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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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翔
“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
读到美国历史学家房龙这句话时，我把目光从书页里抬起来。想我活在上个世纪的父亲，他一生的事情，都是在身边的泥土里，刨着极其有限的一些粮食。
由于粮食的短缺，父亲活着时的日子，到处写满了“饥饿”两个字。
甚至后来，他能看见的庄稼，都像一些把握着他生命的神，它们不是站立在田野上，而是直接站立在他的心上。我后来也觉得，父亲的一生，就是把土地上的庄稼，在他忧愁我们的身边，生动地种成了我们敬仰的一些神。
每年立冬之后，大地开始封冻，一些像人一样，也有活着的尊严的虫子，都蛰伏在泥土的深处，歇下来过冬了。而一直守候在田野上的父亲，他没有一只虫子的福分，他生命中的冬天，依然是如何应对饥饿。
因此，冬天的雪，落在父亲的眼里，不像落在我们眼里，那么令人惊喜。
他眼里看到的雪，都是饥饿，留给我们一脸的苍白。
无法解释我的泪水
我对梵高的热爱，是他画的《吃土豆的人》，让我一眼看见了生活中的父亲。
那些坐在黯淡的屋子里，没有一点表情，沉默地吃着土豆的人，就像每年的冬天，雪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炕上，吃着手里的土豆的样子。
有很长的时间，土豆，就是我们过冬的主粮。
那些年，我们种在地里的麦子，总是没有多少收成。因此，种土豆代替粮食，成了村子里的人，唯一应对饥饿的办法。那个时候，在马坊的大小沟坡里，只要能站住人的地方，也只要锄头能下得去的地方，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土豆秧子，覆盖住黄土，为我们生长着，一种用来抵挡饥饿的食物。
土豆的繁殖，也像村里的穷人，越穷越能生育。一颗土豆切开数块，抹上一层草木灰，草草地埋进土里，就生芽，就扯蔓，就开花，就顺着地里的虚土，结出一大堆土豆。挖土豆的时候，你只要有力气，锄头挥下去，那么多的土豆，就像等不及了，白花花地从土里滚出来。哪里像收获其他庄稼，累死累活，打下的麦子、谷子、糜子，有时不够装一麻袋。玉米还好些，可以垒几个玉米塔，吊在房梁上。但都没有土豆，在那样的年月里，对我们是那样的慷慨。
这不，地里的土豆早都被刨完了，地都冻上了，被饥饿折磨怕了的父亲，一个人扛上锄头，迎着每天的寒风，在一村的土豆地里，还翻捡着遗落在泥土里的土豆。我从父亲对土豆的热爱里，很早就懂得它是穷人的食物。不只是那些年，在人类的历史里，对于漫长的饥饿，它是一种有效的拯救。出于对土豆的敬仰，也是对父亲的敬仰，我后来翻过一些有关土豆的史料，知道在地球上，它是一种很普遍的植物。它不挑剔水土，它不挑剔气候，它不挑剔国度，它也不挑剔肤色，它对每一个遇到的人，都献出食物的身份。因此，它是世界上，被人类起名字最繁多的植物之一。有的国家叫它“地豆”，有的国家叫它“地梨”，有的国家叫它“地苹果”，有的国家叫它“荷兰薯”。在我们国家，叫的名字就更多了。而在马坊，人们都叫它“洋芋”。在这一点上，马坊人对外来的东西，不管是种在地里的，还是摆在货架上的，都要加一个“洋”字。可见这种穷人的食物，也不是土生土长的。
由于一年之中，洋芋几乎填满了我们的胃，我们的长相，在城里人看来，就有了洋芋的模样，就在他们自负自己的身份时，经常用“洋芋蛋”，喊我们沿着泾河，沿着西兰路，生活在黄土塬卯上的人。其实，他们说错了，在这么广大的地域里，哪怕是从一些被时间，作旧了的窑洞里走出来的人，都有一对浓眉毛，一双深眼睛，一只高鼻梁，它们镶嵌在一张瘦削的脸上，就是一片有棱有角的山河。再加上满脸的胡须，真能读出土地的精神。
