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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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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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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书(节选)

耿翔

“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

读到美国历史学家房龙这句话时,我把目光从书页里抬起来。想我活在上个世纪的父亲,他一生的事情,都是在身边的泥土里,刨着极其有限的一些粮食。

由于粮食的短缺,父亲活着时的日子,到处写满了“饥饿”两个字。

甚至后来,他能看见的庄稼,都像一些把握着他生命的神,它们不是站立在田野上,而是直接站立在他的心上。我后来也觉得,父亲的一生,就是把土地上的庄稼,在他忧愁我们的身边,生动地种成了我们敬仰的一些神。

每年立冬之后,大地开始封冻,一些像人一样,也有活着的尊严的虫子,都蛰伏在泥土的深处,歇下来过冬了。而一直守候在田野上的父亲,他没有一只虫子的福分,他生命中的冬天,依然是如何应对饥饿。

因此,冬天的雪,落在父亲的眼里,不像落在我们眼里,那么令人惊喜。

他眼里看到的雪,都是饥饿,留给我们一脸的苍白。

无法解释我的泪水

我对梵高的热爱,是他画的《吃土豆的人》,让我一眼看见了生活中的父亲。

那些坐在黯淡的屋子里,没有一点表情,沉默地吃着土豆的人,就像每年的冬天,雪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炕上,吃着手里的土豆的样子。

有很长的时间,土豆,就是我们过冬的主粮。

那些年,我们种在地里的麦子,总是没有多少收成。因此,种土豆代替粮食,成了村子里的人,唯一应对饥饿的办法。那个时候,在马坊的大小沟坡里,只要能站住人的地方,也只要锄头能下得去的地方,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土豆秧子,覆盖住黄土,为我们生长着,一种用来抵挡饥饿的食物。

土豆的繁殖,也像村里的穷人,越穷越能生育。一颗土豆切开数块,抹上一层草木灰,草草地埋进土里,就生芽,就扯蔓,就开花,就顺着地里的虚土,结出一大堆土豆。挖土豆的时候,你只要有力气,锄头挥下去,那么多的土豆,就像等不及了,白花花地从土里滚出来。哪里像收获其他庄稼,累死累活,打下的麦子、谷子、糜子,有时不够装一麻袋。玉米还好些,可以垒几个玉米塔,吊在房梁上。但都没有土豆,在那样的年月里,对我们是那样的慷慨。

这不,地里的土豆早都被刨完了,地都冻上了,被饥饿折磨怕了的父亲,一个人扛上锄头,迎着每天的寒风,在一村的土豆地里,还翻捡着遗落在泥土里的土豆。我从父亲对土豆的热爱里,很早就懂得它是穷人的食物。不只是那些年,在人类的历史里,对于漫长的饥饿,它是一种有效的拯救。出于对土豆的敬仰,也是对父亲的敬仰,我后来翻过一些有关土豆的史料,知道在地球上,它是一种很普遍的植物。它不挑剔水土,它不挑剔气候,它不挑剔国度,它也不挑剔肤色,它对每一个遇到的人,都献出食物的身份。因此,它是世界上,被人类起名字最繁多的植物之一。有的国家叫它“地豆”,有的国家叫它“地梨”,有的国家叫它“地苹果”,有的国家叫它“荷兰薯”。在我们国家,叫的名字就更多了。而在马坊,人们都叫它“洋芋”。在这一点上,马坊人对外来的东西,不管是种在地里的,还是摆在货架上的,都要加一个“洋”字。可见这种穷人的食物,也不是土生土长的。

由于一年之中,洋芋几乎填满了我们的胃,我们的长相,在城里人看来,就有了洋芋的模样,就在他们自负自己的身份时,经常用“洋芋蛋”,喊我们沿着泾河,沿着西兰路,生活在黄土塬卯上的人。其实,他们说错了,在这么广大的地域里,哪怕是从一些被时间,作旧了的窑洞里走出来的人,都有一对浓眉毛,一双深眼睛,一只高鼻梁,它们镶嵌在一张瘦削的脸上,就是一片有棱有角的山河。再加上满脸的胡须,真能读出土地的精神。

