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憾河东

抱憾河东

张凌云

一

久未联系的老友王博通过微信发来一条信息。

“这次回家发现我们村的一块石碑考定了碑文，碑文题为《关帝庙改建乐楼大门碑记》。”并附了碑记内容和若干照片。又说还有几个字辨不出，随后连文档和照片打包发我邮箱，请帮忙看看。追问之下，原来是这块碑当作地里灌水道上过路的石板用，他散步时看到上面有嘉庆二字。

对王博的这一发现，我一点不感意外，惭愧的是自己才疏学浅，很难帮上什么忙。那些字虽漫漶日久，字迹变得浅淡，仔细看来倒不难辨认，主要是石碑破损严重，一些坑凹处就看不真切了，所幸缺损的字不多，大意还是清楚的，这块圆头方身的石碑，写的是“本庄南门外关帝庙前建有乐楼一座，旁建角门而无中门。堪舆谓正路亢塞不合爻象。庄民皆愿易制重修……除左右之角门而中建大门，西建便门”，但因为缺钱，自乾隆四十六年开始募捐，至六十年六月共费金一百三十六两，终告竣工。落款时间为“嘉庆元年岁次丙辰季秋”。

嘉庆元年是1796年。这块不起眼的普通石碑，距今也有200多年了。看着这块铭刻“盖闻天运之循环不息，物理之变化无穷，而人力之转移亦甚重也”的石碑，我更多想到了那位敦厚讷言的老朋友，还有他身后的那片故土。

王博不是真名。他是一位博士后，我们遂简称王博。我跟他在大学相识，纯属机缘巧合。临近毕业，班上几位同学心血来潮要学小提琴，拉上了我，也就结识了不在一个系的王博。一晃几年过去，大家都天各一方，某天王博突然打电话，说到我所在的城市挂职，于是我联系了几位校友接风，见面王博递过名片，原来这位学地质的博士后，毕业后进了中科院广州的研究所，这次受单位委派，到地方挂职两年。

从此跟王博真正熟悉起来。此前只知道他是山西人，大学时几个人凑在一起拉那“呕哑啁哳难为听”的小提琴时，除了吸引旁人的侧目，并不会多聊上几句。他过来挂职后，大家平时经常聚会，作为旧相识，更因为这位理工男有种特殊的文艺气质，我对王博比其他人有着更深一层的接触。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去南京，一次驾车流连于缤纷的钟山秋色，次日晚上返回时却迷了方向，在走过的路上反复萦绕，老半天才上了高速，还有一次半天来回，只为去买一只当时很流行的MP3播放器月光宝盒。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家乡，周围山西人少，我很想从这位敦实朴素的山西人身上，了解到更多有关山西的故事，尤其当得知他来自运城，曾经的河东地区时。

不料，当我满怀期待，问王博运城现在怎么样时，他平静的口气让我大吃一惊——运城是山西最穷的地方。

不可能吧，运城最穷？古代赫赫有名，在我心中有着辉煌地位的河东，如今沦为山西最穷？怎么也无法接受。在他的一番解释后，我算明白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但是，一座巍巍高拔的大山，在眼前轰然倒塌。

二

呈巨大几字形状的黄河，一撇一横一折一捺，犹如起承转合，每一笔都意味深长。而那个竖折之间的地带，就是河东。

如果对地理感兴趣的话，会发现河东如此弥足珍贵。整个山西高原，几乎都裹上了一层土黄色，山西的中心是太原，汾河流经其间，称为汾河谷地，而汾河谷地局促狭小，海拔又不低，气候寒凉，无法滋育体量更大的文明，其他重要城市，如大同、忻州、长治等，也都躺在不大的盆地里，施展不开拳脚。

只有西南部的河东地区，披上了淡绿色，海拔在500米以下。这样一片又开敞又低矮的平地，是令人压抑的高原上一股难得的清流，也是山西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而且，正是由于河东的存在，晋陕两省的天平才显得不那么倾斜。虽说山陕常常并称，但渭河流经的关中平原平坦广阔，人烟辐辏，最早的“天府之国”因此而来，以太原为中心的汾河谷地显然无法抗衡，幸好汾河下游所在的河东，往天平的一端添上重重的砝码，这场持久的拉锯战才不致早早失去悬念。

