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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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97年6月11日，一艘小船从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出发，驶向烟波浩渺的海南岛。
离岸越来越远，弟弟苏辙的身影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苏轼想到自己与弟弟都是垂暮之年，此一去怕是难有再见之日，早已潸然泪下。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是苏轼因“乌台诗案”在狱中写给苏辙的诀别诗的最后两句，此刻再吟诵越来，竟是如此地痛彻心扉。
身处北宋政治旋涡之中，兄弟二人都是几起几落，但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温暖，以血肉亲情抵挡着一场又一场风吹雨打。然而，他们终是弱小的，他们一次次成为政治对手案板上的鱼肉，被入狱被排挤被流放成了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
一路被贬，久历漂泊，京城里的政治闹剧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被贬而谢幕，依然还在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人得意地笑，有人失意地哭，有人起高楼，有人筑新坟，除了弟弟子由，谁会在意他这样一位花甲老人要去向何处。
去向何处？儋州！
一想到这个名字，苏轼的心头就是一紧。灿烂的阳光与无际的海面也无法舒展他的眉宇，他习惯性地用手捋了一下早已花白的胡须，向着迷蒙的远方，长长地叹了口气。
儋州又称儋耳。先秦时为百越之地，名字源于海南一个古部落族名。这一部落的人喜欢将贝壳当成耳坠、耳环等装饰品，让人感觉耳长及肩。
儋州之名本应与风土人情有关，也极易让人心生美好想象。但从唐朝开始，这里便成了贬谪之地，成了被流放官员的梦魇。除了极刑，对犯官惩处最重的就是这流放。
流放地当然是越远越好，流放地生存条件当然是越苦越好，为的就是让这些被贬之人求死不成求生不得。对雄居中原的朝廷来说，东北、西北、西南和海南岛都是首选之地。很多人还没有到达流放之地，便已客死途中，活着的也逃不了客死他乡的结局。流放之前，或备好棺椁或写好遗书然后再上路，这是流放之人必备的功课，因为此去必无归期，更不知终将葬身何处。
政治的失意尚能接受，流放的艰困亦能忍受，文人的面子也可抛之不顾，但落叶不能归根的苦痛则深入骨髓，不敢想又不能不想。
出发便是死亡的开始！与时刻处在死亡的恐惧中相比，即刻处斩怕是要幸福的多。可朝廷就是不让你速死，就是喜欢让你在被羞辱被折磨中慢慢死去。
他忽然想到了前朝的韩愈。自己才华自负，清高孤傲，但却对韩愈十分崇拜。当年，潮州知州王涤重修韩愈庙后，曾请自己撰写碑文。他把对韩愈的敬仰都写在了《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这样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忠犯人主之怒，忠犯人主之怒啊！苏轼在心里默念了这句话好几遍。自己如此，韩愈不也是如此吗？
819年正月，长安城里已是春意盎然，但51岁的韩愈却遭遇了他政治生涯的严冬。只因上书《谏迎佛骨》，致使龙颜震怒，几乎被处死刑。后经裴度等人求情，最终被贬潮州刺使，却被责令一个人当日启程。
龙颜之威，时间之迫，韩愈应是来不及准备棺椁，也不不及写下遗言了。匆匆上路的韩愈，只身一人走到秦岭的蓝田关口时，他的侄孙韩湘追了上来。
一见亲人，让51岁的韩愈情感的闸门顿开。他把心中的悲伤、委屈、愤懑和不甘都写在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
想到韩愈，苏轼竟与他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契合。 韩愈被贬51岁，而自已是61岁了。回想1075年，自己是38岁密州出猎时，“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那场面是何等的盛大，壮志豪情又是何等的奔放啊。想到那时的光景，苏轼的眼角闪过一丝笑意。可没过几年，自己的豪情壮志就只剩下一声叹息了。1082年，45岁的自己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只是7年的光阴过去，自己不仅华发早生，当年的豪情壮志也已消磨殆尽。而今又是15年过去了，现在花白的不只是头发，连胡须也白了。老迈之躯，正向人生更逆之旅沉沦。