我的父亲,就长着这样的脸。

因此我想,他们一定是说错了。或许,是从我们的身上,闻到了洋芋的味道,才喊我们“洋芋蛋”。这还说得过去。那个时候,一进入冬天,我们早上喝的是洋芋糊汤,中午吃的是洋芋汤面,晚上在炕洞里,埋几颗洋芋,烤熟吃了,才能睡得下去。记得冬天的早上,我们喝的小米里,母亲都要放上切成块的洋芋,用硬柴火煮熟。开始吃起来很香,吃得多了,胃里就会发酸。

这些在我们胃里,过剩的洋芋的味道,被城里人闻到了,也就被他们取笑。

我从热爱上了梵高的画后,就放弃了洋芋的叫法,一直喊着土豆。

有过乡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地里的麦子拾不完,地里的玉米拾不完,地里的豆子拾不完,地下的土豆,更是刨挖不完。那时的田野里,到处都有拾庄稼的人,戴一顶草帽,背一个褡裢,穿一身破衣,跟着庄稼成熟的节奏,在收割后的田野上,弯腰拾着遗落的庄稼。父亲说为了多拾些麦子,他沿着西兰路,拾过乡界、镇界和县界,一听当地人的口音,才发现自己拾过省界,拾到了临近的甘省。

那年拾庄稼,他拾回了满褡裢的麦子。

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立冬之后,在种过土豆的地里,刨挖一些遗落的土豆。

在饥饿笼罩着马坊的年月里,收割地里的庄稼,没有人不细心的。这对于拾庄稼的人来说,就等于断了后路。在很多人不情愿地,放下拾庄稼这份苦营生时,父亲依然如故,当着村子里最后的拾庄稼者。

立冬后的马坊,天空里有没有雪花,都有生硬的西北风,从高岭山上一路吹下来,落在行人的脸上,就是风的刀子,割出脸上的血丝。开始几天,父亲是在村子周边的坡地里,埋头弯腰,用锄头刨出很厚的土。昨天飘洒的一场小雪,昨夜猛刮了一夜的大风,让土地从表面上冻了起来。父亲在刨过土豆,留下很多土坑的地里,仔细地看上一阵,在他认为一定有土豆躲过锄头的地方,再补上几锄头,把悄然躺在泥土里的土豆,刨到自己的笼子里。第一锄挖下去,土地上是几个白印子,自己手上的虎口,却被震疼了,自己的脚后跟,也感觉到冻住的大地,有多么坚硬。直到连挖几锄头,土层才被揭开,虚土露了出来。顺着一些莯根的走向,父亲用锄头刨挖过去,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土豆,在泥土里保持着新鲜的样子。

父亲用手捡起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感动。

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有时一个上午,刨了那么多的泥土,没碰上一个土豆,父亲就坐在那些虚土上,歇上一会,站起来,爬到另一块坡地里,继续挥舞着锄头。直到大地冻死,锄头再也挖不开的时候,父亲才从土豆地里退出来。我看着他拾过土豆的地里,想这些土地的主人,一定会感激父亲。因为这个冬天,他等于用锄头,把村子里种过土豆的地,一块不剩地翻耕了一遍。

有时,父亲在村上收过土豆的地里,刨不出土豆的时候,会迎着西北风,向高岭山下的很多山庄里走去。那是早出晚归的事情,他必须带上中午的吃食,也就几个烧熟的土豆。可能是父亲坐在山庄上,一个人吃土豆时,散发出来的气息,让躲在地下的土豆闻到了,赶着从泥土里钻出来的缘故,一天下来,总有不少的土豆,躺在父亲的笼子里。

一个冬天,堆在我家屋角的土豆,没有被我们吃完,好像还多了一些。

开春的时候,挤在屋角的土豆,也挤着发出芽子。

父亲一个芽子切一块。那一年,我们家种了很多土豆。

其实,父亲在大地彻底冻死之前,他一个人在田野上刨土豆的结果,是他的手指和脚后跟,被震裂了,被冻裂了,很长很深的血口子,看得我们都害怕。很多晚上,父亲是坐在煤油灯前,把一把苦杏仁嚼碎,往裂口上涂,再在热炕上烙一夜,裂口会软和一些。有几次,我看见母亲,挖了一块猪油,在火上烧化了,往父亲手上、脚上的裂口处滴。热油像在裂口上煎炸,疼得父亲直吸冷气。

