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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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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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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记忆:碉堡院子

乡村记忆:碉堡院子

文/秦 耕

碉堡院子因石雕堡得名,隶属于资阳市雁江区回龙乡巍峰村。出碉堡院子,往东8.5公里是石湍镇(隶属于乐至县)、往南1.5公里是川主庙(隶属于回龙乡川主村)、往西偏南4公里是回龙场、往正西4公里是巍峰山寺、往北2.5公里是义和场(隶属于新场乡)。

现在,回龙乡、新场乡都裁撤,并入了雁江区丹山镇。

一条大路,东连石湍、西接回龙,石雕堡扼守大路要冲,碉堡院子就随东去西往的人,名扬四方。吊诡得很,慕名而来的人,如需导航,则要往导航系统里输入“江家沟”。

老掌故们说:这儿,曾经就叫江家沟。

从出身,到长大,我在碉堡院子生活了近二十年。一座碉堡、两口古井、几幢老屋,像水文标尺,标注了它的厚度,又像地磅秤,称出了它的重量。不管你来过多少次,每一次都会忍俊不禁,赞叹它的古朴芬芳、它的钟灵毓秀。

先辈因为弟兄分家,从长山岭(现新场乡长兴村)迁居到此,已有250余年了。

“大院子”的古井,起码250岁了。从最初的一个浸水氹氹,经过逐年开凿,舂泉眼,最后“箍桶子”“圈井口”,历时近百年,才有了今天的宽度和深度:井深10余米、直径1.5米,泉眼深10余米、直径0.1米,加起来深度超过20米。

古井有点神奇:夏天,打一桶水,喝上一口,能从嘴皮凉到肠胃,若是用来冲澡,更能令人神清气爽,惦记一辈子。冬天来了,囤水田里结冰了,从古井里拎一桶水,洗澡、洗衣服,手和身子都很暖和。

过路的人,都喜欢在这里歇一次脚、喝一口古井水,然后问:为啥子这么甜呢?

碉堡房子的人,总掩不住自豪:看到院子背后那山了吗?它叫老鸹山,阴阳们说,是睏倒的神牛,古井水呢,是神牛屙出来的尿。

小时候,我总问:真是神牛屙的尿吗?

父亲说:以讹传讹,害死人。

啥意思?我更加蒙圈,糊涂了很久。

今天,家家户户都钻了机井,装上机器、水管,很方便,古井也被弃用,真就“古井不波”了。250年了,它更加安静了,像一只眼睛,明亮、冷静、深邃,守护、滋润着老屋,打量熙来攘去的过客,迎接汽车的前灯、送走汽车的尾灯。

坐在马路对面的老屋,就像冬日里烤太阳的老妇,不再硬朗、有些佝偻,昏昏欲睡,甚至没有发现,枯败的树叶、竹叶,已洒满自己头顶。碉堡倒是依然挺拔,翘檐高高昂起,眺望远去的背影、拥抱归来的游子。

时光是一台老式相机,每一个光圈,都记录了玩伴们儿时、少时的点点滴滴,虽然发黄了、模糊了,笑脸却依然真切、依然生动,依然像水中涟漪般散开,洒满老树下、竹荫里、田坎上、土垅旁。

碉堡院子,往事并不如烟。它像一台老式留声机,胶片已经斑驳、褪色,声音也时断时续,有些嘶哑,却依然朴质、欢快,每次重温,心里都甜蜜蜜、暖洋洋、美滋滋的。

父亲的回答,让我懵懂了很多年,每次想到阴阳们的胡诌,也总哑然失笑。牛尿能有那么清冽、那么甘甜吗?显然不能。

每回在老树下、竹荫里歇脚的路人,来时灌一肚子古井水,去时还要灌上一肚子。他们喝进肚子后交口称甜的,会是牛尿吗?显然不会。

有一年大天干,碉堡院子通沟都没有了地面水,只有这口古井,底部还有一碗清波。无儿无女的陈幺奶奶,因为下井舀水,中途掉落井底,从此成了瘸子。她可能为一碗牛尿,如此大费周章,让自己落下终身残疾吗?不能,也不会。

