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红布头

在所有的色彩中，中国人对红色是最偏爱的。有红色出现的场合一定与喜事大事相关。而一到过年，平日里那些让人感觉突兀和炸眼的红色服装，便是无处不在。从让人眼睛和审美都因为红色而疲劳的大型晚会，到贴满了对联、福字和窗花的家里，我们仿佛置身在红色的海洋里，因为红色，年的味道一下子就上来了。

但以国人低调内敛的风格，纵是春节这样的大日子，还是少有人敢身着一身大红招摇过市。但红色能辟邪的民俗由来以久，虽不能红袍加身，但红色的内衣、袜子、鞋垫是必不可少的，不管老人还是孩子，也不管是不是本命年。着一身红，便有了大吉大利的彩头，精气神也会足兴很多。

一到节前，各大商超服装专柜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红色系列，不管是内衣还是外套，从围巾到腰带，从袜子到鞋垫，风格款式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

一年接一年地过，一件接一件地买，再加上亲友一件一件地送，几年下来，一般只有过年时才能穿上几天的红色衣服穿又不穿着，扔又舍不得，积攒下来多得都成了心病。

这还真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年必须着点红，就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四十年前的乡下，虽然日子是紧巴巴的，但一到过年，红色也是必须有的。不管能不能吃上饺子，总得贴个对联剪个窗花吧。《白毛女》里的喜儿，不也是要剪个窗花，才能欢欢喜喜过个年嘛。

我家的对联和福字是老爸用笔写的，挂钱是自己用刀刻的，灯笼的罩面是褪色的红布是老妈拼接的。但只要门上贴上对联，墙上挂上福字，院子里挑起灯笼，低矮的茅草房就变得明亮温暖起来。只是我不知道，那样的画面会永恒在我的记忆里，无论过了多少年，我都固执地觉得，童年时乡下的年才是真正的年。

那时的生活是拮据的，一边努力让我们过一个幸福的年的同时，还要提前预留出春天开学学费的爸妈，应该是费了极大的心思，才能在过年的花销和5个孩子学费的筹划上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除了“扣”自己之外，老妈连给我们的三块两块的压岁钱，也必定是要哄骗回去的。

老妈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年节好过，日子难熬，以此来打消过年期间我们额外的念想。父母的“狠心”里，有着比过几天年更长远的打算，有着对我们更远的未来的考量。

隔上个一年两年的，自己节衣缩食的爸妈总是要给我们做上一套新衣服的。因为我们正处在成长期，衣服总是在不断地变小，尽管是大的穿不了了给小的穿，尽管是旧衣服缝补了一次又一次。每到过年前，母亲总要拿出很多时间，不停地踩着缝纫机，直到最后一件衣服完成。

我现在都特别敬佩父母那一代人，贫困的生活把他们都逼成了全能型人才。老妈能剪裁衣服做老式布鞋，还能用锥子给我们理发。老爸除了很会做菜，还会木工瓦工，还能划船打渔。至少我还记得老爸砌的那两堵砖墙，虽然砖都是半截子的残破砖头，但经老爸的手一摆弄，绝对算得上是我家小院里的最佳景致。

那时的供销社里哪有像现在这样随处可见的琳琅满目的红色内衣，纵便是有，爸妈再也无力承担了。在没有红色内衣、袜子辟邪的年里，他们依然能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让那颗渴望孩子顺遂平安的心愿得以实现。贫穷确实限制了想象，但贫穷也能让一颗饱含爱的心生出别样的花朵，这就是父母那辈人最伟大的地方。

那些年，每到除夕的晚上，忙里忙外的老妈总会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一小块红布的边角碎料，悄悄地塞进我们的衣兜里。那时的我并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有时还觉得有些怪异，但从老妈的眼神里，我依然能感受到凝重和庄重。

应该是到了上大学后，家里的条件好了些。再过年的时候，母亲用买来的红内衣、红袜子、红鞋垫代替了那一小块红布头，除夕那天，母亲一定是要提醒我们换上的。不再如往年那样往我们衣兜里塞红布头的母亲，脸上是充满笑意的，也许在她看来，红色内衣和红袜子要远比那一小块红布头更能护佑我们周全。

后来，我每年带孩子回老家过年，除了为我们准备的红色内衣袜子之外，老妈还是要给孙子辈的也准备一套。儿子长大后，虽然并不喜欢穿奶奶准备的那些东西，但懂事的儿子还是口头上答应着。每当此时，我也只能是笑而不语。儿子从小没有过年时被塞红布头的经历，他当然不会懂得我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当然，我也从不责怪儿子不穿这个他不喜欢的红色。

如今，小时候在乡下的茅草屋里过年给我们衣兜里塞红布头的老妈已经八十五岁了，我的兄弟姐妹们都给她买过不少红色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外衣，他们都懂得过年时的那一小块红布头在老妈心里会有多重，他们要表达的情感跟当年老妈对我们表达的一样，祈望老妈能逢凶化吉，平安顺遂，健康长寿。

但我依然想说，与现在满身的红色内衣相比，那些年除夕被老妈塞进衣兜里的红布头，更有让我们温暖一生的爱。

那才是年！

2024年2月14日，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