那些冻在手脚上的裂子,就是这样被烫死的。

多年以后,我回到马坊,看见大堆的土豆,堆在一些人家的门口,成了喂养牲口的饲料,我的泪水,就禁不住流了出来。

我无法解释我的泪水:

是为土豆高兴,还是为父亲哭泣?

一世纠缠着的方位

冬天来了,一村人没有歇下,都上了水利工地。

我翻看过一些史书,从大秦帝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在他的适宜的地理上,兴修过水利。那时的冬天,农事和战事,都停下来的时候,水利之事,又在大地上上演。也是那些万民劳动的场景,让秦国以下的汉代、隋唐、元朝,有了我们至今,或在传颂,或在享用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白渠、龙首渠、大运河、通惠河。

马坊地处乾陵以北,距离古代的郑国渠,隔着一个关中平原。距离上世纪的羊毛湾水库,隔着一道苍茫的黄土塬。就是距离今天的南水北调工程,也是隔着一座龙脉秦岭。父亲活着的时候,忍饥挨饿,和村上的很多人,修过羊毛湾水库,那也是远走他乡,在马坊以外的土地上,为那些住在平原上的人,兴修浩大的水利工程。

父亲住在马坊,这是一片远离水的山地,自古冲积出来的一块小平原。只有在很多年的冬天里,父亲跟着一村人,把常年缺水的土地,深翻、平整一遍。也就是把地上那层种过的泥土,我们称为熟土,和地下一层没有耕种过的泥土,我们称为生土,相互倒腾一遍,让熟土里的地力更熟,让生土里的地力更猛,让来年的庄稼,能在熟土和生土里,吸收到更好的地力。这就是马坊人兴修的水利。这样的水利工地,每年摆在村子的哪个方位上,由大队长彦龙说了算。因此,每年地里的庄稼收拾完了,一村人会看见彦龙背搭着双手,身边跟着村里的水保员运中,正在连片的土地里走着。

运中扛着一架木制的测量仪。

这时的狗牛,还不是民兵连长,也没有背枪,扛着一根木制的标尺。

天气冷了。披在彦龙身上的棉袄,没落过一星土。

他们走过来的时候,那些还守在地里,闲忙着的人,都会站起来看上一阵子。

他们盼着彦龙指点土地的手,能停在他们身边的土地里。

我能记得那些年,村南的门家岭,村西的槐树坟,村北的高埝台,村东的张家庙,都搭过水利工地的工棚。几根木头立在四周,横竖绑上木头,周围立上玉米秆,上面铺上玉米秆,再架上大喇叭,插上红旗,一个冬天,一村人的日子,都在这里的风雪里,一天熬着一天。等到土地彻底封冻了,这片土地也修好了。工棚拆了,大喇叭取了,人马也撤了,留下一片片平整的土地,和一道道新打的土埝,我们村原始的地貌,又被人定胜天的我们,改造得少了一块。

那一年的工地,是彦龙从大队里出来,绕过村东的涝池岸,绕过爱水家的门房,下了一条胡同,走进五队的饲养室,喝了半下午的罐罐茶,起身解手时,一拍脑袋定下的。往日,彦龙在饲养室里喝茶多了,要解小手时,都是在牲口圈里方便的。那天是解大手,就得从饲养室里出来,向北上了一道坡,到饲养室窑背后的玉米地里去方便。他看见这片处在一村的庄背后的地,还一绺一绺地,很不规整地被种着庄稼,这与修过水利的那些地相比,还像在解放前,甚至更远。他就在心里自责:不该把这块地冷落了。