我和弟弟的童子尿,陈幺奶奶倒是喝过不少。从碉堡院子走出来的人,不会忘记:战国军事家孙膑,本名“孙伯灵”,是遭师兄庞涓构陷,受到膑刑、黥刑后才叫“孙膑”的。

孙膑受刑后,被弃于马棚。庞涓命令年轻马夫,百般羞辱他,甚至朝他头脸上撒尿。而孙膑呢,装疯卖傻,似乎很享受。庞涓以为孙膑崩溃了、疯癫了,于是放松了警惕,最终被齐使李代桃僵。

孙膑被偷走了,几年后就有了围魏救赵、马陵道雪耻等经典战例。

不得不佩服,古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能屈能伸,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受常人不能受的辱,比如孙膑、比如韩信。

孙膑受辱,童子尿疗伤,也许可信。当年,幺老爷每晚都会送来两个黑釉大碗,次日清晨取回。他取回时,已不止是两个碗——里面有了热气腾腾的童子尿。

那时,不知道陈幺奶奶是一名老党员,也不曾想过,她摔伤后为啥没去医院。今天想来,也唯余一声叹息,同时也因她喝过自己的童子尿而脸红。

孙膑、庞涓间的恩怨故事,最初是堂伯父讲给我们听的。这堂伯父,我叫“钦大爷”,是石匠,也是木匠,徒众近百。十里八乡的人都叫他“掌墨师”,哪家发财了,要盖新房,哪家嫁女儿,要做家具,都请他去做关火匠。

父亲和钦大爷是私塾同窗。后来,父亲成了记分员,钦大爷成了手艺人。父亲裁些纸片,给社员们计劳动量、评工分,钦大爷则走村窜乡,吃百家饭、喝百家酒、挣百家钱。

闲时,父亲爱在老屋的廊檐下横一条高凳子,凳子上摆一本发黄的竖排线装书,然后搬条矮凳子,坐在书前,长一句、短一句,唱歌般地讴书。我常站在父亲身后,咬着手指、滴着口水,看得出神、听得入迷。但是,如果钦大爷开始摆大型龙门阵,我则毫不客气,立马换台。

相比之下,父亲讴的《论语》《大学》《中庸》《左传》《古文观止》……实在是太晦涩了。

钦大爷摆的龙门阵中,有孙膑、庞涓,有伍子胥、诸葛亮、刘玄德、曹孟德、孙仲谋,有五虎上将,还有瓦岗寨、水泊梁山、杨家将、岳家军……学校废弛了近十年,虽然已经开课,但多是“劳动课”。所以,这些故事很有市场。

夏天的傍晚,热浪渐渐退去,钦大爷手摇蒲叶扇,早早地坐在了竹林下面,身边是一个敞口搪瓷口缸,不用看,里面装的是茶叶水。老远,我就闻到了茉莉花的幽香。

记得当年,供销社里只卖“成都茉莉花茶”。

那些年月,碉堡院子只有两个人吃茶,一个是大队支书、一个是掌墨师钦大爷。支书端的是一个有把有盖的白陶茶杯,上面烧有红釉文字:资阳沱江大桥纪念和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钦大爷端的则是那个搪瓷口缸。

不多时,就有人薅拢一堆半干半潮的枯竹叶,和上一些烤烟碎末,开始沤烟熏蚊子。嗅到空气中,枯叶和烟草混合燃烧的呛人味道,院子里的年轻人和小屁孩子都拥了出来。

“妈,钦大爷要讲书了,我不吃了——”我一推还剩下半碗包谷洘洘(糊糊)的饭碗,溜下桌子就要往外跑。

“哇到起,吃完才准走!”父亲严厉的声音响起,“流十滴汗水,见不到一粒粮。”

我望望父亲,又望望母亲,继续往嘴里扒拉洘洘……眼里有无尽的怨尤。

出来时,钦大爷正端起口缸,吹吹口缸面上的茶水沫子,轻轻地呷了一口。然后将口缸往地上一扽,蒲叶扇往腿上一拍:“啪——”我心头一惊:还好,还才开始。

“话说那金兀术,将兵来到朱仙镇……”钦大爷开讲了。

可能打枪与瞄墨线,有相似的地方,钦大爷的木工、石工手艺出众,玩枪也是一把好手。他托人,从成都搞来无缝钢管,再弄一截六棱钢钎,就自己设计造鸟铳。除去焊、车、镗、钻等,需要去石湍镇车工作坊,其余如“火鸡公”、枪托、捅条、黑火药、TNT等,都能自己做好。