我的父亲，就长着这样的脸。
因此我想，他们一定是说错了。或许，是从我们的身上，闻到了洋芋的味道，才喊我们“洋芋蛋”。这还说得过去。那个时候，一进入冬天，我们早上喝的是洋芋糊汤，中午吃的是洋芋汤面，晚上在炕洞里，埋几颗洋芋，烤熟吃了，才能睡得下去。记得冬天的早上，我们喝的小米里，母亲都要放上切成块的洋芋，用硬柴火煮熟。开始吃起来很香，吃得多了，胃里就会发酸。
这些在我们胃里，过剩的洋芋的味道，被城里人闻到了，也就被他们取笑。
我从热爱上了梵高的画后，就放弃了洋芋的叫法，一直喊着土豆。
有过乡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地里的麦子拾不完，地里的玉米拾不完，地里的豆子拾不完，地下的土豆，更是刨挖不完。那时的田野里，到处都有拾庄稼的人，戴一顶草帽，背一个褡裢，穿一身破衣，跟着庄稼成熟的节奏，在收割后的田野上，弯腰拾着遗落的庄稼。父亲说为了多拾些麦子，他沿着西兰路，拾过乡界、镇界和县界，一听当地人的口音，才发现自己拾过省界，拾到了临近的甘省。
那年拾庄稼，他拾回了满褡裢的麦子。
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立冬之后，在种过土豆的地里，刨挖一些遗落的土豆。
在饥饿笼罩着马坊的年月里，收割地里的庄稼，没有人不细心的。这对于拾庄稼的人来说，就等于断了后路。在很多人不情愿地，放下拾庄稼这份苦营生时，父亲依然如故，当着村子里最后的拾庄稼者。
立冬后的马坊，天空里有没有雪花，都有生硬的西北风，从高岭山上一路吹下来，落在行人的脸上，就是风的刀子，割出脸上的血丝。开始几天，父亲是在村子周边的坡地里，埋头弯腰，用锄头刨出很厚的土。昨天飘洒的一场小雪，昨夜猛刮了一夜的大风，让土地从表面上冻了起来。父亲在刨过土豆，留下很多土坑的地里，仔细地看上一阵，在他认为一定有土豆躲过锄头的地方，再补上几锄头，把悄然躺在泥土里的土豆，刨到自己的笼子里。第一锄挖下去，土地上是几个白印子，自己手上的虎口，却被震疼了，自己的脚后跟，也感觉到冻住的大地，有多么坚硬。直到连挖几锄头，土层才被揭开，虚土露了出来。顺着一些莯根的走向，父亲用锄头刨挖过去，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土豆，在泥土里保持着新鲜的样子。
父亲用手捡起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感动。
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有时一个上午，刨了那么多的泥土，没碰上一个土豆，父亲就坐在那些虚土上，歇上一会，站起来，爬到另一块坡地里，继续挥舞着锄头。直到大地冻死，锄头再也挖不开的时候，父亲才从土豆地里退出来。我看着他拾过土豆的地里，想这些土地的主人，一定会感激父亲。因为这个冬天，他等于用锄头，把村子里种过土豆的地，一块不剩地翻耕了一遍。
有时，父亲在村上收过土豆的地里，刨不出土豆的时候，会迎着西北风，向高岭山下的很多山庄里走去。那是早出晚归的事情，他必须带上中午的吃食，也就几个烧熟的土豆。可能是父亲坐在山庄上，一个人吃土豆时，散发出来的气息，让躲在地下的土豆闻到了，赶着从泥土里钻出来的缘故，一天下来，总有不少的土豆，躺在父亲的笼子里。
一个冬天，堆在我家屋角的土豆，没有被我们吃完，好像还多了一些。
开春的时候，挤在屋角的土豆，也挤着发出芽子。
父亲一个芽子切一块。那一年，我们家种了很多土豆。