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有着大智慧，他们最早作出的抉择，影响了一个民族数千年，也影响了我数十年。

还在读初中时，当刚刚接触到历史课，就对那个小小的山西西南角充满困惑，书上提到的那些古地名，怎么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那里？那时资讯远没有如今发达，无法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查证比对，只有盯着泛黄的纸页上不清晰的黑白地图，还有最下端一条横线下注释的小字，把那些语焉不详的地名一一叠加，反正离得也不远，干脆都算一个点好了，那个点，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安邑。

安邑在哪里？小字有注解在今夏县附近，还是不清楚，我只好将它作为参照物，将唐、晋、魏、虞等一堆地名像标签一样往它身上贴，或者可以说，我给那片陌生的土地楔进了一枚并不牢的钉子，为的是让模糊的想象力更清晰一些。

时隔多年，当我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河东两个字时，扑面而来的信息还是让我有些震撼，不过，我那根当年钉下的钉子还在，它略带锈迹的螺纹，闪过一丝奇异的青铜之光，如残损的饕餮巨兽，在被这个世界掩埋之前，微微露出颔首嘉许。

那颗钉子虽然太浅，但方向没错。一个人的力气有限，需要更多的人抡起大锤，将它钉得更深一些，直至钉到能引起身体反应的某个痛点，就牢靠了，不会掉了。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钉子打开了一条时光隧道，我们走在里面，慢慢走回自己的家。

河东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拨开层叠的荆榛迷雾，我们发现，唐、晋、魏、虞还有一些更早的地名，不过是祖先们反复踩踏出的足迹，他们在这里耕织渔猎，积薪伐木，夯下了这座文明大厦最早的基石。

《尚书》：“尧都平阳。”《谷梁传·杨士勋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上古时期的尧舜禹三代，都把都城建在了河东这片不大的土地上。三地相距不远，呈三角形分布，其中似乎蕴含着强大的魔力，吸引了令后人仰为观止的圣君们不约而同，将政治的中心放在了河东，并放眼四方，衍生出泱泱中华的宏大史诗。当我们习惯性地说着唐尧虞舜的时候，并没有太留意尧舜前面的两个字有什么关联，虽然知道这代表着他们的氏族出身，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河东地区就有唐、虞这些古地名（尽管它们比尧舜的时代要晚），唐尧虞舜的说法，是不是本来就蕴含着一种天意呢？换个说法，尧舜的故事本来就是传说，而出现在他们政权核心的唐、虞等地，却让他们众口相传的故事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这样的唐尧虞舜，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

三代以后，河东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霸主晋国由此隆兴，除了晋国，西周初年分封在山西境内的诸侯国，主要集中在河东一带。秦统一六国后，在河东地区设置了河东郡。这是河东的名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汉晋到隋唐，河东一直保持着相当尊崇的地位，是帝国版图上一等一的雄州望郡。

历史在遵守着某种默认的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尧舜禹时代的小三角，变成了横跨黄河中游的大三角。西安洛阳作为轮流掌国的东西二京，风头固然无可匹敌，但二者呈线状排列，中间还有崤山函谷关相隔，没有纵深，就显得气场不够丰满，再说没有观众，这场缠斗也少了几分乐趣，因此他们都迫切需要第三者加入。

河东正是这位最佳的最三者。土壤丰腴，气候温润，自身条件优越，堪当天然粮仓。除了一条黄河，是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的自然延伸，甚至可归并一体。离洛阳也不远，翻一座中条山，过黄河，近在眼前。若以河东的中心地带为点，和西安洛阳恰好组成了等腰三角形。

所以为拉拢这位重量级的第三者，历代统治者是不遗余力。两汉将河东郡纳入司隶部，完全不当外人。魏晋亦然，只是司隶改称司州。直到北魏分裂之前，河东一直稳居皇权的中心地带。

隋代地方政权框架发生较大变化。废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变郡县二级制，不再有司隶性质的皇权中心，河东也从地理概念上回归到并州范畴，但这不代表河东的重要性被弱化，相反，随着大唐盛世的来临，河东迎来了它最为繁荣风光的时代。

