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乡下

我们乡下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在我们乡下这毫不夸张。

我家乡地处赣、鄂交界，北面是一片巍峨连绵的高山，从小只知道它叫北山垴，明明抬头可见，却觉得十分遥远，似乎它的距离和它的高度一样不可企及。我们姓漆的有两个村，一个山上一个山下，一日有亲戚自山上来，我发现他说“我”时发“哦”音，语调也像山上的游云，轻飘飘、散嗖嗖，已然和我们不一样了。

后来去了县城上学，语言差异就更大了，那时候总觉得自己说的是乡语俚音，课堂上也不大爱发言了，只是小孩子语言学习能力强，很快就能说上一口流利的城里话，似乎撇去了身份的标识。

多一种语言就像多了一层衣饰，后来到了一处地方我便能很快掌握一门方言。有时和朋友开玩笑说，我能说好多种语言呢，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我有多高深似的。

有位堂伯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从台湾回来，离乡几十年了，乡音竟然一点都没有变，乡里人很惊奇，问他是怎么做到的，要知道我们有些小伙子出去参军两三年回来，连屋里话都不会说了。他说这么些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用家乡话朗读报纸。说这句话时的神情，好像乡音不改是他坚守了大半辈子最得意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这恰恰也是最让我们动容之处。

1、壁虎，是个翻窗的侠客

我们乡下，壁虎叫檐蛇，很形象，因为它穿檐走壁，伸缩自如的身躯无孔不入。我们也称倒吊在屋檐下的蝙蝠为“檐老鼠”，然而，这个“檐”经常被误认为“盐”，比如小时候，我们认为檐老鼠应该很喜欢吃盐。抓了来试，这家伙被捏在手中原本狂躁不安，遇到送到嘴边的白盐，竟然胃口大开狂餮不止，吃盐如同我们吃糖，美味当前，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

壁虎吃不吃盐我不知道，也几乎没有想过，和壁虎的相处，差不多是一种相互敬而远之，甚至惺惺相惜的心态。

乡下老屋油黑斑驳的土墙上，经常会看见贴身爬行的壁虎，有时大步流星，有时阒阒而行，往往忽而站定，左瞄右看，略一犹豫，便像是终于想通了某个问题不再困惑，朝某个毫无征兆的方向径直而去。

壁虎在不远处的墙壁倏然而过或倾首默想的时候，我和兄弟们一般相视一乐，用眼光告诉对方壁虎在哪儿，不忍惊动它，期待它接下来有什么惊人之举。但它一般不会做下什么惊人之举，在它的领地，它游刃有余，也实在不须要画蛇添足地证明什么。

这使它颇有大侠风范。

我认识一位朋友，认定地球不是圆的而是方的，其实于我而言，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无所谓，但是我那朋友却很较真，因为他认为地球是方的，秉持这种观点绝不能马虎，遇谁都要头头是道地辩论一番。

这就是少数派的尴尬之处，多数派其实对自己的观点无所谓，而少数派要坚持，因为很艰难所以要执着。

在壁虎眼里地球是平的，它对自己的认知没有多数派少数派的纠结，你信不信都好，它走自己的路，而且走到哪里都如履平地。当然，地球不是平的，但是壁虎的世界就是平的。

我曾见过一只壁虎在老屋天井刚刚下过雨的水面上奔跑而过，它昂首挺胸、手舞足蹈却依然大步流星，如传说中的“水上漂”，让人不得不惊叹世界翻转不了它，是它翻转了世界。

武侠小说里，大侠们出入庭堂都是来去如风，从不轻易走正门，

不是飞檐走壁就是翻窗越户。壁虎也都是大侠。在乡下老屋的时候，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四面透风，壁虎来去自如很容易理解，但是后来身居楼房也时不时看到壁虎的身影。我经常猜测它们是怎么进来的，当然它们依然有很多种选择，不过看似轻松的选择，应该艰辛了很多。