其实，父亲在大地彻底冻死之前，他一个人在田野上刨土豆的结果，是他的手指和脚后跟，被震裂了，被冻裂了，很长很深的血口子，看得我们都害怕。很多晚上，父亲是坐在煤油灯前，把一把苦杏仁嚼碎，往裂口上涂，再在热炕上烙一夜，裂口会软和一些。有几次，我看见母亲，挖了一块猪油，在火上烧化了，往父亲手上、脚上的裂口处滴。热油像在裂口上煎炸，疼得父亲直吸冷气。
那些冻在手脚上的裂子，就是这样被烫死的。
多年以后，我回到马坊，看见大堆的土豆，堆在一些人家的门口，成了喂养牲口的饲料，我的泪水，就禁不住流了出来。
我无法解释我的泪水：
是为土豆高兴，还是为父亲哭泣？
一世纠缠着的方位
冬天来了，一村人没有歇下，都上了水利工地。
我翻看过一些史书，从大秦帝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在他的适宜的地理上，兴修过水利。那时的冬天，农事和战事，都停下来的时候，水利之事，又在大地上上演。也是那些万民劳动的场景，让秦国以下的汉代、隋唐、元朝，有了我们至今，或在传颂，或在享用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白渠、龙首渠、大运河、通惠河。
马坊地处乾陵以北，距离古代的郑国渠，隔着一个关中平原。距离上世纪的羊毛湾水库，隔着一道苍茫的黄土塬。就是距离今天的南水北调工程，也是隔着一座龙脉秦岭。父亲活着的时候，忍饥挨饿，和村上的很多人，修过羊毛湾水库，那也是远走他乡，在马坊以外的土地上，为那些住在平原上的人，兴修浩大的水利工程。
父亲住在马坊，这是一片远离水的山地，自古冲积出来的一块小平原。只有在很多年的冬天里，父亲跟着一村人，把常年缺水的土地，深翻、平整一遍。也就是把地上那层种过的泥土，我们称为熟土，和地下一层没有耕种过的泥土，我们称为生土，相互倒腾一遍，让熟土里的地力更熟，让生土里的地力更猛，让来年的庄稼，能在熟土和生土里，吸收到更好的地力。这就是马坊人兴修的水利。这样的水利工地，每年摆在村子的哪个方位上，由大队长彦龙说了算。因此，每年地里的庄稼收拾完了，一村人会看见彦龙背搭着双手，身边跟着村里的水保员运中，正在连片的土地里走着。
运中扛着一架木制的测量仪。
这时的狗牛，还不是民兵连长，也没有背枪，扛着一根木制的标尺。
天气冷了。披在彦龙身上的棉袄，没落过一星土。
他们走过来的时候，那些还守在地里，闲忙着的人，都会站起来看上一阵子。
他们盼着彦龙指点土地的手，能停在他们身边的土地里。
我能记得那些年，村南的门家岭，村西的槐树坟，村北的高埝台，村东的张家庙，都搭过水利工地的工棚。几根木头立在四周，横竖绑上木头，周围立上玉米秆，上面铺上玉米秆，再架上大喇叭，插上红旗，一个冬天，一村人的日子，都在这里的风雪里，一天熬着一天。等到土地彻底封冻了，这片土地也修好了。工棚拆了，大喇叭取了，人马也撤了，留下一片片平整的土地，和一道道新打的土埝，我们村原始的地貌，又被人定胜天的我们，改造得少了一块。
那一年的工地，是彦龙从大队里出来，绕过村东的涝池岸，绕过爱水家的门房，下了一条胡同，走进五队的饲养室，喝了半下午的罐罐茶，起身解手时，一拍脑袋定下的。往日，彦龙在饲养室里喝茶多了，要解小手时，都是在牲口圈里方便的。那天是解大手，就得从饲养室里出来，向北上了一道坡，到饲养室窑背后的玉米地里去方便。他看见这片处在一村的庄背后的地，还一绺一绺地，很不规整地被种着庄稼，这与修过水利的那些地相比，还像在解放前，甚至更远。他就在心里自责：不该把这块地冷落了。
他在勒紧裤带的那一刻，就定下那年冬天的水利工地。
这个水利工地，就在我家庄背后向东一点的地里。它是由南面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和北面一条斜向东南的胡同，夹角而成的一块三角地带。它的西面，穿过一村的庄背后，向西北延伸过去，被村上那条很长的北胡同挡住。它的南边，有五队和六队的饲养室，夹在中间的，是村上的几户富农。东边是一队的饲养室。那个时候，这几户富农的家里，一般没人敢去。有人在工地上干累了，想偷着歇一会儿，就溜到了这几个饲养室里。大冬天里，有人上了饲养室的热炕，说只是躺一会，没想到听着牲口嚼草的声音，就死死地睡了过去。下午收工时，被大队长彦龙发现了，扯着耳朵拉上来，给划了两方的土，一个人去挖，一个人去拉运。