人们知道河东，熟悉河东，很大程度上在于唐代。王之涣吟出千古绝唱“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登临的鹳雀楼，地点在河东，柳宗元的文集叫《柳河东集》，天下皆知，《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也是在河东。河东在唐代声名远播，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改蒲州为河中府，并立中都，一时歌舞升平，风头极盛。

入宋，河东依然相当受重视，北宋置河中府，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十几个府之一，及元，仍置河中府，明代，整个河东地区归于临汾所在的平阳府治下，清代，运城地区置蒲州府、解州、绛州。整个封建时期，河东地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

三

可惜，河东的影响力终究是越来越小了。

似乎是唐代以后，我们就很少听到来自河东的声音，随着大唐繁华落下帷幕，河东和关中河洛组成的铁三角一起归隐，慢慢退居到历史舞台的背后。悲剧的是，这原本就是一场不平衡的角力，河东虽然文明更悠久，底蕴更深长，却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长安洛阳都是做了十几朝的古都，呆腻烦了，也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场，而河东却是刚刚进入高潮，便戛然而止。

于是，对于这位最佳的配角，我们还没来得及仔细观赏绝代风姿，她就匆匆谢幕了。如果说国土的膏腴或政声的隆望只能代表易老的肉体，那么，那些青史留名的记号才能代表袅袅不绝的余香。唐代的河东，产生过一大批名人，可谓群星璀璨，柳宗元只是一幅缩影而已。唐代河东有三大望族，除了柳宗元所在的柳氏，另两家薛氏和裴氏名人更多。薛氏最有名的如名将薛仁贵，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薛稷，而裴氏名人雅士之蕃，蔚为壮观。

现在的裴姓只是一个小姓，历史上的裴氏家族，却可与著名的琅玡王氏相提并论。“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在上下二千年间，豪杰俊迈，名卿贤相，摩肩接踵。”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七品以上官员有3000多人，还出了个闻名全国的“宰相村”，仅唐代，裴氏就出过17位宰相，如助李渊起兵的裴寂，如历经四朝，辅佐实现“元和中兴”的裴度。此外，武将有数次平定突厥的裴行俭，还有被称为“唐代三绝”之一的裴旻剑舞等，其德业文章之隆，冠裳连绵不绝，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上的顶级门阀都是一脉相承，凡是裴姓，其谱系都出自河东闻喜裴氏一支，就连王维笔下《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提到的那位久居关中，常与王维唱和的裴迪，亦可归于河东人士，因此可以说，裴姓，代表着河东最卓著，也是最纯粹的声望。

如果将视角放宽，河东的名人更加不胜枚举。王勃原出自太原王氏，出生地却是绛州龙门，是不折不扣的河东人，《旧唐书》载王维太原祁县人，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归于河东人，据说是生于蒲州，其实是随父迁居于此。同样牵扯不清的还有王之涣。如果将时间前推后移，会发现一大拨彪炳史册的名字居然也在赶往河东的路上，张仪、卫青、霍去病、霍光、法显、卢纶、司空图、司马光、白朴、郑光祖、于成龙……

关于古人的籍贯身份，向来很难几句话说清楚。这份名单中，有的原籍临汾，如卫青霍去病，临汾和运城同属河东，可以理解，有的纯粹是太原府人，跟太原王氏也没有关联，有的来自吕梁山区，甚至雁北地区，离狭义的河东就更远了，当然，也有不少正宗的运城人，比如张仪，还有司马光。

但奇怪的是，无论张仪司马光，提到他们的时候，都很少与河东联系起来。事实上，上面所述的一长串名人，倘是不加提醒，除了柳宗元，几乎没多少人知道他们都是河东人。非要强调的话，也只能巩固这样的印象——唐代的时候，河东是强势的，醒目的，以河东裴氏（或许还有薛氏、柳氏）和太原王氏为主要代表的门阀士族，他们闪耀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与另几支著名的高门望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相提并论，能与帝都所在的关陇集团分庭抗礼，使得河东一侧的天平对比毫不逊色。

潮水来得汹涌，退得也快，当风光800多年的门阀制度随着唐帝国一起走向覆亡，那些名字身后的光环也神奇地消失了，人们不再记得他们的出身，更多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随着时光的流变，那片太阳照晒的沙滩上留下的名字越来越少，越来越模糊，只剩下一个，始终是那么清晰，关羽。