他在勒紧裤带的那一刻,就定下那年冬天的水利工地。

这个水利工地,就在我家庄背后向东一点的地里。它是由南面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和北面一条斜向东南的胡同,夹角而成的一块三角地带。它的西面,穿过一村的庄背后,向西北延伸过去,被村上那条很长的北胡同挡住。它的南边,有五队和六队的饲养室,夹在中间的,是村上的几户富农。东边是一队的饲养室。那个时候,这几户富农的家里,一般没人敢去。有人在工地上干累了,想偷着歇一会儿,就溜到了这几个饲养室里。大冬天里,有人上了饲养室的热炕,说只是躺一会,没想到听着牲口嚼草的声音,就死死地睡了过去。下午收工时,被大队长彦龙发现了,扯着耳朵拉上来,给划了两方的土,一个人去挖,一个人去拉运。

天黑下来了,风雪也从天上飘落下来了。

那个人在工地上,有气无力地运着土方。

那个冬天,父亲一直在工地上劳动着。每天早上,我和父亲一块出门,走过红娃家门口,我向西去了学校,父亲向北,穿过新社家的窑背,向东去了工地。他的肩上,始终扛着那把被泥土,磨得明晃晃的铁锨。我记得他的腰带,始终缠在腰里。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舍了颜色的毡帽。在一村的劳动者里,父亲的衣着,始终是整洁的,这得益于母亲的一手针线活,让父亲在漫长的冬天里,身上少受了一些寒冷。

就在村子里,落下那一年最大的一场雪,太阳每天出来,正在苍白地融化着雪,让大地更加寒冷的那几天,父亲和山成家因为庄子的事,大队有了定性:父亲和西村的人,放倒山成家打在东巷道,强行把我家的园子圈进去,堵住西村的水路的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父亲要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被一村人在工地上批斗。

我是跟着学校里的同学们,被老师带着,去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的。

走出课堂的同学们,像疯了一样,一路上打闹不停,只有我低着头,走在路的中间。昨夜,我听到家里来的人说,批斗会后,要把父亲抓起来,送到县上的监狱里去。我一夜没有睡觉,父亲坐在炕上,默默地吃了一夜的烟。第二天早上,母亲熬的米饭,比平时稠了很多,又让父亲多吃了一碗。临出门时,让父亲把那身穿旧了的衣裳脱下,换上一身新的棉衣。后来母亲说,她能做到的,就是让父亲吃饱穿暖,站在批斗会场上,身上不冷,心里不饿。

坐在批斗会场上,我一直想哭,又不敢哭。因为我看见站在父亲身旁,背着枪的人,都是公社里的民兵。公社书记田邦昌,也坐在主席台上。

我想父亲,真的要被抓走了。

批斗会后,父亲被带到会场的后边,我多看了他一眼。

父亲的脸色是蜡黄的,没有一点血色。

下午放学后,我扑进家里,想抱住母亲放声大哭,却看见父亲坐在炕上,就扑了过去。父亲也被惊呆了。这在我成长的这些年里,对于父亲,是没有过的举动。我说过,父亲一脸胡须,不苟言笑,我在家里总想躲开他。也是父亲被批斗的那天,我主动地扑在父亲的怀抱里。

我怕父亲被抓走,我把父亲抱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有人问彦龙,这墙是山成家私自打的,怎么成了社会主义的墙?你把事情这么弄下去,以后怎么收场?田邦昌也认为彦龙一个大队长,把他这个公社书记当枪使了,一拍屁股上的土,带着公社的民兵走了。

彦龙在工地上,一个人转着圈子。

没人看管父亲了,他被冷落在工棚旁。

天快黑了,有人搀扶着父亲,回到了家里。

往年冬天,工地上结束了,工棚也就拆了。那年的工棚,一直没有拆,直至在风雪里,被吹得七零八落。那个冬天,我也很少走过新社家的窑背,去到庄背后,更怕看见那个工棚。因为看见它,就像看见父亲还站在那里,被一村人批斗着。

就是后来长大了,也是躲着那块地。

它是我们一家的伤心之地。

那个工棚是向着村子的东方,用木棍和玉米秆搭起来的。也就是说,父亲被批斗的那天,他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一直是朝着东方站着的。

