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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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游历，如果想要拜谒古迹，当地人一定会首推五公祠。尽管他们也会说，五公祠里供奉的并不是海南本地人，但在提到五公祠时，他们却有一种发自肺腑的荣耀感。
五公祠是海南海口市一个著名旅游景点，是包括海南第一楼（又称五公祠）、学圃堂、观稼堂、西斋、东斋、苏公祠、两伏波祠等诸多景点在内的一组建筑群的总称。最初建立时，是一处官方祭祀先贤的地方。五公祠又称“海南第一楼”，建于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祠内祭祀着五位唐宋年间被贬海南的贤臣名相、忠义之士。
“五公”何许人也？
李德裕，曾任翰林学士、观察使、兵部左侍郎、左仆射，唐宣宗时因党朋之争被贬海南崖州（今海口），并终老南荒。其为一公也。
李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民族英雄，一位有魄力、有才华的宰相，因受奸臣陷害被贬海南。在海口登岸住宿华远馆（今海口得胜沙一带），3天后便遇赦北返。李纲在海南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在历史上抗击外侵的壮举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其为二公也。
李光，官居县令、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等职，因极力反对秦桧而被贬海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李光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被贬琼州（今海南琼山），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其为三公也。
赵鼎，曾任宰相，因反对秦桧的投降主义被贬海南。尽管是一贬再贬，但他忠于朝廷与抗金救国的思想永远不会改变，最后以死来表示抗争。 其为四公也。
胡铨，先后任知县、枢密院编修官、秘书少监、起居郎、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等职，因反对与金议和而被贬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市）编管。其为五公也。
虽然“五公”被贬海南的朝代不一样，在海南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但千百年来同样被海南人尊崇，显然是有原因的。
五位都是所在朝代的高官，更是仕途不顺的被贬高官，他们都是官场上的失意之人，又被发配到偏远之地，同为天下沦落之人，自然会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同情。
但从同情到尊崇是有相当大的心理跨度的。“五公”能被当地人尊崇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从精神层面上看，“五公”不是一般的犯官，特别是宋代这四公都是因为主战派，为了抵抗外侮而受人陷害。当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际遇和情怀就会被成倍地放大，他们的被贬更具有悲情意味和悲壮色彩。也因为格局更大，也更让人仰望。
五公祠本身就是这种仰望的最鲜明体现。它是海南的第一个二层楼，当时，站在楼上可俯瞰全城，可以说，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也暗含着他们五人站在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上。
五公祠的色彩是中国传统的朱红色，除了一份神圣庄严之外，也象征并契合了“五公”的赤胆忠心。这朱红的五公祠被海南高的热带植物围绕着，如同一艘漂泊在绿海中的大般，亦如耸立在岸边的红色灯塔。
而这种仰望不仅体现在选址和色彩上，更直接体现在祠里的各处楹联上。如“万里投荒开地脉，千年崇祀见天心”“气节如五峰耸立，去留系一代安危”等等，而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景区大门牌楼和五公祠楹联上有“五公英烈气，千古海南潮”一联，颂扬之意力透木背，赞美之情颂扬之意扑面而来。
仰望是会产生距离的。而这并不是海南人的“五公”却与海南人没有任何距离，除了他们令人敬仰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流放的岁月中，与海南当地人深度相处融合，并以他们的作为影响了海南人的思想和生活。
李德裕虽身处逆境，贫病交加，生活艰难，但仍关心着唐王朝的国运与安危，不忘著书写作,对海南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李光居琼十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文，为海南文化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胡铨在寓所他招收当地的学子，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为海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人才培养，为加强黎、汉民族的团结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若论历史贡献，两伏波祠里供奉的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两位伏波将军怕是要远远胜过这“五公”的。特别是路博德的南征，为南部边疆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确定了我国南方的版图，使封建中央政权开始对南疆的开发，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发展。