哎！
小船离岸已经很远了，回头已不见岸，前望也不见岸，自己仿佛是一片漂泊在茫茫大海之上的落叶。
船工是个老把式了，他不多说一句话，他只专注每一下划桨的动作，保证着船行的方向和速度。他黝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块岸边黝黑的岩石，眼神中尽是看惯风雨的漠然。
此时，坐在船上的几位公差眯起了眼睛，一副假寐之状，偶尔乜斜一下自己。
苏轼望了一眼过儿。他的脸色是凝重的，他也一定懂得此去海南岛意味着什么。
与韩愈孤身一人流放不同的是，自己身边还有过儿。这虽是他的不幸，但对自己来说，千里流放之遥，一路囧途，有过儿相伴，何尝不是一种幸事呢。
看到父亲凝视自己，苏过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像是在宽慰父亲。而这笑，却让苏轼心里更增一份酸楚。
自己这一生共有三位妻子四子。结发之妻王弗，16岁就嫁给了19岁的自己，颇通诗书的她，为自己操劳不已，二人也是恩爱有加，可惜年方27岁的她过早离世。这成了自己一生的伤，每一次回想，都痛彻心扉。
在发妻离世十年后，身在密州的自己曾在正月二十那晚，梦到了王弗。自己以泪为墨，写下了一首悼亡诗《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
他在心里默默地吟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诗未吟完，苏轼业已清泪两行。他怕过儿看到自己流泪的样子，急忙把目光转向船外。
世人都夸赞自己词风豪放，可自己在面对亲情骨肉之时，又是何等的婉约啊。如今，置身苍茫大海之上，却是无处话凄凉！
聊让自己欣慰的是，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三子苏过都颇负才情。4年前，过儿的母亲王闰之病逝，3年前，自己被贬惠州开始，曾应礼部试未第的过儿就一直陪在左右。如今，过儿又将陪着自己流放儋州。
想到这些，苏轼爱怜地看了一眼正望着船外想着心事的过儿，并顺着过儿的方向望向苍茫的海面。此时，太阳也正当空，海水蒸腾，海浪折射的白光有些刺眼。
也许是坐得太久了，他的身下传来一阵痛痒。这些天旅途的颠簸和潮湿的环境下，他的痔疮病犯了。过儿也多次劝告不让他过多饮酒，可有些酒怎么能不喝呢。
自己到惠州后，虽是贬谪之身，但惠州太守詹范对自己以礼相待，视若亲友，让身处逆境的自己感受到了离京之后为数不多的友善。每一次宴请，酒自然是少不了的。
到惠州时，苏轼已年近花甲，自知已进入生命和政治生涯的风烛残年，在詹范的关照下，“中原北望无归日”的他，置地建房，访僧会友，作诗论道，罗浮山下的流放竟让他过出了有几分悠然自得的诗意人生。
他把这种悠然自得写在了《纵笔》一诗中。诗曰：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就是因为这一首《纵笔》在传到京城后，又给他惹来了更大的麻烦。特别是“春睡美”，让他的政治对手再一次找到了折磨他的理由。
说实在的，年老多病的苏轼的春睡到底有多美，到底是表达故作放达之词还是表达牢骚之意，怕是只有苏轼自己清楚。但这在他的政治对手看来，苏轼的栖居是如此诗意如此快活，这简直是在打他们的脸。一番操作之后，苏轼再贬更偏远更艰苦的儋州，只为看你还能美到几时。
又是一次被命即行。惠州五年的流放之后，苏轼不得不立刻收起行囊和诗意再启程。有没有留恋不舍，有没有因诗获罪的遗憾都不重要了。既然朝廷让走，那就开路。
从广东惠州到海南儋州，苏轼先要逆流西江而上，数百里后到广西梧州，再南转雷州半岛，从雷州渡海。本以为再无缘遇故人，必是天涯孤旅。然而，当他到达藤州时，听当地人说，他被贬雷州的弟弟苏辙刚经过这里。这让苏轼大喜过望。
谁说前路无知己，天下掉下来亲兄弟。想到苏辙，苏轼脸上立刻就满满的笑意，眼神里也放着明亮的光。
苏轼比苏辙大3岁，兄弟俩情深意厚。在苏辙面前，苏轼似乎从不需要装出兄弟的威严，而是经常地戏弄这个可爱的弟弟。
文人的戏弄方式不是粗俗的恶作剧，而是雅谑的诗文。他曾写《戏子由》《嘲子由》。一想到弟弟读书时的样子，苏轼几乎笑出声来。
虽然兄弟情谊深厚，但这些年来，兄弟之间经常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作为长兄，自己也是常常惦记这个弟弟，多首诗作写给弟弟或提到弟弟。