有一年清明,我看着偌大的公墓里,多数坟墓,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就是说,村上去世的人,还是头枕槐疙瘩山,脚蹬五峰山,保持着活着时,在生活里常见的姿态。只有父亲的坟墓,是端向着东方的。

向东方站立着,那是父亲祭祀祖坟的方向;向东方站立着,那是父亲迎娶母亲的方向;向东方站立着,那是父亲接受批斗的方向。他的生死,都系在这个被自己,一世纠缠着的方位。

因此我说,村上的那位风水先生,还是很懂得父亲的。

看见乡间的报丧者

马坊的冬天,不只是寒冷,也不只是饥饿。

写在很多人家的悲伤里,就是“丧乱”两个字。

那时候,我们多在封冻了的地里,埋头捡拾枯黄的油菜叶子。一冬的漫长,让我们忘记了风,忘记了雪,忘记了它们带来的寒冷,在我们身上还要停留多长时间。听见一阵带着悲伤的脚步声,我们慌忙抬头,看见大路的尽头,一位头戴一绺白布的人,正向一个村子走去。

他是乡间的报丧者。

这个时候,他顶着天上的风雪,突然出现在大路上,我们看见了,就会猜测哪个村子里又死人了,他要去给谁家报丧呢?生活在马坊,临近村子里的人,我们一般都认识,都知道在我们村,谁家是他的亲戚?因此,任何时候在马坊,你都会被一个熟人的社会,铁一样地包裹着。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被“熟人”两个字,在天地之间注视着。

有时候,我们会停下捡拾油菜叶子的活,跟在报丧人的身后,来到一家人的门前,看上好长一阵子,才会莫名其妙地离去。乡村生活的寂寞和单调,让我们对身边的大小事情,都怀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就像跟在报丧人的身后,我们不会去想那个死者,更不会为死者献上一些伤心。我们想看的,是见到报丧人后,那家会用什么样的饭食,招待这位带来不祥的报丧人。一般讲究的人家,都会做一顿好饭。在他们很古老的意识里,报丧人的身上,一定带着那个死亡者的气息。村上的老人,也普遍认为,那些死亡了的人,最后一次走亲戚,是跟着报丧人的脚步,来到他活着时,四时八节都要走的人家。因此,这一顿饭,也是给死亡者做的。至少,他们还在人世飘荡的魂灵,会闻到这些饭食的味道。

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大雪,像给马坊的大地上,披了一身洁白孝服。有着生活经验的人,都说这个冬天,是一个丧乱的冬天,也是老天收人的冬天。事实上,那个笼罩在大雪和饥饿中的冬天,马坊的很多村子里,都有不少的老人,带着伤心下世了。我们在地里捡拾油菜叶子,看见很多报丧的人,看见很多哭丧的人,一身孝衣,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我们捏住油菜叶子的手,才感到一地的风,都带着人间的悲凉。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有些熟悉的报丧人,就跟了上去。

走进村子,在他掀开我家的头门时,我惊得跌坐在地上。

报丧人来自北宋村,说父亲的舅舅去世了。多年以后,我忘了父亲当时的表情,是一种怎样的悲伤。但记着那天,母亲给报丧人做的那顿饭,很不一样。在大冬天里,竟然有一碟油泼香椿,放在炕桌的中央。

父亲早年丧父,就把舅舅当成父亲一样的亲人,一生依靠着。记得那些年,我家遇到大小的事情,都会看见父亲的舅舅,坐在炕头的中央,一家人听着他的意见。在北宋村里,他是一位不出村的木匠,只有父亲在我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长出第一轮叶芽的时候,会把他的舅舅请到村上。我能记得的场景,是一天正午,父亲在前头背着木匠家具,他的舅舅在后头提着烟锅,两人从碾子坡上走下来。那天中午的饭桌上,一定有一碟油泼的香椿。