当我用排他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后，其实很不愿意接受。尽管被后世封为武圣，也就一赳赳武夫而已，论文韬武略，论历史功勋，整个河东比他强的人太多，他肯定不是最佳代言人，但无可改变的事实是，民间对关羽的崇拜日甚一日，各地纷纷建起关帝庙，祭拜这位心中的圣人。袅袅升起的香火中，人们也牢牢记住了关老爷的出身，他是河东解良人，是这位被神化了的关老爷，让人们记住了有河东这个地方，关羽也成了河东留在现世的最后一张名片，他红脸长髯的威严姿态，仿佛在讲述一个古老的传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是这位草民出身的关羽替代了众多的豪门贵族，点燃了普通百姓心中的信仰，并擎举着河东这根微弱的烛光一路向前，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

四

遗憾的是，那个响当当的解良，在地图上找不到。

东汉历史地图上，没有解良这个地名，只有解县，大概是罗贯中出于小说手法，将解县改为解良。这个解县不简单，事实上，运城地区的每个县，都很不简单。

夏县得名于北魏，取夏朝建都之意。稷山县系周朝始祖后稷故里。绛县设于春秋晋国，是中国最早含县的地名。新绛长期为绛州治所。“河津，一名龙门”，金代改名……由10多个这样的县市叠加而成的运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最多的地级市，仅此一项，足以证明它的厚重分量。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一为解州，二为蒲州。

解州五代才置，治所在解县，但这个解县却非关羽时的解县。解县始设于西汉，位置在今永济东北，北魏时改称北解县，后废。唐代复置解县，但地点移至今运城盐池西南，解州设置后，经宋元明清一直存在，其间地位虽有反复，或直属州或散州，始终是运城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不料此后形势急转直下，民国初年，改解州为解县，建国后，先是与虞乡县并为解虞县，再并入运城县，时至今日，我们早已无法窥见解州真正的芳容，解州残存的影子，是运城市盐湖区一个叫解州镇的地方，那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最值得一提的，是有着全国最大的关帝庙。

相比解州，蒲州的结局更令人扼腕叹息。

蒲州传说是舜帝建都的地方，最早叫蒲坂。秦时置蒲坂县，归属河东郡，历经汉魏西晋，河东郡治长期在安邑。十六国至南北朝，河东的政治中心悄然发生改变，蒲坂取代了安邑，成为河东郡治，唐改蒲坂为蒲州后，蒲州的地位已无可撼动，不论行政区划如何变换，蒲州始终是河东地区最大的城市。

但谁能料到，蒲州，曾经的河东郡治或河中府治，会陨落得如此之快呢？

蒲州的陨落有多种原因，战乱，地震，还有黄河。元灭金过程中，双方在蒲州展开大战，城损严重，明代虽重修城墙，但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的一场大地震，让蒲州城毁于一旦，此后再修，元气已大不如前。更关键的还是黄河。黄河滋养了蒲州，却也威胁着蒲州，由于黄河时常泛滥变道，紧邻黄河的蒲州城水患日甚，1946年秋黄河涨水，河床已高出城池，次年解放军入城，将县城外迁附近镇甸，1959年，因建设三门峡水库，蒲州古城被列入淹没区，居民全部迁出，一代名城从此废弃。

从此我们只看到永济的名字，永济代替了蒲州，成为这座曾经的天下六大雄城之一的替身，而永济清雍正年间才设县，并且今天的永济县城距离黄河和蒲州古城有十多公里远，完全没有相提并论的意义，也就是近年来，出于开发旅游的需要，黄河岸边兴修了鹳雀楼，修葺了普救寺，并且重置了一个蒲州镇，但这个蒲州镇与历史上的蒲州古城已没有多少关系。

清代尚存的河东两座大城蒲州、解州一齐销声匿迹，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结局是灾难性的，其直接后果是没有了一个可以寄托怀古幽情的地方。如果说整个河东是一片高原的话，当高原集体沦陷后，没有突兀其上的高峰，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而将河东与关中河洛进行对比，这种反差更为强烈。千年以后，我们可以仰视依然雄伟的西安城，尽管它的身影不如从前高大，也可以慨叹日渐平庸的洛阳城，但是它依然是一座值得我们抚今追昔，凭吊往事的伟大之城，唯有河东，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支点，一个一目了然可以让心灵依托的支架，就像无法安放失落的青春，在这里，无法安放的是河东的灵魂，时至今日，常常只有“河东狮吼”这样的尴尬笑话才能唤醒人们对河东的记忆，河东的峥嵘如昙花一现，照进满天繁星的夜空，开过了，就凋谢了，而把一道巨大的伤口遗落在黄河大拐弯处，遗落在一个民族永远的缺憾之中。