自己最受好评的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酒后大醉写的，也是想念子由之作。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而今，同是天涯沦落人，却不想即将相逢在藤州。感谢上苍和命运的恩赐，此一番相见后怕是再无重逢之日。
想到弟弟苏辙，苏轼的心中还多了一份自责和愧疚。在京城政治的是非圈里，作为兄弟，自己没有对弟弟有什么护佑，相反，弟弟还因为自己受到了株连。
“这个傻弟弟啊！”想到苏辙，苏轼既欣赏敬佩也心疼不已。
跟自己一样，弟弟的仕途也是几起几落，但也从没改变自己的耿介性格和政治立场。1079年8月，出于相同的政治见解，也出于兄弟情谊，他在自己因作诗“谤讪朝廷”获罪，弟弟除了写信给自己报信，又连夜上书朝廷，要以他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但没有获准，反而受牵连被贬，简直是自投罗网。
这不是兄弟二人第一次在外地见面了。
1077年中秋，也就是自己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首词后的第二年，自己外任徐州，弟弟改任应天府判官。兄弟二人得以在徐州相见。月圆之夜，他们登楼赏月，泛舟饮酒，那幸福难忘的光景仿佛就在眼前。
20年的光阴实在是太快了。这20年里，兄弟俩都经历了太多太多，有共同被起复的荣光，更有一起被排挤的苦闷。如今，兄弟二人又同在被贬谪被流放的同一条路上，是不幸，也是万幸。有生之年，垂暮之际，竟还能意外相见。
“兄长！”
“子由！”
在简陋的客舍门外，话未出时泪已先流。
这是一场幸福而又苦涩的相见，两位花甲老人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锐气。想当年，苏轼21岁，苏辙18岁，二人赴京应试路过渑池，同住县中僧舍，二人谈古说今，兴致盎然时，挥毫题诗于墙壁之上，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啊。
而此时，他们发如雪心似灰，豪情不再，说的最多的是对对方身体的叮嘱和宽慰，然后就是相对无言的沉默。
兄弟俩人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在苏轼眼中，苏辙天资和且清，其性格沉稳老练。而自己则过于率直，锋芒逼人，常常口无遮拦。弟弟倒是像哥哥似的，对自己多有提醒劝导。所以，在自己心中，苏辙不仅是同胞手足，相须为命的兄弟，更相知于心、肝胆相照的知己。
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在一起相处的几天里，兄弟二人聊的最多的是过去。闲坐之时，他们一起回忆少年读书游玩戏耍趣事，常常哈哈大笑。也聊到了他们的父亲苏洵和他的那篇《名二子》。
“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对父亲的一篇文章，苏辙现在依然能倒背如流。
“知子莫如父啊。”苏轼喟然说道。“我现在已是这个样子了，只愿子由你能一切平安。”
看到兄弟有些伤感，苏辙赶紧换了个话题。
“大哥，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站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呢。”苏轼接过过儿刚刚斟满的茶杯，笑着说道，“那年我二十六，你二十三。那一年我们兄弟俩也算是名动天下了。”
“大哥，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那晚，我们一起诵读韦应物的诗。夜半之时，窗外的雨下得特别急特别大。”
“韦应物的诗风格自成一派，尤擅古体，古朴自然，平和恬静，大有王维、孟浩然之气度。”苏轼显然对韦应物赞赏有嘉。
“那天晚上，我们讨论最多的是他的《示全真元常》一诗。”苏辙笑呵呵地问：“大哥可曾记得我们最欣赏的那两句吗？”
“那还用说，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
“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苏辙接续道。
“子由啊，我们这一吟诵，像是回到了当年啊！”
“大哥，那时虽然我们都没有正式出仕，还没有能‘一展平生志’，但我们就相约等到功成身退时，也要夜雨对床” 。
“看来，这一约定怕是难以实现了啊。”苏轼眼里闪过一片愁云。
苏辙本想让大哥开心，却还是引起了苏轼的不快。
“父亲，都过了子时了。”过儿一看情势不对，赶紧轻声提示，“明天早上，我们要去徐闻县，还要去伏波庙祭拜呢。”
一阵海风疾过，小船被吹得剧烈晃动。几位官差发出了惊叫，紧紧地抓着船舷。船夫赶紧打了几桨，努力地摆正小船的方向。