在城市的楼宇森林里，对壁虎来说，也许地球不再是平的了——至少没那么平了。有时透过窗户，看见壁虎的身影紧贴在玻璃上，就着户外昏暗的光线有一口没一口地捕捉飞虫，我想这家伙开始变得执着了——它非得跑那么远的路，从荒村到城市，又非得爬到这么高，在几十层房屋的窗外风餐露宿么。

要知道，一阵无由的风，可以将它刮到九霄云外。

我打开窗户的时候，一只壁虎越过窗棂，轻轻地落在书桌上，无比轻松地向四周看了看，瞥了我一眼，若无其事地甩尾掉头而去，依然一副大侠的风范。

2、舞

我们乡下，做事叫作“舞”，舞有“搞”或者“弄”的意思。比如张三看见李四扛着梯子准备上墙，张三问，舞么事？李四回答说，檐下有窠麻雀呢，皂煞人，舞了它！

因为缺少文字记载，方言很难考证其演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说做事为舞事不得而知，但是确实有些年头了。清代白话小说《儒林外史》运用了大量混杂的江南方言，范进中举那一回，痰迷心窍的范举人被胡屠户一巴掌打翻在地，“众人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舞了半日”，范举人才苏醒。

方言的生动鲜活，简单的一两个字能展现得淋漓尽致。忙活的时候手脚并用，“舞了半日”既生动又形象，这就是方言的魅力所在。

《说文解字》里解释，古文舞从羽亡，大概舞之本意是羽毛在空中飞扬貌，引申为舞蹈，有变弄的意思，比如舞文弄墨，比如舞弊。

甲骨文里，舞是象形字，状若一人“执牛尾以舞之形，为舞之初文”。舞字字意没有多大改变，字形却越演变越复杂了，看上去就像一个衣袂翩翩的形象，以至于简体字繁体字都是这个写法，这么复杂的一个字不简化，也许因为太美了，不忍简化。

我们乡下人将做事称作“舞”，大概也含有从劳动中发现美的意味，无论是挥锄踏铲，还是扬箕挹浆，都有“舞”意，很多舞蹈实际上是从劳动景象中直接提炼或抽象出来的，劳动不但创造了美，劳动的过程本身也是美的来源。

西施浣纱、罗敷采桑，文君当垆，都是劳动增添了美感的实例，西施因为浣纱而美丽，罗敷因为采桑而人见人爱，古人没有健身的说法，劳动是最好的锻炼，我们讲健美健美，只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展现真正的美感，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再怎么美都得打折扣。

舞，都是美好的，有了事做也是美好的，如果懒得什么也不做了，整天挨在墙脚根流着鼻涕脓晒太阳，用我们乡下话说，这个人懒得出骨。没了骨头，没了干劲，想舞也舞不动了。

3、客气

我们乡下，“客气”除了表示礼数，还有漂亮的意思，既可以形容物，也可以形容人。会讲场面话又懂礼数，在乡野地方大概很受待见的，在我们乡下人看来，彬彬有礼的人显得清新脱俗，于是一见到端庄漂亮的，都会赞叹一句：“好客气哟！”

那么“客气”，既形容了颜值，也形容了气质，而且气质是主要的。所以，乡人很实在。

客气也说明了，我们有意无意地认为，美好的东西都是外来或者遥远的。那种外来而又不喧宾夺主的味道最令人舒服，乡下人好客，也善于做客。待客有待客之道，做客有做客的一套规矩，说复杂也真复杂，尽在微妙之间，说简单也简单，无非是待客真诚周到做客谦恭得体。

得体在于客气是有度的，过于客气就生分了。我们那儿，好客是成风成气的，一家来了客人，只要有点沾亲带故都争相宴请，为了说动客人去家里恰餐饭，有时得摇唇鼓舌软磨硬泡地策动半天，从祖上渊源到平辈的交情，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加之以“威胁”，直到说得口干舌燥了，便生拖硬拽，总之不恰这餐饭是万万不行的。而客人一律得保持矜持，不能薄了这家厚了那家，更不能直露了性子，烙下不愉快。

