外的黑夜隔绝。
工地上，一天一个样，那个大家伙白天生长，晚上也生长，不同的是，白天我看着它生长，晚上我只能听着它生长。
白天，它生长得很杂乱。水泥搅拌机嗡嗡地旋转着，到处是一堆堆的泥沙、模料、砖块，到处呯嘭作响，工人们在棚架和已成型的楼宇框架里进进出出，总是显得气急败坏的工头戴着顶灰色的鸭舌帽，走到哪里便骂到哪里。他顺着棚架扶梯走到楼上便居高临下地骂楼下的人；他重新跑到楼下，转头又指手画脚地骂楼上的人，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建房子，只有他好像恨不得立刻拆了它。
相比之下，晚上的时候，这个大家伙就生长得很平稳。我再也进不了晚上的镇子，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着呜鸣如风声似的夯振水泥的声音，听着忽远忽近的号子，以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我像身临其境一般。
我们学会了工地里的搬运号子。有一阵子，教室的廊檐下经常看到三五个家伙弯腰耸肩，模仿着工地搬运工，齐声唱道：“哈腰子喔，咿哟嗨哟，花一朵哟，咿哟嗨哟，晃晃子喔，咿哟嗨哟，——”
他们在吃力地搬运看不见的重物，一大帮人随声附和，我们学校也变成了一个看不到实形的工地。老师走过的时候，摇头鄙夷地看着我们，我们以为他们不懂我们的快乐，然而有一次我们的语文老师停下脚步，对我们说：
“曲不成调，一个个的书白读了，唱这种号子，你们也只配做地盘工！”
于是，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的快乐很卑微，因而感到羞愧，没有人再唱这种号子了，我们的工地就此熄火。
所以，我们也很少再去南湾镇口的工地了，天天中午放学后往工地跑的只有桃子。
桃子去南湾镇口的工地是因为大虾在那里建百货大楼，她在大虾那里搭食，往常回家，中午的时间也只够她紧紧巴巴地沿着山路来回跑一趟的。
朵姑早已出院，时不时抓点药吃，我以为她出院是因为对上症了，其实没有，桃子告诉我，医生说很多不知名堂的病只要坚持吃药总会好的。
医生能医好不知名堂的病，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另一种医术。
大虾白天在工地里干活，晚上也在工地里干活，多一份活多一份钱，药便能抓得勤一点，朵姑的病就能好得更快。
那天中午放学之后，不只是桃子，很多人都往南湾镇口的工地跑，我和矮子贵、骆驼也跟着上校往工地跑，因为我们听说工地上打起来了。
工地里，围观的人比打架的人还要多，我们钻进人群，看到两边对峙的人手里拿着钢筋、木棍、铁铲和扁担，他们并没有真正打起来，但是每个人跃跃欲试，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我看到大虾张开手护着自己的这一边，他们明显比对方人数少，可是他们不甘示弱，甚至显得更加激愤。
闹哄哄的人群中，好像只有大虾不想打架。那边有人猛地抢上来虚张声势地凌空抡上一棍子，大虾便倒压着他这边的人向后退；趁对方收势未稳，这边便有人冲出去横扫一铲子，大虾赶紧抢过去把他拉了回来，接着他们又闹哄哄地对骂起来。
来来回回都是这样，大虾就像个海边沙滩上赶着潮水捡贝壳的人。大虾声嘶力竭、左推右拉，情形却越来越混乱，我为他捏了把汗，照这样下去，迟早会一锅粥地打斗起来。
“那个——”上校指着大虾，忽然侧转过头来，疑惑地看着我。
“桃子的哥哥。”我简洁地回答道。
“哦？我想起来了，”上校耸了耸肩，撇了撇嘴，得意地看了一眼矮子贵和骆驼，说，“晚上的人，哼，我们还是剪刀会呢！”
我无心理会上校，围观的人群之前我看到了桃子。她揪心地瞅着大虾和他身后的人，一只手放在嘴边、翻掌向外，愣愣地咬着手指。
也许，除了我和桃子，没人担心他们会打起来，甚至担心他们最终打不起来。高高低低站满了整个工地的围观的人有的耐心地等着看大戏，有的随着一来一去变换的局势起哄，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声地议论。