钦大爷对弹药很珍视。铁砂装在一个帆布袋里,黑火药危险、易受潮,就用水牛角给它做一个隔热防潮的葫芦,TNT更危险,就用鹅毛筒给它做一个硬胶囊。

黑火药是钦大爷自己配制的。他用化肥硝酸铵熬硝,去药铺买硫磺,用去麻杆或枫杨木烧炭,然后将硝、硫、碳,单独研细成末,按“一硝二硫三碳”配比混合,调和均匀。

这是一个技术活,尤其是混合调和,不能用金属器皿盛装、不能用金属物搅拌。我见钦大爷选了阴凉、无风的日子,将它们摊在一张报纸上,依次提弄报纸四角,循环往复……黑火药配成,才用竹勺,慢慢撮进牛角葫芦。

钦大爷玩枪,不打兔子不打狗,只打竹林里歇息的麻雀、冬水田里突然出现的野鸭、白嘴鸡(一种水鸟,可能是鸥)。生产队猎杀抠花生、啃包谷的偷嘴狗,派他去,他摆摆脑壳:找别人去。

如果碉堡院子真的曾叫“江家沟”,曾有江姓人家在这里住过,就会是它抹不去的历史痕迹。那么,他们去哪儿了呢?

老辈们都说,祖上迁居这里时,此地早已退耕还林。祖上垦荒、贩青果(青枣),“始得足饱”,到黄姓、杨姓、王姓人家搬来后,才真正形成“高头”“中间”“下头”,3个院子组成的碉堡院子。

但是,这依然证明不了江姓人家因何而去,又去了什么地方。

不会有人忘记,直到七十年前,土地仍是农耕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一锄之地,就可能邻里结仇、兄弟阋墙。和其他农村没啥区别,今天,碉堡院子里的年轻人,大多离开了家乡,不少土地撂荒,若是遇上“争边边”的人,让他三尺又何妨?

可在当年,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哪会有穿朝衣、食朝禄的曾中堂那么超然大度?被人侵占了,就要请他到茶馆里“吃茶”,再不行就去衙门。若无特殊变故,江姓人家断不会舍得撂下这肥得流油的几百亩土地。

当年,请乡绅、族老到茶馆里吃茶、断道理,是解决纠纷的普遍做法。这些人算是小镇名流,爱惜羽毛,认理不认人。

“农业学大寨”时我才几岁,而发生在这里的好些事,却多还记得清楚。碉堡院子地方虽小,倒也曾刮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改梯土运动。

寒冬腊月,坚硬的龙骨石(页岩),一扇一扇地被开采出来,运到地里,平整铺开。春天来了,黏性胶泥土就变成了砾性页岩土,种花生,硬是“齁子咳嗽——没痰(谈)头”。收获的季节,一锄下去,花生就摆在土面上,白生生的,叫人眼馋、嘴馋。

花生好不好,生产队没分,嘴馋都吃不上,小孩子们更关心的是,改梯土放炮,逮着人就问:叔叔,你们啥时候放?

没有风钻,只能提拎钢钎,在页岩上舂出一个个三四尺深的小孔,掏出泥浆,蘸干水分,然后依次装上雷管、导火索、炸药,填实。一切准备停当,带头人就下令:准备点火。

在各个方向的高处,就有人挥动小红旗,长声幺幺地吆喝:放—炮—喽——

点炮的,一定是个勇敢、细心、跑得快的人吧?我很羡慕,把他当作英雄。

人们止步,远远地眺望,等待散碎页岩,礼花般地被炸上天空,然后哗啦啦地落下。

其实,这种礼花,是没学会定向爆破的产物,浪费了炸药大部分能量,却一样令人欢愉,也一样令人心悸。地方歇后语“小娃儿耍火炮——又爱又怕”,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好像心中的各种郁结,都能随着一声炮响,冲向天空,然后像花儿一样盛开、像落花一样消散。没有五彩斑斓,不算轰轰烈烈,比起毛蓝布衣裳、汤红苕,却要绚丽、灿烂、壮美得多。

碉堡院子后面,老鸹山脚下,有条二三十米高的页岩岭埂。岭埂背后的斜坡上,原本没有少有耕地,改梯土过后,这里有了连片沃土,名叫“古坟土”。

改梯土时,古坟土“出土过”很多古墓,半腐的棺木已经散架,被当作柴禾就地生火取暖。白骨则被弃于荒野,也有胆子大的,随手捡起一块,扔进火堆,火堆里很快冒出绿色、橘黄色火光,胆小的女人立马跳开。“短命娃娃”“天杀的”“一辈子打光棍”,叫骂声、嬉笑声,响彻一片。