这时，所谓的客气是包含着这股子从容劲的，对请客者的千般纠缠万分热情笑脸相迎、淡定以对。

有个远方表叔，每年腊月照例会来我家住上几天，他便是那种无论如何都请不动的主。我印象中，他只是坐在灶前，有一搭没一搭的添柴火，请客的人倚在门框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诉说，句句话占着情占着理，稍觉有所松动了，便上来拉表叔一把。大概我这位表叔软硬不受，一边时不时地应一两句，一边探脑袋嘬嘴往灶口吹，请客的人上来拉扯，他要不双手夹在大腿间，要不不住地添柴火，一双眼瞄着明堂堂的灶火，白净的脸映得通红，似乎心如磐石。

“七娘，你也说说表叔公，”请客的人自降一级辈分终于向我母亲求助，顺便迂回说道说道这个雷打不动的“表叔公”，“表叔公架子大，说了半日，到屋喝口水也不肯，真是请不动的表叔公，留不起的草麦冬！”

我们那儿有产麦冬，所谓的“留不起”也许只是为了顺口，也大概有勤伺候的意思，总之语焉不详。

母亲便劝表叔好歹去打个唠，一屋子的客人在等着他呢。表叔还是那副作态，眯着眼看着灶火，不急不慢也不表态。父亲大概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披起外套夹起手电筒，说干脆我陪福安去，他知道这一出去就不是一家两家的事，估计得摸黑回来。

请客的人自然是喜出望外，搓着手跳到门外等候，父亲迈步走到门口了，表叔却依然坐在灶口，又有一搭没一搭地添柴火，对门外边的父亲和请客之人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不住摆着头说：“不消得，不消得。”

他纹丝不动的那股子韧劲，很从容，很客气，客气得令人束手无策。于是，后来我们乡下便有了“客气表叔公，溜滑草麦冬”的说法，这应该是那日请客人之话的变体，现在我看到胖乎乎的麦冬，还会想到麦冬草和我的那位客气表叔。

乡下人的“客气”或者还包含着对生活的期许吧，哪怕是请不来的客人，也要三翻四次地去请，为的就是在琐碎的生活中挤出点有仪式的空间，人情事理在这辟出的空间里，像荡漾的水纹一样交织细密，多了热闹的话题。

4、恰酒

酒在我们的饮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办宴席叫摆酒，可见酒的重要，似乎好坏都在于酒了。

苦于酒席之上的应酬，我对于酒没什么好感，能不喝的时候尽量不喝，能少喝的时候尽量少喝，但仍免不了时常被酒弄得疲惫不堪，甚至一遇到实在推脱不掉的应酬，赴宴时有种战战兢兢、如芒在背的感觉。

酒这种东西还真是奇怪，你越是不喝，别人越是想着法子要你喝，好像喝酒是立投名状，喝足喝够了才能入得了友圈。实际上那种胡天混地的乱七八糟的圈子，入不入也罢了，但是总有人乐此不彼，在酒桌之中巧舌如簧、飞斝腾觚，劝了东家戏西家，最后一堆的狂花病叶。

劝酒的办法很多，有动之以情的，有屈之以理的，也有设之以局的，越没有逻辑，往往越能奏效，反正喝酒就是为了无理取闹。

小时候，我见过最执着的劝酒，大概是一次节日学校聚餐，父亲被一位端着一碗啤酒的同事追遍饭堂、操场、校舍，父亲东奔西躲，无论如何也不肯喝了这碗似乎下了毒的酒。从午后追到太阳落山，两人最后实在是没有力气了，蹲在我家门口，面前地上摆着那个还剩半碗酒的洋瓷碗，一个说，恰了这碗，给我个面子，一个说，不恰，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俩人反反复复好像就是这句话，我在一边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恰或不恰的所以然。