“刚收工准备吃饭呢，说打就打起来了，嗬！”
“我就说嘛，抢活干么，这些人总有一天会打起来！”
“要打就打么，都是怂包！”
……
我对面的人群忽然从中间分开，戴着鸭舌帽的工头呼呼地喘着气赶了过来。两边你来我往对峙的人群即时安分了。
“放下家伙，他娘的，谁敢动手，我开了谁！”他摘下鸭舌帽，扭动着肥胖的身子，向两边的人指点着。
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棍棍棒棒，而是不满地看着他们的工头。
“骨头贱是吧，你们要打，去河滩上打，别他娘在我工地闹事！”工头抬手指向远远的河滩方向，说。
他们没有去河滩边想怎么打便怎么打的意思，大概是，在哪儿结的仇，便在哪儿了断。
“头儿，我们都没活干了！”有人冲工头喊道。
“没活就找架打是吧，”工头扭头看着说话的人，“满眼都是活，也不见你们把力气用在正经事上，你个翘壳子！”
“说好了，白天我们干，晚上他们干！”
“现在好，不分白天、夜黑了！”
工头车转着不灵便的身子，看着一个个吵吵嚷嚷的人，他脸色红涨，大声喊道：
“我不管，他娘的，什么白天、夜黑的，我的工地白天开工，晚上也开工，工期巴巴紧，谁他娘不想干，谁滚蛋！”
“好，老子不干，老子滚蛋！”有人扔下手中的扁担、棍棒，气鼓鼓地说道。
“老子不干，这些龟孙子也别想干！”有的人却举起了手中的铁铲和拳头，凶狠地告诫道。
“那你们说怎么办？”工头显得有些无奈，口气也松软了，摊开手，说道。
“让这些宵鬼滚蛋！”
“有多远滚多远！”
工头回过头来看了看大虾他们。“凭什么？！”他们有人闷声回应道，攥紧了手中的棍棍棒棒。大虾抬手向下压了压，看着一脸红涨、搓着手中的鸭舌帽的工头。
“这样，”工头仰起头，指着两边，说，“今后，你们负责支模、箍筋、砌墙，他们负责卸料、浇模，谁他娘再闹事，老子开了谁！”
没有人对工头的话表示异议或者赞同，工头算是他们默认了，挥着手中的鸭舌帽作势两边驱赶。
“老子还没吃饭呢，谁再他娘闹事，老子开了谁！”
围观的人也陆陆续续散开去，至少眼下像是打不起来了。
但是，转身准备离去的人却被歪歪扭扭走过来的傻子杪吸引住了，人们乐呵呵地盯着他。他手里攥着半截砖头，左顾右盼，像是赶来收拾战场。
我惊慌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上校。除了上校，就算是大庭广众之下，我们对傻子杪也心存畏惧。上校从容地吸了一下鼻子，他是吸给我、矮子贵和骆驼看的，他从不害怕傻子杪，也从不将傻子杪当回事。
“拍他，傻子杪，拍他！”几个人吆喝着，指着大虾他们。
傻子杪径直向大虾走了过去。
“拍他，拍他！”更多的人鼓噪起来。
不少人朝傻子杪竖起了大拇指，受到赞赏的傻子杪高傲起来，他也冲着人群竖起了他的大拇指。
大虾转过身来愣愣地看着傻子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傻子杪却扬起手，猛地向大虾头上拍去。
工地间霎时一片寂静。
我看到，大虾的身子晃了晃，鲜红的血液从他头上、从他发梢泉水一样溢出。
每个人都惊恐地看着血流满面的大虾。只有大虾看不到自己，他看不到任何人。他痛苦地闭着眼睛，努力地站稳身子。
傻子杪又竖起了他的拇指，但是没人再回应他，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觉得还应给他一个大拇指。
“狗日的！”有人从大虾背后冲出来，朝傻子杪抡起了棍子。
但是闭着眼睛的大虾却死死地拽住了他。
“他是个傻子！”有人说。
和众人一样发愣的工头忽然朝傻子杪挥舞着手中的鸭舌帽。
“滚，他娘的，滚！”
他挥舞着鸭舌帽又朝所有的人喊道：“滚，他娘的都给我滚，他娘的都是傻子！”
众人都散去了，傻子杪跟随着散去的人群，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大虾和挥舞鸭舌帽的工头，不知所措。
我回过头去，看到大虾双手捂着头坐在一堆砂石上，他痛苦地望着前方，望着人影弥散的工地，而一旁的桃子垂手无助地望着大虾，一抖一抖地哭泣。
15、杀了傻子杪