这是改梯土的伴生物,很少有人在意过,这中间谁是谁的祖宗。老掌故们倒是长声叹息:可惜的了哦,都是些“大轿顶”,起码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前,中国气候、中华文明,遭遇了空前寒潮。气候反常,饿殍千里,暴乱四起,烽火连天,李自成在北京做了皇帝、张献忠在西蜀建立了政权。紧接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满清入关了。再后来,康熙十六岁收拾鳌拜,二十岁开始削番、平西王举兵反清。

张献忠入川,川人死战“戡乱”;满清入川,川人死战“御侮”。但最终都失败了,当年的“杀四川”,受害者自然是川人,但加害者,到底是姓张还是姓满,难得厘清。

或许,他们都是加害者。洋教士的《圣教入川记》,姑且算作野史,川南三江口沉银,却撕下了张献忠的画皮。碉堡院子往西两公里处的“张扎营”因张军屯驻得名,一公里处的白庙子,被张军焚毁。

江姓人家的消失,会不会与这些事件,甚至与古坟土出土的古墓和白骨有关?我没法判断,这些巧合中,是否存在事实关联。于是,我就大胆猜测:江姓人家曾经“捐资上志”。这样,“江家沟”活于文档,而死于民间,就顺理成章了。

先辈们迁居碉堡院子,起初在老鸹山坡脚,与页岩岭埂衔接,形成的小湾洼内,盖了几间土坯茅草屋,垦荒种地,很不容易温饱,还经常遭贼。

人丁多了,也不够住了。大概在一百八十年前,拆旧建新,宅基往前撵一百米,盖起了现在的老屋,一座木柱、木壁、青瓦,各高五米、宽四米的七间“五柱落脚”大房子。除去堂屋,每间都建有木板阁楼。

后来,人丁再增,也就有了“拖步”“偏偏”、转角、耳房、倒厅、粮仓、吊脚楼,形成一个偌大的四合院,共二十六间房舍、三间粮仓、十余间牲畜圈舍。再后来,又新盖了“上头院子”,黄姓人家搬来后,也有了“下头院子”。

“下头院子”是黄姓邻居建盖的,又被称作“小院子”。

“上头院子”只有三间正房,但它“七柱落脚”、双檩双挂,高六米、宽四米八,其中堂屋宽达六米,照样有“拖步”“偏偏”、转角、耳房、倒厅、阁楼、粮仓,共十多间房舍的四合院。“上头院子”“中间院子”都是秦氏建、秦氏住,与黄氏的“小院子”相对应,被合称“大院子”。

王姓人家是土地改革时搬来的,几乎都住在“大院子”里面。

四十余间房屋,对于人丁兴旺的秦氏,仅是“住得下”而已。后来,也就是七十年前,超过一半的秦姓人家无奈地搬出了祖宅。其中,钦大爷姐弟八人,大姑出嫁了,只有他一人住上祖屋。

小时候记忆中,大院子人很多,感觉逼仄。谁家灶上冒烟、谁家锅铲碰锅沿,邻居们都一清二楚。被动听人墙根,或许教坏了很多少年维特。大人间说私密话,都像在做贼,小孩子们玩游戏,却从来不缺少伙伴。

四十年前,人口再增,也有了盖新房的能力,就又有人搬了出去,大院子被拆得七零八落,转角、耳房、倒厅、吊脚楼,全都没了,真是可惜。

到今天,年轻人外出定居的多了,老屋年久失修,英雄迟暮,满目疮痍。

就像一出戏,主角是主角、配角是配角。主角光环绕身,配角再卖力也沾不了光。一战时,德意志战败了,退出了中国青岛,但中国是配角,所以西洋人走了,东洋人却进村了。东洋鬼子不光要青岛,还要整个胶东。

那一年,中华大地还乱着:南方的革命党妥协了,国家则由袁世凯“临时”着。

袁世凯,肥头大耳、八字胡顺溜而下,很讨喜。原因很简单,他发行的银元,分量足、成分高,上面铸有他的头像,俗称“袁大头”。但这回,老百姓不喜了。袁大头在前朝,是淮军将领,驻屯朝鲜半岛时,曾和日本人撕皮过。丢脸啊,他一败涂地,连祖先都没脸认他这个子孙。