天黑下来了，风雪也从天上飘落下来了。
那个人在工地上，有气无力地运着土方。
那个冬天，父亲一直在工地上劳动着。每天早上，我和父亲一块出门，走过红娃家门口，我向西去了学校，父亲向北，穿过新社家的窑背，向东去了工地。他的肩上，始终扛着那把被泥土，磨得明晃晃的铁锨。我记得他的腰带，始终缠在腰里。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舍了颜色的毡帽。在一村的劳动者里，父亲的衣着，始终是整洁的，这得益于母亲的一手针线活，让父亲在漫长的冬天里，身上少受了一些寒冷。
就在村子里，落下那一年最大的一场雪，太阳每天出来，正在苍白地融化着雪，让大地更加寒冷的那几天，父亲和山成家因为庄子的事，大队有了定性：父亲和西村的人，放倒山成家打在东巷道，强行把我家的园子圈进去，堵住西村的水路的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父亲要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被一村人在工地上批斗。
我是跟着学校里的同学们，被老师带着，去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的。
走出课堂的同学们，像疯了一样，一路上打闹不停，只有我低着头，走在路的中间。昨夜，我听到家里来的人说，批斗会后，要把父亲抓起来，送到县上的监狱里去。我一夜没有睡觉，父亲坐在炕上，默默地吃了一夜的烟。第二天早上，母亲熬的米饭，比平时稠了很多，又让父亲多吃了一碗。临出门时，让父亲把那身穿旧了的衣裳脱下，换上一身新的棉衣。后来母亲说，她能做到的，就是让父亲吃饱穿暖，站在批斗会场上，身上不冷，心里不饿。
坐在批斗会场上，我一直想哭，又不敢哭。因为我看见站在父亲身旁，背着枪的人，都是公社里的民兵。公社书记田邦昌，也坐在主席台上。
我想父亲，真的要被抓走了。
批斗会后，父亲被带到会场的后边，我多看了他一眼。
父亲的脸色是蜡黄的，没有一点血色。
下午放学后，我扑进家里，想抱住母亲放声大哭，却看见父亲坐在炕上，就扑了过去。父亲也被惊呆了。这在我成长的这些年里，对于父亲，是没有过的举动。我说过，父亲一脸胡须，不苟言笑，我在家里总想躲开他。也是父亲被批斗的那天，我主动地扑在父亲的怀抱里。
我怕父亲被抓走，我把父亲抱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有人问彦龙，这墙是山成家私自打的，怎么成了社会主义的墙？你把事情这么弄下去，以后怎么收场？田邦昌也认为彦龙一个大队长，把他这个公社书记当枪使了，一拍屁股上的土，带着公社的民兵走了。
彦龙在工地上，一个人转着圈子。
没人看管父亲了，他被冷落在工棚旁。
天快黑了，有人搀扶着父亲，回到了家里。
往年冬天，工地上结束了，工棚也就拆了。那年的工棚，一直没有拆，直至在风雪里，被吹得七零八落。那个冬天，我也很少走过新社家的窑背，去到庄背后，更怕看见那个工棚。因为看见它，就像看见父亲还站在那里，被一村人批斗着。
就是后来长大了，也是躲着那块地。
它是我们一家的伤心之地。
那个工棚是向着村子的东方，用木棍和玉米秆搭起来的。也就是说，父亲被批斗的那天，他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一直是朝着东方站着的。