在我们面前，桃子哭过两次，一次是上校用脑袋撞墙快把我们课室撞垮了的时候，这次是由于大虾被傻子杪砸得头破血流。
走出南湾镇口，我们正准备分手，上校站住了，忽然抬起头对我们说：
“我要杀了傻子杪！”
我们当然知道上校为什么要杀了傻子杪，但是我们都没有出声。上校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大快人心，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虽然是“我”要杀了傻子杪，其实是“我们”要杀了傻子杪。
“他是个傻子！”最后骆驼说。
“谁说不是呢，”上校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差点拍死了桃子的哥哥，他是傻子，我们可不是傻子！”
上校一直认为我们的剪刀会应该是个秘密组织，但是他却准备大张旗鼓地在镇上杀了傻子杪。
我们扛着棍子在镇上游荡、寻觅了好几次，傻子杪却一直没有出现。傻子杪有好一阵子没有出现了，在我们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傻子杪像失去了踪迹，对我们来说，这既是一种安乐，也是一种少了刺激和惊险的失落。
没有了傻子杪，有时也很无趣。
但是，镇上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杀了傻子杪，他们很好奇，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对付凶猛的傻子杪。
“就你们几个毛小子，傻子杪会抽了你们的筋，扒了你们的皮！”他们打量着我们，摇着头对我们说。
“我们是剪刀会的！”矮子贵扬着头回答说。我们也都扬着头，想让他们看到我们精诚团结，对付一个傻子杪不在话下。
“剪刀会？你们的剪刀呢？”他们哈哈大笑，问道。
上校伸出手，冲他们做了个剪刀的手势。
“那能剪个卵呐！”他们愣了愣，接着又是哈哈大笑。
我们雄赳赳地走了过去。我们觉得他们也都是傻子，剪刀会不用真正的剪刀，真是的，我们为什么要用剪刀剪个卵什么的。
一个阳光热烈的午后，蛰伏多时的傻子杪终于再次出现，在桃子晚上卖鸡蛋的那座河涌水泥桥上，我们和傻子杪狭路相逢。
镇上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杀了傻子杪，但是最应该知道的傻子杪却不知道，他一路探头探脑地走了过来，走到桥头被我们拦住了。
关于如何制服傻子杪，我们问过上校很多次，每次上校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不是因为上校摇摆不定拿不住主意，而是因为上校的办法太多，以至于我们欢欣而又遗憾地觉得一个傻子杪太少了，实在不够用。
可是事到临头，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上校设想的各种办法这个时候一个也用不上。
比如上校想过趁傻子杪躺在屋檐下睡着觉的时候，用绳索套住他的脚；或者给在街上游荡的傻子杪来个前后夹击；又或者我们先礼后兵，朝他竖大拇指，迷惑住他之后我们一拥而上抱住他，将他摔倒在地——这些办法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我们只有一个上校，而不是五个上校。
我们拦住傻子杪，接着猛然发现，我们既不敢一拥而上困住傻子杪，也不敢分前后夹击，甚至忘记了像沉稳的上校一样朝傻子杪竖起我们的大拇指。
傻子杪愤怒地看着我们，他伸手掏向衣兜，却从衣兜底下露出几个鸡爪子一样的指头，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衣兜和手指，抽出手翻找起来。
我们舒了一口气，知道，傻子杪失去了他一发即中的石头。
竖着大拇指的上校，不停地给我们打眼色，希望我们一起先稳住越发愤怒的傻子杪。
傻子杪嗬嗬有声，两眉之间挤出道道叠加的“几”字，他狠狠地盯着我们，好像是我们偷走了他的石头。