又要面对日本人,他委屈得像个小媳妇,没有了撕皮、撒泼的勇气,只能拉上曹汝霖、章宗祥、陆徽祥,与日本人密谈。

不知是谁酒喝多了嘴快,还者是故意放出风声来,“密谈”让地球人都知道了。北平的学生、留日归来的学生,上街游行了,“保卫胶东、还我青岛”“拒绝二十一条”等口号,响彻北平、响彻全国。袁大头很不争气,熬了五个月,还是在《中日民四条约》上签名了。直到三十年后,裕仁老儿颁布了《终战诏书》,中华民族才得以奇耻昭雪。

北平东郊民巷鬼影幢幢、袁官邸门外口号震天,川西坝子也没有沉寂。

那年的春天,来得似乎要晚一些,雾色苍茫,笼罩乡村、笼罩城郭。一只孤独的鸭子钻出河面,撕开水面、撕开雾霭,朝西游去。哦对了,西城外有百花潭,有行吟诗家杜甫。

这是西蜀重镇成都,又叫蓉城、锦官城。这时,城内的芙蓉枝头,还没有花骨朵。

这天傍晚,会府东街一百一十八号,一座五重堂公馆里出现了几个中年男子:身穿蓝色粗布长袄、头裹蓝色长帕。纯粹一副川中农民走人户装扮,在公馆里,实在有些违和。

他们一身风尘,神色凝重,逐次推开公馆中的每一扇门,摩挲摩挲门框、摩挲摩挲桌椅,低头看看墙角,又抬头望望屋顶。

这座公馆,是资阳东乡(沱江以东)义和场秦氏族产。这几个男子,头天起了个大早,赶了两天的路,才赶在今天傍晚赶到这里。

国家军阀割据、地方家族割据,村头频换大王旗。民国时期,资阳东乡,中正街(现新场)、兴隆场、复兴乡,纷纷冒出,碉堡院子脱离义和场,换由复兴乡管辖,但仍然自称“义和场秦家”。七十年前,兴隆场整体并入新场,复兴乡分块并入回龙、义和,碉堡院子从此并入回龙。

跟随中年男子到来的,还有三十个健壮挑夫,都头缠长帕、身穿短身夹袄,绳索当背带,将一副空包箩,像双肩背包一样,背在后背上。绳索末端,横插了被束在一起的翘扁担和竹撑拄。

主家比他们还焦躁,一时忘记了安排食宿。他们又累又饿,有的在天井中随意地站着、蹲着,更多的则东张西望:啧啧,好大的房子啊,你看这飞檐、这窗格、这雕花,好生气派、好生精致、好生华美,这辈子要是能住上一回,就算累死也安逸得很。

翘扁担闪溜溜,一闪一溜一跨步,人、扁担、挑箩协调合一,画出一道只有感觉,没有形状的碧浪线,观者享受了运动舞美,重物也不能一直死死地压在挑夫肩上。翘扁担一端的黄金分割点上,还有一个特殊装置:缠着防滑布条的竹篾箍,以方便撑拄支撑扁担。

撑拄由簧竹或者斑竹棍、铁箍、月牙牛骨组成。竹棍两端各套一个铁箍,上箍固定月牙牛骨,下箍防滑、抵挡磨损。这物件对于挑夫,有三个好处:一作拐杖,二作打狗棍,三作短时歇气、换肩时的扁担支撑,免去了歇后步起时再使蛮力,也防止了扁担多次腾挪,扯伤皮肉。

“大哥,一定要卖吗?”穿长袄的人中有人问。

“老太爷定了的事,敢不卖吗?‘棒老二’闹得,实在有点太凶了——”被称着大哥的人说着,眼神中有坚定,也有不舍和无奈。这时,五辆洋车停在公馆门口,五个少年嬉笑着下车,打打闹闹地跨进公馆门槛,却即刻被抬眼所见的景象吓得不轻。

“啥子情况哟,这么多挑夫,嗯——不对,自那房里出来的——是我爹。”一群年轻人赶紧噤声。说话那人,也赶紧近前问安,“爹、大爷、幺叔……你们来做哪样?这时节,该撒谷种了吧?”