退一步说，即使蒲州和解州能够延续到现在，它们也无法达到西安洛阳的高度，同为清代河东三州之一的绛州就是最好的证明。新绛基本完好承袭了绛州的衣钵，如今只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县城。以河东的资源禀赋，似乎越往后，就越无法蓄养更多的明星之城，哪怕只有一座，它越来越力不从心，耗尽心力勉强支撑起一副骨架，至晚清已是强弩之末。

河东，这片孕育尧舜禹三代帝王的沃土，这位中华民族的早慧孩子，也许是顺应自然法则，不可避免地较早衰老了。

五

河东的衰落，折射的是整个山西的窘境。

自唐代始，河东就不仅是运城及临汾盆地的代称，而泛指整个山西了。

贞观年间置河东道，统辖太原府和蒲、绛、晋、潞、泽等18州，地盘大抵与今山西相同，河东遂取代了昔日的并州，成为山西的别称。许多时候，这种广义上的大河东，是狭义的小河东最强大的后盾，譬如我们在论及河东名人时，可不再拘囿于地域的藩篱，而把山西一些最响亮的人物都纳入河东名下，形成伟岸磅礴的群像，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以唐诗为例，当得知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王翰这些鼎鼎大名的王姓诗人都是河东人时，你难道不会对那个印象并不清晰的河东肃然起敬么？原来，今天看来并不起眼的山西，竟有着如此辉煌的过去，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浓墨重彩挥洒着一个民族的绝代风华，如果说李白绣口一吐半个盛唐只是艺术的夸张，非要深究起来，另一半绝对离不开河东。

河东的荣耀当然远不止这些，而世事的辩证法又是如此冷酷无情，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河东的名气渐渐越来越式微了，被黄河和高原裹得严严实实的整个山西，一直在尝试着突围，再突围。

山西再次名声大振，是明清以后，不过换了个说法，河东很少再提了，回归到它的本义，晋。三晋大地最广为人知的有两块招牌，晋商，走西口，还有一张不得不提的牌，洪洞大槐树。

晋商为中国商帮之首，这是近代山西人最引以为傲的事，老西儿的名头响彻全国，“老西催利息，紧上加紧”这些带着揶揄的俗语，从侧面印证了山西人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晋商最活跃的地区，正是晋中，特别是晋南地区。

明人沈思孝《晋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往前回溯，隋唐时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一带已商贾林立，《马可波罗行记》则说，从太原到平阳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太原往南的晋中晋南地区，经商谋利久有传统。

晋商的风光无需多言，我更想说的是，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更多的无奈，晋中晋南地狭人稠，明清时期矛盾更为突出，迫使当地人更多地走出去，晋商其实是给逼出来的，而走西口更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

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走西口远没有晋商的招牌那么光鲜，其本质却是相同。同样是不得已向外闯出的一条生路，不过重心往北稍移了些。相比之下，晋北土地更加贫瘠，生活更加苦厄，但晋南何尝不困于生计呢，同样有大量的百姓在往北迁徙，只是他们被掩盖在沙尘滚滚的杀虎口之下，没人能分辨出他们来自哪里，唯有一个共同的符号，山西。

当然他们还有另一条路，往南，往东往西。这又牵扯到另一张牌，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明代自洪武至永乐年间，前后近50年，大规模官方移民18次，累计移民有150万，全国一多半的省份留下了山西移民的身影。

150万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全国总人口近6000万，而山西人口却达410万，150万相当于搬空了近四成山西，一方面说明由于战乱荒疫，太多省份人烟凋敝，另一方面也说明山西人丁过于密稠，倘是不向外迁移，民生就要出现危机，即使没有官方的催逼，民间也会自发地聚集在大槐树下，奔向一趟趟忐忑的前程。

但地狭人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山西头顶，没有放下。直到近代工业的兴起，一种黑乎乎的矿物给了这片土地新的希望，煤炭。