父亲的舅舅,就爱吃油泼的香椿。这也成了那些年,父亲孝敬他的舅舅的,一种特有的方式,也变成了一种仪式,每年都少不了。我家的头门、木柜、门楼子,都是在香椿最香的月份里,父亲的舅舅一手做成的。我对乡村木匠的认识,是从父亲的舅舅手上开始的。他们的双手表面很粗糙,其实很灵巧,他们都是心里很有些灵性的人。什么样的木头,落在他们手里,都能变成一样精致的家具或农具。天工开物,他们是在粮食以外,那些手里把握着天工的人。

那些天,父亲除了给他的舅舅熬罐罐茶,就是上到香椿树上,搬着嫩芽。母亲每天中午,不论做什么样的饭食,都要做好一碟油泼香椿。我就是在那时,记下母亲怎么用开水,小心地烫着香椿的嫩芽。一碟烫好的香椿里,放多少蒜泥,放多少辣面,铁勺里不多的热油,泼上去的一瞬间,一股少有的香味,弥漫在我家的院子里。几十年后,我这样做着香椿的时候,妻子和孩子,都说比城里人的香椿炒鸡蛋好吃。

在母亲心里,香椿配上蒜泥和辣面,用热油一泼,那就是天香。再放上别的东西,就是一种多余,甚或是对这种天香的破坏。其实,在那样的年月里,母亲能在一碟香椿里,放下去的作料,也就这么多。

香椿像通着人性,也就向这些贫穷的人,不惜散尽自己的香味。

尽管那时是冬天,等报丧人坐在热炕上,父亲就从挂在头顶的麦笼里,取出一把春天里晒干了的香椿,给了母亲。那顿有一碟子油泼香椿的饭,有着父亲满满的追思。他想他的舅舅,一定跟着报丧人,或许还背着他的木匠家具,一路来到我们家的。那天吃饭时,报丧人和父亲,坐在炕桌的两边,正中对着墙壁的上席空着。

那是父亲,专门给他的舅舅空出来的。

几天后,父亲背上一对大蜡,捧着一对纸花,头上戴着孝布,一手领着我,出村上了碾子坡,走过马坊花园,翻过延府沟,进了北宋村,跪在灵堂前,哭得起不来。几十年后,想起父亲对他的舅舅的那份感情,我的心里很不安。因为我的舅舅活着的时候,我很少去看他。他去世的时候,我也因一些亲戚之间的旧事,不能把躺在棺材里的他,送到他的黄土坟里。

这是我在这个人世,欠下的一笔孽债。

那个时候,谁家来了报丧人,大家都不会吃惊。因为这个死去的人,已经被他的亲戚,看了好多回。人们该说的话,都在他跟前说了,该流的泪,都背着他流了。这个人的死亡,在这些日子里,就是压在每一个亲戚心上,天一样的大事。现在他走了,天大的事,也就落幕了。

因此我说,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死亡,活着的人,是有心理准备的。

他们的悲伤,多在这个人的死亡之前。真正等他死了,他们对他的悲伤,也就跟着死了。后来的那些怀念,在每一个活着的人心里,都是一种淡淡的哀愁。他们也知道,他们被繁重的劳动,每天都在蚕食着的身体,不像大地那样,可以把人类的全部经历,埋在自己的泥土里,让它成为生命的地质层,可以供后来人考古。

他们的很多经历,必须在时间里慢慢地放下。

他们不能被悲伤,压死在身边的土地上。

因此,随着冬天的到来,大雪铺地之后,他们看见那些踩着雪地,像踩着死亡的气息走来的报丧人,会一脸平静地迎上去。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先问死亡者,而是先问报丧人冷不冷。等他在热炕上坐定了,才问死者去世的时间,是在哪天的那个时辰。

后来我想,那时的冬天,多有“丧乱”之事,也是那时天地太寒冷,人间多饥饿,那些身体不大精神的人,抵抗不住寒冷和饥饿,也就跟着一场大雪,把自己飘走了。

也有人说,跟着大雪去世的人,都是些活得清静的人。

作者简介:耿翔,陕西永寿人。中国作协第六次、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诗刊社第九届“青春诗会”,2010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塞尔维亚。已出版《长安书》《秦岭书》《马坊书》等诗歌、散文集10余部,作品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首届三毛散文奖及《诗刊》年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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