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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一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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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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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乡下(二)

我们乡下(二)

继续讲一讲我们乡下的方言和故事。上篇讲到过檐蛇,檐蛇不是真正的蛇,也似乎和蛇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我们乡下却固执地认为这就是蛇,哪怕不叫檐蛇,也要叫四脚蛇。方言就是这样,一旦认定了就不随便更改,哪怕它长了脚呢。

我也固执一回,继续从讲蛇开始。


鸡冠蛇

我们乡下,蛇发音为“撒”,低平声。方音的妙处在于将物与音很形象的对应,我们说“撒”的时候,仿佛传递了蛇的险恶和对之来去无踪的忧惧。

关于蛇,乡下人有很多禁忌,比如遇蛇不能比划蛇的粗细,否则会堕障变成哑巴,比如不能在家里吃蛇,檐尘跌落蛇汤,喝了之后能化人骨,又比如看见蛇钻洞要立刻跺脚吐口水,祛除晦气。

因而,蛇除了恶毒之外,还附着一层邪气。不过也有例外,据说梦见或遇见蛇开会,预示着发财的好运。一群蛇聚集在一起,和发财有什么联系,着实让人搞不懂。

其实再多的禁忌都不过是来源于对蛇的恐惧。乡间野路蛇无处不在,一不小心被蛇咬了,那可真是要命的。看见蛇,别说变哑巴说不出话,目瞪口呆吓得手脚不灵尿裤子都有可能。

对付蛇毒,还好我们可以用药。小时候常见跑江湖卖蛇药的,一个手擒花斑蛇的中年汉子,让蛇在自己的舌尖咬上一口,舌头立即越肿越大,他咬着舌头从布袋里掏出一截类似川芎的药块,托着个装了水的瓷碗,摇头晃脑痛苦地拿药块在碗里磨墨一样地磨。中年汉子满额大汗脚步踉跄,肿大的舌头渐渐变得紫黑,几乎就要掉了下来。

碗里的药终于磨好了,他轮换着手抄起碗里的药水往肿胀的舌头上浇淋,左一下右一下,渐渐地舌头恢复了血色,也恢复原来的模样。我们看的时候心惊胆战,担心他一个不支倒地不起,他最终完好如初让我们觉得他的药确实神乎其神。

但是有一种蛇毒是无药可救的,那就是鸡冠蛇。

读莫言先生的小说《左镰》,其中有一段观蛇的对话:

“它,它什么样子呢?”我问,“它头上有冠子吗?”

“有。”

“什么颜色?”

“紫红色。”

“像熟透的桑椹?”

“对。”

“你听过它叫吗?”

“听过。”

“像什么声音?”

“咯咯的,像青蛙的叫声。”

作者没有明说,我立刻想到鸡冠蛇。鸡冠蛇令人极度不安之处在于,不仅毒性了得,更在于形象诡异,更在于飞凌在天、高高在上无所不能及。

据说,鸡冠蛇一旦被惹怒,会跳起直立和人比高,比对手高它会立即展开攻击,喷毒物、施蛊术,甚至只须咯咯叫唤两声,对手便应声而倒;但是如若比对手低,它会自惭形秽摇尾而去。

可见鸡冠蛇也是一种遵循势力秩序的怪物,或许它本身就是一种没多少道理可讲的势力的化身。

有一年,来了一位远方亲戚,父亲温了一壶酒和他边喝边闲聊,讲着各自的见闻和来年的打算,酒过三巡亲戚渐渐地越讲越愤慨,原来他们乡产矿,他伙同几个朋友投了一座矿井,刚刚准备开采,又被封了,说是要重新分配采矿权。

“油水厚呀,上到乡下到村,能管事的都想给自家捞好处,有钱有势的他们不敢惹,对付我们,狠毒着哩,又砸设备又打人!”亲戚喝了口酒,咧着牙说。

“鸡冠蛇!”父亲也喝了一口酒,扽着酒杯说。

“鸡冠蛇!”亲戚抬起头,望着黑影重重的屋脊回应说。

他的乡音与我们已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蛇的时候,更接近“啥”音。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向屋顶,仿佛看到在梁柱之间盘绕着一条悠闲的鸡冠蛇,对我闪着轻蔑而傲慢的微笑。它是如此虚幻而真实。