有一年清明，我看着偌大的公墓里，多数坟墓，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就是说，村上去世的人，还是头枕槐疙瘩山，脚蹬五峰山，保持着活着时，在生活里常见的姿态。只有父亲的坟墓，是端向着东方的。
向东方站立着，那是父亲祭祀祖坟的方向；向东方站立着，那是父亲迎娶母亲的方向；向东方站立着，那是父亲接受批斗的方向。他的生死，都系在这个被自己，一世纠缠着的方位。
因此我说，村上的那位风水先生，还是很懂得父亲的。
看见乡间的报丧者
马坊的冬天，不只是寒冷，也不只是饥饿。
写在很多人家的悲伤里，就是“丧乱”两个字。
那时候，我们多在封冻了的地里，埋头捡拾枯黄的油菜叶子。一冬的漫长，让我们忘记了风，忘记了雪，忘记了它们带来的寒冷，在我们身上还要停留多长时间。听见一阵带着悲伤的脚步声，我们慌忙抬头，看见大路的尽头，一位头戴一绺白布的人，正向一个村子走去。
他是乡间的报丧者。
这个时候，他顶着天上的风雪，突然出现在大路上，我们看见了，就会猜测哪个村子里又死人了，他要去给谁家报丧呢？生活在马坊，临近村子里的人，我们一般都认识，都知道在我们村，谁家是他的亲戚？因此，任何时候在马坊，你都会被一个熟人的社会，铁一样地包裹着。你的一切行为，都会被“熟人”两个字，在天地之间注视着。
有时候，我们会停下捡拾油菜叶子的活，跟在报丧人的身后，来到一家人的门前，看上好长一阵子，才会莫名其妙地离去。乡村生活的寂寞和单调，让我们对身边的大小事情，都怀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就像跟在报丧人的身后，我们不会去想那个死者，更不会为死者献上一些伤心。我们想看的，是见到报丧人后，那家会用什么样的饭食，招待这位带来不祥的报丧人。一般讲究的人家，都会做一顿好饭。在他们很古老的意识里，报丧人的身上，一定带着那个死亡者的气息。村上的老人，也普遍认为，那些死亡了的人，最后一次走亲戚，是跟着报丧人的脚步，来到他活着时，四时八节都要走的人家。因此，这一顿饭，也是给死亡者做的。至少，他们还在人世飘荡的魂灵，会闻到这些饭食的味道。
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大雪，像给马坊的大地上，披了一身洁白孝服。有着生活经验的人，都说这个冬天，是一个丧乱的冬天，也是老天收人的冬天。事实上，那个笼罩在大雪和饥饿中的冬天，马坊的很多村子里，都有不少的老人，带着伤心下世了。我们在地里捡拾油菜叶子，看见很多报丧的人，看见很多哭丧的人，一身孝衣，从我们的身边走过，我们捏住油菜叶子的手，才感到一地的风，都带着人间的悲凉。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有些熟悉的报丧人，就跟了上去。
走进村子，在他掀开我家的头门时，我惊得跌坐在地上。
报丧人来自北宋村，说父亲的舅舅去世了。多年以后，我忘了父亲当时的表情，是一种怎样的悲伤。但记着那天，母亲给报丧人做的那顿饭，很不一样。在大冬天里，竟然有一碟油泼香椿，放在炕桌的中央。
父亲早年丧父，就把舅舅当成父亲一样的亲人，一生依靠着。记得那些年，我家遇到大小的事情，都会看见父亲的舅舅，坐在炕头的中央，一家人听着他的意见。在北宋村里，他是一位不出村的木匠，只有父亲在我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长出第一轮叶芽的时候，会把他的舅舅请到村上。我能记得的场景，是一天正午，父亲在前头背着木匠家具，他的舅舅在后头提着烟锅，两人从碾子坡上走下来。那天中午的饭桌上，一定有一碟油泼的香椿。
父亲的舅舅，就爱吃油泼的香椿。这也成了那些年，父亲孝敬他的舅舅的，一种特有的方式，也变成了一种仪式，每年都少不了。我家的头门、木柜、门楼子，都是在香椿最香的月份里，父亲的舅舅一手做成的。我对乡村木匠的认识，是从父亲的舅舅手上开始的。他们的双手表面很粗糙，其实很灵巧，他们都是心里很有些灵性的人。什么样的木头，落在他们手里，都能变成一样精致的家具或农具。天工开物，他们是在粮食以外，那些手里把握着天工的人。