矮子贵、骆驼和我都抬起了手，竖起了大拇指。傻子杪稍稍变得安稳。我转头看着上校，上校却扭头四顾，好像在寻找什么。我心里一惊，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到了这个地步，上校好像忽然觉得我们缺了点什么。
我看到傻愣愣的蝈蝈额头冒出晶晶的汗滴，他浑身颤抖，甚至比傻子杪还要傻，就在我看了他一眼的那会儿，他一撇嘴，扔掉手中的棍子，撒腿跑了起来。
才安稳了一点的傻子杪被无礼的蝈蝈一下子激怒了，他呜呜叫着，转着身子在地上寻找。他和上校一样觉得缺了点什么，但是糟糕的是，我知道，傻子杪缺的只是俯拾皆是的石头，而该死的上校却不知道缺的是什么。
在我和矮子贵、骆驼都想落荒而逃的时候，上校猛地蹿了出去。我们看到，上校拖着一个破烂变形的箩筐冲向傻子杪，在傻子杪俯身捡拾石头的时候，将箩筐一股脑地套在傻子杪的头上。
顶着箩筐的傻子杪站了起来，扭着身子、勾着两只手将脑袋上的箩筐猛地往下扯，箩筐越扯箍得他越严实，最后，他从漏底的箩筐里探出脑袋，哇哇叫地盯着上校。
上校吸了一下鼻子，一个扫腿，将傻子杪扫倒在地。
整个过程，我和矮子贵、骆驼看得目瞪口呆，我们走了过去，不可思议地看着上校和地上嗷叫着挣扎的傻子杪。
“上校，你可没告诉我们这个法子呀！”矮子贵也吸了一下鼻子，由衷地敬佩。
“哼，兵法无常！”上校冷冷地回了一句。他伸手夺过骆驼手上的棍子，抡起了准备揍向傻子杪。
“一报还一报！”上校抡起棍子又改变了主意，他扔掉了手中的棍子，捡起一截砖头，扬手拍向拼命向上昂着头的傻子杪。
上校手中的砖头还没有拍下，他的手却被一只大手牢牢地捉住。
我们抬头看到，捉住上校的手的是瞪着眼睛的大虾。
“干什么！”大虾抖落上校手中的砖头，打量着我们，喝问道。他另一只手拎着几包药，头上原本白色的绑带因为长久没更换变成黄黑色。
“哼，傻子杪！”上校指着地上左摇右摆的傻子杪，不服气地说道。
大虾看了一眼傻子杪，他的脸色并没有多大变化。
“他是个傻子。”大虾说。
“他该死，我们可不是傻子！”骆驼学着上校的口吻说道。
“放了他！”大虾说，“不许能这样！”
我们都看着大虾，然后又看着上校。
上校翻了一下眼睛，看了一眼地上显得安分了许多的傻子杪，他朝我们挥了一下手，说：
“那就放了他，他是傻子，我们可不是傻子！”
我们朝桥头走去。我回过头，看到大虾摘下了傻子杪身上的漏底箩筐。傻子杪爬起身，向另一侧桥头逃跑似的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带着哀怨呜呜地叫着。
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感到，酝酿多时的计划一旦落空，却如释重负。
16、百货大楼
南湾镇口的百货大楼建好之后，全镇子的人一下汇集到这里来了，一天到晚人群川流不息。
母亲隔三差五带着我和马南南到百货大楼买各种日用品。马南南喜欢糖果，看着玻璃罐子里的各种花花绿绿、散发着甜丝丝气味的糖果，他就像只正在思考的松鼠似的一动不动。
我却对柜台内外摆放的各种各样的鞋子感到吃惊，每次都要数一数它们。其实每一次我都只能数出个零头，全世界的鞋子都摆到了这儿，就算镇上的人都变成蜈蚣，也足够我们穿用。
乔婶在百货大楼里作售货员，卖布料和衣物，我们第一次经过她的柜台的时候，乔婶冲母亲热情地扬起手，母亲却对她视而不见，径直走了过去。我和马南南也犹犹豫豫地走了过去。
我看到乔婶的手无力地放下，撑在柜台上，虚眼望着别处，一脸的尴尬。
装着互不相识是件很不对等的事，对母亲来说，她丝毫不需要掩饰；而乔婶大概很受折磨，每次我们昂首挺胸地走过，她要不低头打算盘，要不立即转身整理壁柜上一排排的布料，显得无所适从。
朵姑在百货大楼底层的一个角落里卖腌菜萝卜，她已经完全没有了病态，脸色红润，说起话来清脆宛转，不过她仍然喜欢用一条带花纹的方巾包着头，像书画上的维吾尔族女人。
她对我们很热情，总是往母亲已经称好重量的咸菜袋子里塞这塞那，母亲拦都拦不住。
“大虾呢？”有一回母亲问道，“不见他来帮帮你。”
“嗨，这点小营生，一个人打理还嫌闲得慌呢，”朵姑乐呵呵地看着我和马南南，说，“大虾去了外省，在建筑工地打工。”