海浪越过船舷打进小船，打湿了苏轼的衣角。一直坐在身边的苏过连忙扶着苏轼的胳膊。苏轼努力地挺直上身，轻轻地拍了拍过儿的手，宽慰着他。
“这点风浪算得了什么呢？”苏轼说的是眼前的风浪，又不只是眼前的这点风浪。
那天在徐闻县伏波庙祭拜时，他曾对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两位伏波将军的勇敢和业绩钦佩不已。他们万里伏波，名垂青史，而自己呢，贬谪之人，戴罪之身，早已声名扫地了。
这一路上，特别是和弟弟子由相处这些日子，他们都尽量避而不谈朝廷和政治。自己虽然已远离政治旋涡之中，但却无时不在政治的阴影之下，旋涡里的每一次涌动，都会波动到自己。更何况，那些未能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治对手们，只要能抓住自己点把柄，就会在圣上面前鼓唇弄舌，致使自己一贬再贬。等到了海南岛这天涯海角后，自己还能再贬到哪里呢？
自己本来也是像韩愈一样，“欲为圣明除弊事”，这天地可鉴的忠心怎么就不被圣上理解呢。
而更让自己憋屈的是，环视朝堂之上，自己遍地是对手。
在新旧两党波谲云诡此起彼伏的争斗中，不管哪一党得势，最后遭殃的总是自己。
从1056年自己和弟弟苏辙一同考中进士开始，到今天已是40年有余。40年的官场生涯，几度沉浮却始终没有琢磨明白什么是官场，什么是政治，更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努力想保持中立，保持客观，不想与哪一派结盟，只支持正确的人和事，却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和官场的局外人，他自己好像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也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皆曰可杀的异类。
苏轼特别钦佩的是他的恩师，也是他们兄弟二人应试时的主考官，北宋诗文运动的旗手欧阳修。他不但慧眼识才引领他们走上北宋政坛，更以30岁的年龄差而成为忘年之交。
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让苏轼仰慕之外，欧阳修在40年的政治生涯中，历经仕宗、英宗、神宗三朝，能始终官居显位，虽然也小有波折，但却始终屹立不倒，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在65岁时以太子少师身份辞职，告老还乡，安度生命的最后时光。就是死后，也获赠太子太师和获赐“文忠”谥号，可谓功德圆满。
几度沉浮之后，苏轼似乎懂了老师。老师的为官智慧的核心是明哲保身，知道进退。而自己却锋芒外露，耿直刚正，不擅中庸，不会自保。老师的长处自己不是不知道，但就是不想学也学不来。
城府是精妙的政治算计，要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至于是与非、对于与错绝对不是第一考量，而人格品质之类的东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一番权衡之后，再决定自己说什么话，采取什么行动。
自己太缺少城府，太过注重是非，父亲苏洵说过自己，弟弟子由也多次劝过自己，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更何况，自己看到的那些问题，如果不直陈出来，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怎么能算得上是合格的臣子。
在近30年的时间里，苏轼一直在争争吵吵的政治炮火第一线，他只问政策对不对，不管路线对不对，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地方，不管是新党旧党，不管是哪帮哪派，他都会送上炮弹，而且是弹无虚发。
王安石执政时，他觉得变法太过急躁，在激烈的冲突中，他得罪了新党得罪了王安石。司马光为相时，他认为新法中好的东西不应废除，又得罪了希望把新法全部废除的旧党，更得罪了司马光。后来，新党卷土重来，重新得势，自己因为反对新党的前科，不用再说什么，就已经遭殃了。
“我不是哪一派的附庸，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简简单单的一道人生考题、政治考题，我自以为是的答案，怎么却在别人眼中竟是如此的荒腔走板离经叛道了呢？”
在不讲原则只讲立场的大宋官场，苏轼虽然赢了人格独立，却输了官场。赢，赢得过于悲壮，输，输得过于悲凉。在无人喝彩的尴尬中，自己被新党视为旧党，又被旧党视为新党，在新旧两党炮火夹击中，伤疤累累，苟延残喘。