可以公布王博给我的回答了，运城之所以变成山西最穷，一是人口依然最为密稠，二是缺少煤炭资源。是这种令人又爱又恨的黑色矿物让从前远不如运城的其他地方后来居上，过上了更为富足的生活，而曾经的晋地翘楚，贴着河东标签的那片所在，似乎是一个过于遥远的地理名词，渐渐被人遗忘。

但过于依赖煤炭经济的弊端显而易见。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黑金神话的盛世狂欢烟消云散，生活终将回归自然。

前几年去了一趟山西。不太想描述山西之旅的感受，非要说的话，心里有些发堵，鼻头还有些发酸。

飞机到达太原是在晚上，出了机场，看见长长的一溜出租车排在路边，没有几个人乘坐。上了其中一辆，明知司机距离目的地绕了一个大圈，却不忍心戳穿他，权当欣赏夜景好了，何况汾河两岸夜景还是不错的。第二天赴平遥，天还蒙蒙亮就上了一辆大巴，等了半天，上来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衣着粗朴，古铜色的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长时间一言不发。

这种沉闷的氛围让我恍若隔世。我突然明白即使同在一片蓝天下，江南与山西的心理距离依然如此遥远。这是一种停留在20世纪八90年代的气息，并带着黄土高原挥之不去的浓浓风尘，这种已看不出苍凉和忧伤的风尘，几千年来一直烙刻在这里，烙在每个人的身上心上。

我住在火车站旁边。当我走进站前广场，看见矗立在夜色里写着太原两个字的霓虹站牌，又有了一种奇怪的温暖感。这是一种虽然素朴却异常真实的温暖感，它在提醒我，从前慢，从前的车马和时光都慢，这座远比一些新建的高铁车站简陋粗疏的老式建筑，能够唤醒我们久远的回忆，我们在步子迈得太快的同时，是不是得等候一下自己的灵魂。

带着这种感觉，接下来的行程中多了几分包容。在五台山，当导游让我们不要买附近百姓售卖的香火，说那是“污香”时，我看到他们立在寒风里瑟瑟的眼神，是那么满怀同情。当窗外单调的视野出现一片平整的土地，褐黄色的玉米高粱在猎猎摇摆时，又在想，假若我原本生于这片土地，这里会是我终生依托的地方，死了，也要埋葬于这片黄土之下。

但我还是为山西感到不满。除了面貌环境经济较沿海落后外，宣传也没跟上。堂堂中国地上文物第一大省，宣传的旅游线路只有那么几条。外省人来山西，多以太原为中心，分南线北线，北至大同，南到平遥匆匆一瞥而已，太多的名胜古迹都没有提到。就如我所说的赫赫河东，根本就未见到一条成熟的旅游线路，假若不是对历史抱有虔诚，对祖先怀着敬畏，又有多少人会独自踏上一趟回归之旅，去朝圣我们的神秘故土，朝圣民族的精神原乡？

六

王博在微信那头又发信息了，说石碑上的字已全部辨出，石碑也将正式归位，立于重新修葺的关帝庙乐楼大门前。

看到王博的回话，我很高兴。由于王博的努力，竖立的不仅是一块石碑，而是一个在历史的烟尘中湮没的太久，却始终没有消失的名字，河东。石碑竖起来了，说明人心还在，说明托举着它的根系还在，说明它脚下的那条山河还在。

我问王博多久回老家一次，他说半年吧。他的回答令我有些惊诧。广州距离山西1000多公里，他老家又没有飞机直达，这个频率，比离老家仅100多公里的我少不了多少。转念想想，也就明白了。

四十多岁的王博至今孑然一身。这位远方的游子，把他对故土深深地眷恋寄托在半年一次的旅程之中了，那片名叫河东的土地，才是他一生不变的爱人，我进而将他与那位《庄子》里的尾生联系一起，为了心中的爱人，他宁愿一直抱着梁柱，直到大水漫过头顶。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根梁柱。我很想随王博回一趟老家，亲身履足河东的土地，看一眼蒲津渡，摸一摸大铁牛，再登上鹳雀楼，去了一了魂牵梦萦带着我一路走来，但始终未能还愿的梦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远方，不知能否看见我们的童年岁月，还有淳朴单纯的上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