“跑那么远哪，”母亲也乐呵呵的，接着打趣说，“干脆你和他一起出去得了，一个人在家里多寂寞呀！”
“不寂寞，”朵姑脸色更红润了，她站直了，摸着微微凸起的肚子，说，“李大夫，我有了身纪了呢！”
“哦！”母亲盯着朵姑的肚子，很替她高兴。
“生个小子呢，就叫小虾，生个姑娘呢，就叫小桃子。”朵姑满怀期望地说。
我听了朵姑的话便直乐。母亲看着我，不知道我傻乐个啥。
“你们家不是有个桃子了么？”我对朵姑说。
“老人家说，桃子是吉相，不嫌多！”朵姑一边将咸菜袋子递给母亲，一边回答说。
17、鸭子
一天，康叔提着两只鸭子来到我们家。许久没见，康叔整个人胖了很多，脸庞圆圆滚滚，不再是以前方方正正的模样，我差一点认不出他来。
母亲热情地给他倒茶，他坐在桌子边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时不时呵呵地笑，似乎蛮开心，但是说话的时候目光迟缓、神态游移，我确信，康叔从内到外都像换了一个人。
母亲唠唠叨叨地和他说了些琐碎的事。母亲说话好像很谨慎，不似以前那么随意，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康叔本来是镇北金鸡山铜矿的技术员，现在离职了，在家门口池塘里养鸭子。
“以前没日没夜、天天不着家，现在守在家里养鸭子，也很安生。”康叔反反复复这样说。
至于他为什么不做技术员，跑去养鸭子，我一时搞不明白。
康叔走了之后，母亲靠在门边愣了很久。我问她：“康叔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康叔得了病，不过，现在好多了。”
“什么病，胖了那么多？”我很好奇，不知道哪一种病越病越胖。
“精神方面的病，须要吃很多激素。”母亲迟疑了一下，向屋内走去，看得出来她不想说得太多。
猫在门后边逗鸭子的马南南抬起头来，说：“精神病，那就是傻了啰，鸭子都是傻子！”
母亲走过去拍了一下马南南的脑袋，说：“胡说，精神病是因为受了刺激，不是犯傻，知道么！”
“康叔受到了什么刺激？”马南南晃了一下脑袋，又问道。
“乔婶，就是那个在百货大楼卖布的女人，唉——”
母亲欲言又止。但是，马南南不懂的事情，我早就懂了。
我们开始养鸭子，然后医院住宿楼家家户户开始养鸭子。就像马南南说的，鸭子确实是个蠢笨的家伙，呆头呆脑不说，而且不受驯化，好像从来不知妥协或者迁就。
所以，一到晚上，我和马南南就得四处搜寻夜不归宿的鸭子们。鸭子们可不分白天黑夜，白天到处游荡，晚上也到处游荡。夜晚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些夜不归宿、随地而卧的鸭子在草丛、水沟边呱呱乱叫。没有人来寻唤它们，它们可以就这样快乐到天明。
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草地上、水沟边、灌木丛中冷不丁地捡到鸭蛋。鸭子想下蛋的时候便下蛋，下完蛋大摇大摆地走了，既不欢叫也不留恋，连个记号也懒得做。
这些没有主的鸭蛋，谁捡到便是谁的，对医院住宿楼的孩子们来说，捡鸭蛋是件比吃鸭蛋还要快乐的事情。
但是对大人们来说，捡鸭蛋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养的鸭子在为别人下蛋，于是，他们便没有了养蠢笨的鸭子的兴致，一到休息日，家家户户在檐廊下宰鸭子。
再蠢笨的鸭子，到了挨刀子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就范，它们扑扇着羽绒乱飞的翅膀，挣扎着踢翻医生们的锅碗瓢盆，挨宰的和看着同伴挨宰的鸭子一片呱呱乱叫。杀鸭子是件热闹而欢腾的事。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只挨了一刀却挣脱了的鸭子，扑扇着双翅飞奔而出，梗着流血不止的脖子，任由身后持刀的人如何追赶，它硬是不顾一切地在草地上来来回回地奔跑，死不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