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四月初八

父亲的四月初八

杨焕亭

闰四月催促麦子放黄的日子，三弟发来一条微信：“父亲的生日是1920年阴历四月初八，今年是他的百岁诞辰。”捧着手机，我的心被那一行简短的文字牵向岁月深处，那是一种少年丧亲的难以磨平的痛，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和遗憾。

父亲走得太早，年仅四十八岁，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人生如日中天的盛年。然而，当1967年新岁的雪花弥漫在天地间的那个早晨，他拖着羸弱的病体，抛下母亲和我们弟兄去了。至今仍然依稀记得，在村头大喇叭里不断传来“文化革命”消息的背景下，我们的哭声显得多么微羸和无助。

那时候大哥21岁，我十六岁，弟弟妹妹还都是些“读书贫里乐”的学童。家境的窘迫使得我们没有力量去为他筹办一副在乡间人视为“寿材”的柏木棺板，而用院里的两棵椿树做了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居室”。因此，在父亲头七时，我和大哥、三弟特地在父亲的墓园里栽了两棵侧柏。一场春雨过后，那侧柏眼看着就生叶吐绿，一天一天长起来了，在队里劳动的那些年，我常常在歇工间隙，独自一人坐在渠岸上，望着一畛地外父亲的坟茔默默垂泪。想着父亲也许就在那棵柏树下，看着他的儿子孤独的身影。

我母亲是个刚强的乡村女人，在父亲倒头时痛哭了一场之后，就把中年丧夫的悲泣咽下肚子，从此在人前不流一滴眼泪，而带着我们弟兄姊妹开始了“灯火新凉催夜织”的囧穷春秋。只是也许因了父亲英年早逝在她心头留下永久的伤痕，母亲从此再也不提起四月初八这个日子。不仅如此，自我晓事时起，似乎父亲也没有过过生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那时因为父亲太年轻，乡间的老人一般都是过了六十岁才由儿女筹办生日庆典的；二则也是因为家穷，整天忙着土里刨食，没有条件年轻轻地就去庆寿贺岁。而因了这诸多的原因，在母亲过了六十岁以后，我们弟兄张罗着为她过生日时，她竟然坚决拒绝了。说人这一辈子，就是平平安安地朝前走，老了，多过一个生日，就多一份压力。说你们如果真要尽孝，就让我平日里吃好穿好。

虽然父亲生前无暇在意自己的生日，然而，我记得，每年的这个日子，却是父亲最为快慰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与五里外镇上每年的农忙物资交流会联系在一起。

古镇是一座千年古镇，在我成年后，知道它曾经是道教始祖王重阳修行的庵所。四月初八庙会何时兴起，我不知道，只是在我的童年岁月，村里人把去镇上办事说成“到街里去呀”，把去物资交流会叫做“上会”。而“上会”，对于我们小孩，总是如过年一样地充满着诱惑。根本没有想到，它是这样巧合地与父亲的生日重叠在一起。

父亲那时正年轻，因为有了早年殷实家境积累的经验，在高级合作社时被选为生产队的饲养员。每年四月八庙会，他都要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到“街里”去为队里牲口购买农忙时急用的笼头、套绳和碾场用的叉把、扫帚等。那一天，我放学回来，趴在炕头写作业的时候，就听见队长站在我家门外喊道：“志成叔，明日到会上去买些叉把、扫帚，眼看三夏大忙来了，得早些准备。”我写字的笔停住了，明天？明天不是星期日么？听母亲说，县剧团在“街里”演戏呢，不知道父亲会不会带我去？

大概是因为从老师那里听到我考试的成绩还算满意，第二天，他竟然很爽快地答应带我去“上会”。那是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到五里以外去看“世界”。坐在胶轮大车上，听父亲把鞭子甩得脆响，我的心就像跑在田野的小兔上下翻飞。听人说，会上有卖“酸辣凉粉”的，父亲会不会花五分钱给我吃一碗？会不会允许我走进露天剧场，去看打扮得“画中人”一样的公子小姐在台上提袍甩袖，宛转蛾眉。及至车子登上镇子的桥头，我禁不住“呀”了一声，为摩肩接踵的人群，为熙来攘往的声浪，为一街两行琳琅满目的摊点。在父亲买叉把扫帚的当儿，我的眼睛滴溜溜地四处搜寻卖凉粉的担儿。父亲怕我丢了，严厉地呵斥说：“跟着我，眼睛胡盯啥呢？”我便不敢再东瞅西望。好不容易等到他把该置办的都办齐了，又把胶轮大车赶到熟人处寄放，这才引着我来到一家卖凉粉的摊点前问道：“凉粉多少钱一碗。”卖主高声回答说：“五分钱，给你来两碗吧？”父亲答一声：“一碗，少放下辣子，多放些醋。”我抬头怯生生地问父亲：“您不吃吗？”父亲很严肃地看我一眼说：“吃你的，话咋那多来。”我便只有低头品尝很可口的凉粉，暗暗打量父亲，他平日里严厉的目光忽然在我不知不觉中变得十分温柔，就像一只老羊，看着羊羔吃嫩草那样的充满爱怜。等我吃完凉粉，他又牵着我的手来到路对面的一个食摊前问道：“石枣多少钱一碗？”当从摊主口中得知也是五分钱一碗时，就决然从腰里掏出五分钱说：“给娃买一碗。”这一回，我不敢再问他，急忙捧起碗喝了一口，那淡淡的带着草腥的甜顺着喉咙慢慢地流入腹中。真是舒服。这时候，就见父亲从腰间拿出母亲临行时给他带的两面（玉米面和麦面掺和）馒头，津津有味地嚼着，时不时与迎面而来的熟人热情地打招呼。在我的严重，他青春的身姿是那样伟岸，仿佛一座山。

吃完饭，父亲却没有带我去南街深处四堵墙围起来的露天戏院，而是到南街小学校园里转了一圈。

南街小学因为一位烈士的名字而称为“翠亭小学”，是我们这个镇子最好的全日制完全小学。而不像村子里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因为是周日，学校里没有学生，静悄悄的。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我就像后来进了大学，觉得这学校好大，比我们的村小多了好多排房子，黑漆大门看上去十分威严。出了校门，父亲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说：“好好学！将来就送你到这个学校念书。”

四月八“上会”，是我晓事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那些平日里因为几毛钱的书本费被脾气暴躁的父亲责打的委屈，因为上课走神成绩下降被父亲责罚的郁闷，都因为“上会”而飞到了九霄云外。只是，我始终不明白，父亲为啥就不愿意与我一起吃一碗凉粉呢？

我那时候并不知道四月八日对于父亲意味着什么。十数年后，当我终于知道这一天是父亲的生日时，就总是记起那并不多见的温和目光，禁不住泪光盈盈。他的严厉和温和是这样的矛盾而又协调地交织成深沉而又隽永的父爱。是啊！他在自己生日之际，竟然舍不得花五分钱去买一碗乡间的“凉粉”，也许在他的心里，五分钱对于我们这个靠鸡下蛋解决油盐酱醋支出的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在我为人之父后，便进一步读懂了那永久存入记忆的柔和如初的眼睛。我想，他一定记得那一天是自己的生日，只不过贫穷的光景使他对于生日有着别样的咀嚼。过了那一天，意味着他长了一岁，更意味着他对于日渐年迈的祖父，对我们兄弟，对我们十数口人的大家庭的责任又加重了一份，而他那双浓眉下的大眼睛也因此而藏满了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