如今，“五公”之名远盛于二位伏波将军。人们来到这里，多为拜谒“五公”，而伏波祠仅仅是游客一走一过的所在，不会让人有太多的驻足。
我想，除了这“五公”的悲惨经历、人格魅力等诸多因素之外，更在于他们是真正融入了海南人的群体之中，成为了海南人中的一员，更重要的还有他们在和海南人共同生活中，以诗词和办学等文化方式润泽着海南这片土地和海南人的思想和心灵。
流放海南的“五公”已无权势之威，艰困之中还需当地人的接济，作为忠臣，他们只剩一身赤胆，但作为文人，他们手中还有笔，他们的思想与品格在以血为墨写就的诗文中迸射着璀璨的光芒，如同绽放在枝头的火红木棉花，给海南人给海南这片土地带来了穿越历史烟云的亮色。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有人把这一文化现象称为“贬官文化”。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说：中国历史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错。
我总觉得余秋雨把贬官文化写得过于轻佻了，仅就“五公”而言，他们在海南的贬谪生涯里绝对不是单纯的寄情于山水，抒发点个人的政治失意这么简单。如果仅是这些，这“五公”何以能雄居在海南人思想和精神的高地之上？何以能千百年来为海南人颂扬？
从“五公”在海南的经历来看，他们不仅是游山玩水抒发失意那么简单，他们写诗作文，办学育人，让先进的中原文化在这里传播，让偏远蛮荒之地有了人类文明的鲜红坐标。
跟海南一样，祖国版图的最江北黑龙江，也曾是贬官流放之地。我老家哈尔滨市依兰县就是北宋钦徽二帝“坐井观天”之地，他们对当地生产生活有过什么样的贡献我缺少研究，但他们对依兰这塞外苦寒之地留下了文化的种子，并被延展至今。我在依兰读书和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依兰人不断传承的文化基因，主要表现在会写诗词的人特别多，就连很多小学生也有很多会写古体诗词的，着实让我羡慕不已。
我大学时期多次去过的牡丹江市宁安县，也是曾经的流放之地，被称为宁古塔。从清初开始，这里就成为流放人员的接收地。其中有名的就包括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文人金圣叹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和思想家吕留良家属等等。他们的到来，传播了中原文化，使南北两方人民的文化交流得以沟通。他们教当地人种植稷、麦、粟、烟叶，采集人参和蜂蜜，改变了当地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生活方式，使农业耕作得到发展。
与海南五公祠相比，现在的依兰也好，宁安也罢，还都只是一个“贬官文化”的符号，这两地对于“贬官文化”的保护和研究都远远不够，不能不说这是一件让人十分遗憾的事。
在我看来，古代文人在进退得失之时，也有不同的境界。第一层是“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得意时为天下谋福，失意时做好自己;第二层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得意时心系民众，失意时亦心系家国；第三层是在虽“处江湖之远”却“忧其君”的同时，纵是身处危难窘困，自身难“善”难“安”之时，虽不能兼济天下，但亦能传播文化为使命影响并造福一方。海南“五公”，当属第三层中之人!
从流放到流芳，英雄末路的“五公”把悲凉演绎成悲壮。一个人的不幸却成为一方人的幸运，人格的魅力、精神的魅力和文化的魅力在他们风雨飘摇的逆旅之中，升华为一种无可企及的高度。他们一转身，便让冰冷的历史有了最温暖明亮的色彩，便成为冗长而又沉闷的史册中最动人的段落。
写到这，我已无力再对“五公”有什么样的评点了，但我还是想说说另外三个人。
首先要说的一个就是秦桧。作为历史上著名奸臣，从小听刘兰芳所讲评书《岳飞传》时，我就对此人恨之入骨。当年，我在杭州栖霞岭下岳飞墓地前看到过秦桧夫妻的跪像时，我也恨不得唾骂上几声。而此番在五公祠，我才知道秦桧迫害的不止是岳飞，还有比岳飞更位高权重的人。仅“五公”中就有三人，让我恨意倍增。
而要提及的另外两人，他们让我从进入五公祠开始就心生疑问。这个疑问来自那副楹联：千年胜迹两朱子，万里投荒五谪臣。“五谪臣”答案分明，可“两朱子”是谁呢？
“两朱子”即为朱采和朱为潮二人。朱采在清光绪时期任雷琼兵备道，多大的官我不知道，但他海南第一楼的修建者，他把唐代的李德裕，宋代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5位贬官作为纪念的对象，“五公祠”才因此而得名。而朱为潮在民国时期任琼崖观察使，主持修缮了“五公祠”。至此，“五公”与“两朱”便完成了历史性的合璧，一边是精神的开创者，一边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都以自己的建树而让“五公祠”挺进在历史画卷之中。
在去五公祠的路上，我就想过一个问题。据记载，流放到海南的官员有200多人，为什么只选了5个人，这个数字与五指山有没有关联？是刻意还是巧合？在海南第一楼的二楼有这样一副楹联：气节如五峰耸立，去留系一代安危。
不管是数字的巧合与主观的刻意，以五指山喻“五公”显然是绝妙的创意。“五公”像五指山一样，成为了海南人的精神高峰，耸立在中国南海之上，灯塔般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从五公祠北门出来，我看到一棵高大的开满白色花朵的树，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树。但我记住了从北门出去的那条路——流芳路。
2021年3月4日初稿
2021年6月20日一稿
2021年10月2日二稿
2022年2月13日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