那些天，父亲除了给他的舅舅熬罐罐茶，就是上到香椿树上，搬着嫩芽。母亲每天中午，不论做什么样的饭食，都要做好一碟油泼香椿。我就是在那时，记下母亲怎么用开水，小心地烫着香椿的嫩芽。一碟烫好的香椿里，放多少蒜泥，放多少辣面，铁勺里不多的热油，泼上去的一瞬间，一股少有的香味，弥漫在我家的院子里。几十年后，我这样做着香椿的时候，妻子和孩子，都说比城里人的香椿炒鸡蛋好吃。
在母亲心里，香椿配上蒜泥和辣面，用热油一泼，那就是天香。再放上别的东西，就是一种多余，甚或是对这种天香的破坏。其实，在那样的年月里，母亲能在一碟香椿里，放下去的作料，也就这么多。
香椿像通着人性，也就向这些贫穷的人，不惜散尽自己的香味。
尽管那时是冬天，等报丧人坐在热炕上，父亲就从挂在头顶的麦笼里，取出一把春天里晒干了的香椿，给了母亲。那顿有一碟子油泼香椿的饭，有着父亲满满的追思。他想他的舅舅，一定跟着报丧人，或许还背着他的木匠家具，一路来到我们家的。那天吃饭时，报丧人和父亲，坐在炕桌的两边，正中对着墙壁的上席空着。
那是父亲，专门给他的舅舅空出来的。
几天后，父亲背上一对大蜡，捧着一对纸花，头上戴着孝布，一手领着我，出村上了碾子坡，走过马坊花园，翻过延府沟，进了北宋村，跪在灵堂前，哭得起不来。几十年后，想起父亲对他的舅舅的那份感情，我的心里很不安。因为我的舅舅活着的时候，我很少去看他。他去世的时候，我也因一些亲戚之间的旧事，不能把躺在棺材里的他，送到他的黄土坟里。
这是我在这个人世，欠下的一笔孽债。
那个时候，谁家来了报丧人，大家都不会吃惊。因为这个死去的人，已经被他的亲戚，看了好多回。人们该说的话，都在他跟前说了，该流的泪，都背着他流了。这个人的死亡，在这些日子里，就是压在每一个亲戚心上，天一样的大事。现在他走了，天大的事，也就落幕了。
因此我说，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死亡，活着的人，是有心理准备的。
他们的悲伤，多在这个人的死亡之前。真正等他死了，他们对他的悲伤，也就跟着死了。后来的那些怀念，在每一个活着的人心里，都是一种淡淡的哀愁。他们也知道，他们被繁重的劳动，每天都在蚕食着的身体，不像大地那样，可以把人类的全部经历，埋在自己的泥土里，让它成为生命的地质层，可以供后来人考古。
他们的很多经历，必须在时间里慢慢地放下。
他们不能被悲伤，压死在身边的土地上。
因此，随着冬天的到来，大雪铺地之后，他们看见那些踩着雪地，像踩着死亡的气息走来的报丧人，会一脸平静地迎上去。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不先问死亡者，而是先问报丧人冷不冷。等他在热炕上坐定了，才问死者去世的时间，是在哪天的那个时辰。
后来我想，那时的冬天，多有“丧乱”之事，也是那时天地太寒冷，人间多饥饿，那些身体不大精神的人，抵抗不住寒冷和饥饿，也就跟着一场大雪，把自己飘走了。
也有人说，跟着大雪去世的人，都是些活得清静的人。
作者简介：耿翔，陕西永寿人。中国作协第六次、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诗刊社第九届“青春诗会”，2010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塞尔维亚。已出版《长安书》《秦岭书》《马坊书》等诗歌、散文集10余部，作品获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首届三毛散文奖及《诗刊》年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