苏轼也尝试着逃跑，想离京城的政治中心远一点，让那些致命的炮火远一点。
为了躲开王安石，自己申请外调获准，但还是觉得有话要说，写了一些诗文揭露了新法执行中的问题，也顺便讥讽了一些青云直上的新贵。这种远方火力助攻未见什么奇效，却出了个“乌台诗案”，让自己被捕入狱身陷囹圄。如果不是王安石和太后等一再求情，自己早已身首异处了。
“王安石是个君子！”虽然是政治对手，王安石却在危难时向皇上给自己求情，他的格局让苏轼心生敬意。
司马光执政时，自己得罪旧党之人太多，朝中几无立锥之地，再度申请外任。后新党卷土重来，自己又成了“元佑党人”，自己被贬英州。
这么多年来，从“乌台诗案”开始，历经黄州、杭州、颖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儋州，自己就在被贬谪的路上一路狂奔。他感觉自己是被放逐的风筝，不管怎么飞、飞到哪，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牵扯着自己。这根绳时而将自己收回，时而将自己放逐，再收回再放逐，一次比一次放逐的远，直至今天，天涯海角已经不远，自己已是穷途末路，而这根绳快要将自己放逐到绳子长度的尽头了。
“现在我们到哪里了？”一个公差扯着嗓子向船夫喊。
“快到一半了。”船夫头都没抬地应了一句。“此处水急，各位客官坐稳。”
一个姿势坐得太久了，苏轼感觉腰背有些酸痛，他轻轻地活动了一下身子，然后望向船外。
船外雾气迷茫，但依然能感受到阳光的热度和海水的炙烤。他不敢望得太久，海面的波光让他几乎睁不开眼睛。
“父亲，你眯一会吧。”耳边传来过儿的声音。
苏轼默默地点了点头，索性眯起了眼睛。年纪大了，觉就少了。他眯着眼睛，但心却神游于百里千里之外。
他想到了黄州，那是他被贬生涯的第一站。一家老小12口，挤在长江边的一个废弃的驿站中，生活艰难，日以困匮。屋小如舟，灶台空空。他彻底坠入了政治和生活的深渊。
好在有家人相伴，更有好友相助。十分同情他的黄州继任太守徐君猷，把城东边的一块坡地给了苏轼。他带领一家老小硬是开出50亩田来，又购置了一头耕牛，冬天种麦，夏天种稻，还要种上瓜果蔬菜、花草树木。解决了吃，就要解决住。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在地边上建了五间草房，极大地改善了居住条件。从此，他自称“东坡居士”。
生活条件的改善，让苏轼开始放飞自我。经常与来拜会他的朋友一起游山玩水，饮酒赋诗。长江边上的赤壁，就让他一唱三叹，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这里，苏轼虽有对建功立业英雄的敬仰和政治失意的慨叹，但更多的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和“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然。
黄州是苏轼心灵治愈的地方，让他不只身体离开了京城的政治旋涡，更让他的心几近彻底地放下政治的争斗，他的身心便得轻松了。这也让他从名满天下到被贬被辱的巨大落差和失意中走了出来，“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他快乐自适，“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他不怒不恼，相反，泯然与众人，“渐不被人识”，他却自喜不禁。
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从政治失意的屈辱中解脱出来，不仅坦然面对生活的窘困，更是深度融入芸芸百姓之中，并让自己的心变得旷达。他对人生的感悟得到升华，他的文学成就也更上层楼。这不仅是他的政治对手们想不到的，恐怕是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手拄竹杖，脚穿芒鞋，以吟啸徐行的自由洒脱，行走在黄州的山水之间，也行进在他人生和历史的画卷里。
本以为自己会在黄州“聊以卒岁”的苏轼，他暂时放下了政治，放飞了自己，但他的政治对手始终没有放下对他的构陷打压和迫害。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后，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可就在赶上任途中，他最小的儿子苏遁不幸夭折。中年丧子，而且是自己与爱妾王朝云所生的孩子，对苏轼的打击应该是巨大的。
也许是否极泰来吧，哲宗即位后，苏轼应召还朝，得以重用。然而，好景不长，又因抨击旧党腐败而再遭诬告陷害，被贬惠州。