蚕豆

蚕豆之所以叫蚕豆,我想是因为其豆荚很像蚕宝宝的缘故。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两件事物一旦扯上联系,相互的关系便似乎更加紧密,新鲜的蚕豆豆荚肥厚,剥开之后有一层白色海绵状内膜,剥落的蚕豆经常丝连着这些碎膜,如同吐出的丝茧,或许,蚕豆的得名更由于这一层联想吧。

印象中,蚕豆不适合深加工,不像黄豆、绿豆制成豆腐或者粉丝,华丽转身之后口感和身价立马提升。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我们乡下,蚕豆食用起来显得很粗糙,最常见的便是过年过节时炒熟了当零食。和现在偶尔能见的油炸蚕豆不一样,吃干炒出来的蚕豆简直是一场牙力的考验,和嚼石头差不多。

小时候嘴馋,倒不觉得吃炒蚕豆是件苦力活,不但喜欢,还经常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吃得既快又干脆,现在想来也是件值得回味的乐事,嘎嘣一口咬下去,自个听来真有声振寰宇的感觉。

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就算这种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零食,也不是说有就有,我们乡下有句俗语:“狗窠留不住米饷”,穷人家孩子,一日三餐有个半饱不饿就很不错了,平日里零食当然是种奢望。

匮乏是创造的最原始动力。冬天的时候,对我们这些江南山区学生来说,上学是件很苦的事,四处透风的教室简直就像个冰窟,奇冷无比,为了御寒,不少人便提着火笼上学。火笼通常都很简单,一个火罐配上一方竹架,提在手里放在地上都很方便,更有人因简就陋用一个铁罐箍个提把,里面厚厚的木灰之下沤着一堆炭火,炭火不紧不慢也能将将对付半日。

大概现在的孩子不会再用这么个东西了,对我们来说,冬日的火笼最大的乐趣却在于就着火烤豆子吃,讲究一点的,用一个装雪花膏的铁盒子,隔着火烤,粗放一点的直接将豆子扔进灰火堆里烧,除了黄豆,蚕豆是常用之物。

烤熟之后,在课桌底下你一颗我一颗地偷偷分享,像做贼一样放进嘴里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咀嚼,只能憋劲闷咬,然后故作淡定地左张右望,好在那种动静,自己觉得山崩地裂,旁人似乎只是以为你在磨牙。

其实蚕豆还有一种极为美味的吃法,那是真正的“地头鲜”。每年四五月份蚕豆将熟未熟的时候,我们放学经过一片蚕豆园,常常找一处偏僻的角落生起一堆火,将鲜嫩的蚕豆摘来,剥壳扦成串架在火上烤,烤至皮焦肉绽,立即一串串往嘴里塞,吃起来外焦里嫩,汁甜肉爽,混合着蚕豆花和柴火的气息,那个香!

现在,回想起那种香味,蚕豆,似乎又变成了“馋豆”了。


绛树两歌

小时候,看戏是一大乐趣。其实看的不是戏,是热闹,锣鼓喧天人来人往就有一种脱离管束的兴奋,又像在平淡生活的夹缝里找到欢乐。等待大戏到来的心情雀跃而急迫,催促着太阳早早落山,催促着临出门却忙这个忙那个的父母,一路兴高采烈地走向戏堂,看着路边无所事事的人家,仿佛他们没有一场好戏等着,都落入了尘俗生活的乏味和无趣,连路边咕咕哝哝的虫鸣也显得消沉落寞——它们更没有戏好看,这真是十分可惜的事。

然而至于戏的内容,多数是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反正是一些拖着髯须,穿着花花绿绿袍子的人在舞台上咿咿呀呀地对唱,他们每一个动作好像都饱含深意,比如夸张地抖动手指,不停旋甩长长的发髻,以及孜孜不倦地戳着花枪。我大概也慢慢地理解,所谓的戏,就是将一些简单的动作程式化和不厌其烦地重复。

舞台下的观众齐声叫好的时候,往往会将我吓了一跳,那是些真的会看戏的人,他们叫好的同时还要向四周巡睃,好像知道恰如其分的叫好是一种荣耀。该叫好的时候不叫好,那是门外汉。

父母看戏的时候,就不知道叫好,他们总是在别人叫好的时候,一脸微笑地看着那些叫好的人,用表情传达会意。母亲有时会弯过身来抱抱我,告诉我这个唱腔叫西皮流水、二黄平板,那个动作叫打袖、云步,好像所有的韵味都在这些细节里,哪怕一曲戏看了几遍,再看还是戏,戏外之人比戏内之人还要入戏。

一次母亲指着台上抖动衣袖、摇着帽翅的老生对我说:“仔细听,一喉两声!”