这群少年是义和场秦家,送来成都省读书的后生。当日,他们上街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游行,过后又去了一趟望江楼,拜访了一回薛涛,一直耍到天色擦黑,才想起回来。

此时,谁能想到,这几个成天嘻嘻哈哈、贪玩好耍的少年,后来会全部捐躯抗日战场。

“卖公馆。”他爹回答。

“卖公馆?你们卖了,我们住哪里哟?”少年都急了。

“自己租房子噻,总不能挂钩钩嘛。”

几天过后,公馆易主,换到手里的,是3万个袁大头、30万个铜板。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时期,资阳东乡盗匪猖獗,白莲教闹得厉害,秦氏旧族谱中有“嘉庆五年,王三槐作乱,马不过巡司桥”记述。老人们说,小孩儿晚上哭闹,实在哄不住了,大人们说一句“‘棒老二’来了”,他(她)就立马噤声。

当时,这是恐吓小娃儿的不二法门。

东乡有个地方叫黑山弯,离碉堡院子大约十公里。那里曾出过一位名人,绰号“谢老肥”,是母亲族系先辈。谢老肥贩川红花起家,待人和善、精明低调,肥得很快,坐过资阳首富交椅。正因为很肥,不幸被“棒老二”盯上,成了肉票,关在千佛寺(现安岳县境内)。

老爷子落在了土匪手里,两个儿子都很捉急,但是意见相左:一个要拿钱赎人,一个却从资阳搬来了官兵。

土匪据寺避战,官兵喊话无用就用火攻,结果局势失控:千佛寺被付之一炬,土匪却从地道逃走,一个不剩。可怜谢老肥哟,纵有家财万贯,到头来,却落了个葬身火海的下场。至今,雁江区“丹中保”地区还流传一句民谣:火烧千佛寺,怪不着谢老肥。

老祖一生勤俭,贩青果挣家业,在成都会府东街买了公馆。但因几世同堂,房间不足用,自己老年时还不得不在老家,四合院门口的耳房中睡凉床。父亲说,老人家担忧“棒老二”晚上来拖铺盖,每晚都把铺盖里面的两个角,捆在床柱子上。

“结果呢?”我问。

“结果,结果铺盖没捆住,人还差点遭呢。”

那天夜里,月黑风高,土匪上门来了,拖不动被子就嚷:“狗日的还敢拉到嗦?老子砍死你!”

老祖赶快举起双手:“你看我,哪里拉到嘛。”

土匪有恃无恐,从容地放下被子转到里面,用朴刀割断绳子,慢慢卷起被子才走。

听到故事,我摸摸脖子,感觉后颈发凉,也庆幸这帮土匪真的很土,要是遇上绑票谢老肥的那种悍匪,将不可收拾。

老祖捉急,召集五个儿子商量对策,最后老祖拍板:卖掉成都秦公馆,修碉楼、买快枪,土匪再来就干他!

三十挑银钱到手,三座四层楼的碉堡,也很快在长山岭、碉堡院子、川主庙建了起来。

与现在搭架盖楼、吊车上料不同,当年的工匠们,采用了填土起楼的办法。也就是在建盖过程中,四周用泥土夯实,完工后再把泥土搬空。这是不得已的笨办法,一是当年钢材奇缺、昂贵,用不起,竹木搭架又不好固定牢实,承重力还差,填土夯实能承得住重压;二是填土“路宽”,方便将巨石抬上楼去。

石雕堡由“三三一”条石建成,是一个内空十六平米的平面正方形建筑。建造时,没用河沙水泥、没用石灰米浆,条石与条石之间,也不是清缝碰接,而是榫楔连接。即,在条石下方凿梯形榫突、上方凿倒梯形楔槽、两头凿对口垂直小开口楔槽,从而形成预制模块。组装时,将上条石的榫突,对准下条石的楔槽,水平推进,碰接另一块条石后,楔入两头大、中间小的木楔固定。如是,条石们就手牵手、心连心,形成了碉堡的方桶墙体。

应该说,义和场秦氏碉堡的设计施工者,是一个善守军事人才。他所建的碉堡,无窗,观察口很小、投石口稍大。底层的门洞开得也很小,门由四寸厚青杠木板材,栓楔拼接、铁爪抓连而成,板面为防止斧子劈砍,不规则地钉满了密密的方形铁钉。门的两边有射击孔,斜向朝外,在门前形成交叉射界。妥妥的一个军事堡垒。