那时候，我也才知道，原来我们乡下喝酒是可以叫恰酒的，不过当时只是觉得恰酒太过老土而且不合道理，恰是要咀嚼的，酒有什么好咀嚼的呢？

我从来没听父亲说过恰酒。高兴了或者不高兴了，晚餐的时候父亲经常会自个儿喝上两三盅，只是高兴的时候，他会自问自答地说，喝几盅？嗯，喝几盅，我们几个兄弟连忙七手八脚帮他端壶倒酒；不高兴的时候，父亲黑着脸自斟自酌，我们一个个在饭桌上噤若寒蝉谁也不敢随意出声。

那是我对酒最温馨的记忆，父亲算是那种好酒而不贪杯的一类吧。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我们那块地方，恰和喝同用，却有大的区别，喝可以随意，恰可就有管饱的意思。

有人说，由于古代的酿酒技艺不高，没有发明蒸馏之法，酒水从发酵的糟料直接滤出，必然有不少杂质，就如现在的米酒，因而有吃酒或恰酒的说法。这种解释，很是牵强附会，有点恰（吃）喝不分。比如，恰水，难道是水里杂质多的缘故？

恰恰喝喝，恰是主喝是辅，恰是件隆重的事，但凡重要的饮食都是恰——水断然缺之不可，所以解渴之外，笼统说法便是恰水，至于酒重不重要，那就见仁见智了。

5、粑

我们乡下，发面馒头不叫馒头，叫粑。

准确来说，粑应该是指米粉做成的饼面，和馒头原本不搭架，但是我们固执地认为和在一起的东西就叫粑，如糍粑、豆粑、糠粑，薯粑，于是馒头也变成粑了。如果非要区别，馒头叫发粑，而米粑呢，叫印粑。

其实，我们做米粑，比做馒头更讲究。我们只在过年的时候做。一来是应节，二来是天冷耐储存。

正宗的米粑，米粉一定得是石臼里舂出来的：粳米和糯米按一定比例混合，放在木桶里浸泡一夜，粒粒白胖饱满了，然后沥干水一遍遍地舂、一遍遍地用细目筛子筛，原本一搓即散的米粒便变成白如新雪、滑如丝绸的米粉。

米粉要用热水和拌后反复搓揉，这一般是家中青壮主妇或者力道大的汉子下的功夫，米粉比面粉实沉，同样一大团，米粉比面粉可重实得多，像搬运一块大石头，揉动的时候在案板上丝丝作响，揪出一小团，按进像令牌一样的粑印的模子里，敲出来就是一块一面光一面有鸟兽鱼图案或文字的粑了。

做出的粑蒸熟之后软软趴趴，晾干之后存放在水里，防止开裂破碎，然后一个冬天，想吃的时候便捞起，油煎水煮糖醋都很好吃。

年节之后，从乡下回到县城，除了腊肉豆条干菜薯粉等，照例父母还会带一大袋子米粑，对我来说一个学期的钟摆一样的学习生活又开始了，吃着同样的米粑，总觉得味道不一样了，心情也不再是愉悦和轻松，而是失落和遗憾，仿佛假期还没有过够，还思念着灶热锅香而懒散的乡下生活。然而，接着变了味道的米粑吃完了，腊肉豆条也吃完了，一切变得有条不紊，我只有耐心地等待下一次的回乡日程。

那时候，每到寒暑假，我们几个兄弟像迁徙的候鸟，往返于城市和乡间，生活的印记，在于寸山寸水，也在于那些粗糙却是用心炮制的“美食”，和那些“美食”不同时候不同处境的味道。

像那位堂伯公，我的乡音也没有稍改，但是那些有独特韵味的词汇，却是丢失了不少，只有在不经意间才能回想一二。我将它们一点点的攒蓄起来，有时就像一个人的喁喁自语，又像一次次且行且止的心理归程，曾经乡下的人和事在我眼前鲜活起来，那蜂鸣，那鸟语，那溪流，那融和的笑脸，都流连于一座我临时支起的锣鼓渐响的舞台……

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求索，所以，我们虽一路前行，也不忘驻足回望，在往返间，显现出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