果然台上唱得悲切的髯口老生一声清冽、一声低沉,好像月光下的行人,影随形动、亦步亦趋。

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问母亲,母亲总是笑而不答,我也由此认为,练到最高境界,一个人是可以同时发出不同声音的。

当然,生活中的“不解之谜”实际上是不须要解的,到了一定年纪,许多原本困惑不已的事情总会豁然雾解,所谓的“一喉两声”不过是幕后的和唱而已,但是这个“谜”带给我的快乐和惊奇,恰恰成了平淡生活中最美好的记忆。

估计没有人真正相信“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至少我们当下的人都没有这个本事,一心不能二用,这是无法违背的生理规律。

如果真的能够“两歌”,也只能说一声在喉,一声在心,于歌如此,于文也如此。我们用心去吟唱,也要用心去聆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独特之处在于,蝉鸣蛁唱,莺歌燕语,都是无可替代的。


到时春笋约僧尝

春笋最好的吃法是炒腊肉,腊肉的醺香和春笋的清冽、鲜甜混合在一起,伴以少少的辣椒面,勾起绵绵的滋味。

小时候,到了春暖时节,竹笋便随处可见,有时我们放学回家,一路采摘一路绞剥。剥笋也很有意思,两指掐着笋尖搓揉,从破裂处撕开,手指绕着笋衣向下一绞,便露出了一节节白玉般的笋肉。到家时手里已攥着一把笋,往灶台上一放,吃饭的时候就有肉片辣椒炒笋了。

我们叫这些手指般粗的竹笋为苦笋,其实并不苦,按中医的说法,应该是“味甘”,甜中微苦,两种矛盾和谐地存在,甜得委婉、苦得隐约,都不张扬,也便都恰到好处。

真正的采笋是很辛苦的,乡下人守着勤的没懒的,吆喝一声便可邀上几个伙伴,背着箩筐,进到深山里去,光是路程都要耗费大半时日,往往天没亮出门回来的时候已是饷午,但是这样不辞辛劳换来的竹笋品相极好,紫箨绿须匀称肥庾,满筐的竹笋倒在院中,丰收的喜悦和成果羡煞旁人。

除了苦笋,还有大个的毛竹笋。毛竹笋出土比苦笋略微滞后一些,体胖腰圆样子极其可爱,被人讥笑成“嘴尖皮厚腹中空”。毛竹笋的做法挺多,烧、炒、焖、炖,味道都不错,但是混杂了过多的矫饰,便少了吃笋原有的清野的味道。

相比之下,我不大喜欢厚肉的毛竹笋。偏甜夺味而且质地爽脆没有了苦笋的细嫩和纤柔。

谷雨过后,竹笋好像一下子就收敛了,不再一个劲的有地就往外钻,剩下的这一拨笋子也时不待我的长成竹子,印象中,过了这个季节,我们便不再吃笋了,不时不食嘛,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

一切饮食习惯其实是生活态度决定的。“诗肠惯识猫头笋,食指宁知熊掌鱼”,诗人大多喜欢竹和笋,和尚也不例外,苦茶和苦笋,对僧人来说,是一种生活姿态。简单的生活里包含修行的哲理。

有佛性之人遇见高僧,要做的几件事无外乎禅论、对诗和品茗,说到吃,大概可以尝笋。旋摘旋煮之笋这时宜于清水白灼,不加任何佐料,大概“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是也。

离开家乡之后就很少吃笋了,吃的也不是家常的做法,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口味特色,而且总是遇不上正当时节,有一种勉强凑合的感觉,不过瘾所以也难得痛快,就像说话没说到点子上,老在心里回味差了一点什么,其实差的就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以恰当的方式表达。

到时春笋约僧尝就有这样的适度,只是我们现在既寻觅不到、也似乎无需这种雅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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