过山车般的政治生涯，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苏轼已经习以为常了。纵是面对这烟瘴之地岭南惠州，一样泰然处之。那里有欢迎他的百姓，有钦佩他人品才华的太守，有他喜欢的水果荔枝和爱喝的罗浮春酒，他不以流放惠州为苦，相反却把他乡当作故乡。
只因为心安。一个“安”字，是对名利的淡泊，是对荣辱的释然，更是他久经风雨磨难的心灵变得更加旷达和乐观的证明。很多东西他放得下了，很多东西他又能坦然接受了。澄怀观己、观道、观天下，他仿佛在不经意间，走进了微妙至深的禅境，他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是破茧成蝶凤凰浴火般的重生。
唯有蝶才知道破茧有多难，唯有凤凰才知道浴火有多痛。在自己待了3年并视为故乡的惠州，万里相随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因岭南闷热恶劣的环境，染上瘟疫，苏轼虽是求经拜佛，寻医问药，终是不治，34岁的她，玉骨冰姿已成仙风。
其时，其他妾室相继遣散，只有王朝云甘愿相伴。在惠州，苏轼对政治早已绝望，本欲长做岭南人直至终老的。而在终老之时，能有王朝云相伴左右，就是对他自己最大的慰籍。
这慰籍绝不是有个人陪伴那么简单，而是心灵的契合。而心灵的契合来自于20多年的相伴相知。
苏轼与王朝云相识于杭州，那时他首次被贬。在一次与友人宴饮时，认识了只有十几岁的王朝云。王朝云欣赏苏轼的才华，苏轼欣赏王朝云的清新淡雅，她如西湖的茉莉，岭南的梅花，温润了苏轼因政治失意的黯淡心空。从此，才有了这样一段跨越20年的才子佳人的故事。
王朝云是聪慧的，她与两任妻子王弗和王润之都相处得极好。与两任妻子相比，无名无分的王朝云更多的是充当了苏轼的精神伴侣。
王润之去世后，王朝云才在黄州被抬为侍妾。而她并不在意苏轼给她什么样的名分，能一生陪伴在自己欣赏的男人身边，不管他是春风得意还是政治失意，也不管他是青春正盛还是垂垂老矣。
这是独属于王朝云的幸福，更是属于苏轼的幸福。对于年近花甲的苏轼来说，在自己对政治和生活无欲无求之时，一个懂得自己的人相伴身边， 才能让自己心更安。王朝云就是那个能让自己把他乡当作故乡的不可或缺的人。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浩渺大海之上，浪影桨声之中，苏轼的耳边又传来王朝云在惠州时常为自己唱起的这首《蝶恋花》。
那是有泪有笑的美好回忆，而自从王朝云病逝后，苏轼决计再不听此词。因为一想到这首词，就是让自己苦楚盈怀，感伤不已。
同样是感伤，况味却已不同。以前听此词，是为自己政治失意和颠沛流离的境遇而哭，而今再想起这首词，已不再为自己人生际遇而哭，而为王朝云而哭。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苏轼被海风吹得发干皲裂的嘴唇微微抖动，他不由自主地默念着这两句写给王朝云的悼亡诗句，可在他的心里已是炸雷般的呼唤——朝云啊！
纵是心底千层雨，眼中已无一行泪。 此时，苏轼心里的痛已到了极点，无法说更无人可说。
他仿佛看到了王朝云一边熬药一边诵经的情景，听到了她虔诚的诵经声：一切有为法，如梦、纪、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
原本以为可以陪自己终老的一定是王朝云，也曾想过“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可如今，丹未成，人已逝，此去海南，形单影只，而再无朝云。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唯佛是归”。这是苏轼写给王朝云的墓志铭。她葬在惠州西湖南畔栖禅寺的松林里，墓前筑六如亭，亭的四周梅花如海。
此时，他更愿意相信皈依佛门的王朝云已羽化成仙，正在陪着自己远涉重洋，一路向南。
“快看，看到岸了！”不知道是哪个公差忽然大声喊了一声。
苏轼慢慢睁开发涩的眼睛，他慢慢地侧过头，但见远方已浮现出一线模糊的岸和岸边高耸的黝黑岩石。
走过黄州，走过惠州，如今就算是面对更加不堪的儋州，那又能如何呢？一生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历经磨难，几度浮沉，自己不都挺过来了吗？
想到这，苏轼的眼睛明亮了起来，即将到达的儋州对他来说仿佛不是流放之地，而是又一次新生之地。他再一次默念起当年在黄州写下的词句——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2021年10月3日——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