建造标准高了,施工难度也就大了,银钱哗啦啦地往外流,不得已,后建的川主庙碉堡,只能是夯土厚墙土碉楼了。

碉堡院子这座碉堡,建在“上头院子”和“中间院子”之间,我曾入内登楼。里面黑咕隆咚的,如果不掌灯,几乎只能摸着石壁走路。站在碉堡顶层,四周的道路、大院背后的岭埂,尽收眼底。如果在顶楼架上机枪,至少能控制方圆四公里。

今年八十六岁的父亲说,碉堡曾配两支中正式步枪、顶楼堆满了人头大小的鹅卵石,避匪使用过几次,但枪却“只打过两响”。

那是七十二年前的夏天,“跨桥河”对岸的秦氏长房大院遭土匪抢劫,钦大爷的爹,我叫大老爷,站在碉堡顶楼,朝天放过两枪,以示支援,也起到了震慑作用。

七十年前,碉堡被收作公产,后来被大队某联长借住。联长死了,他的女儿继续借住,女儿死了女婿再婚入赘,还继续“借着”。大概因为这样,这座碉堡至今还保存完好,而其他两座,则早被损毁。

族内长辈和邻居们说,这是文物,应该唤醒政府,把它保护起来。我则认为,政府一直没曾睡着,用不着呼吁、敦促,总有一天,会对它实施保护。

父亲说,先辈们初到碉堡院子时,立了一个规矩:三份蔬菜当份粮,一日三餐,不管干饭、稀饭,抑或洘洘,都要掺些蔬菜。一般情况是,春天掺嫩豌豆、嫩蚕豆,夏天掺豇豆、四季豆、南瓜,秋天掺红苕、包谷粒,冬天掺牛皮菜、青菜,遇到青黄不接,就掺干腌菜。

掺饭的东西,除干腌菜外,必须现吃现讨。究其原因,父亲说:“它在地里多留一阵子,就多长了一阵子。”听到这话,也许很多人都会吐槽:近两百年前,一没催长素,二没膨大剂,你再是精耕细作,就四五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的时间,那些瓜瓜菜菜能长出多少分量?

不过,仔细思量,还真能从中发现,培养勤俭节约习惯的良苦用心。不信你看,这天还没有亮开,大院子的女人们,就又背着背篼出门了。

说说这个“讨”字吧,它既是小众方言,又是先辈们对食物,所怀敬畏的总结。

农耕时代,缺少主动抗旱、防洪、防治病虫害的经验和条件,只得靠天吃饭。先辈们把每一份劳动所得,都视为勤爬苦挣换来的上天赏赐。“讨”是向天老爷讨要恩赐和奖赏,不能简单地看作方言,它是一种风俗、一份虔诚。

秋天,稻子熟了,煮新米饭,第一碗得给狗吃。他们认为,稻种是狗通过尾巴带回来的。

过年了,得到自家果树下去敬奉一番,往树下埋一点米饭、肉糜,以感谢它当年带来的甜美,期盼它来年继续盛产甜美。

青黄不接时,也有人走出去化缘,讨一些大米、麦粒、包谷粒……和上牛皮菜、青菜抑或野菜,煮上一大锅稀粥,取名“社饭”,分给左邻右舍吃。这是个仪式,实际意义并不大,权当抱团取暖,渡过饥荒。

……

当年的端午节这天,碉堡院子的女人们也会早早地出门。但这回,她们不止是到地里讨掺饭的小菜,更重要的是讨艾草、菖蒲,以及橙树叶、桉树叶、麻柳树(枫杨)叶、核桃树叶,火草、紫苏、牛髁膝、夏枯草、车前草等,除去仪式上的驱除魑魅魍魉,更重要的是,煎水给男人和孩子们洗澡,以预防疮毒痈疖。过后,还要做红布猴形香囊,一是和菖蒲、艾叶一起,挂在门头和牲畜圈舍,二是挂在孩子们胸前。

人们则翻出香、蜡、纸钱,吩咐女人潦一个猪肉刀头、切四个“干盘子”,含皮蛋,烟熏猪耳、猪心、猪舌,然后斟一杯雄黄酒,到香火(神龛)前祷告祖先,到天井中禀明天地,祈祷人寿、年丰、畜旺,祈祷儿女健康、学习进步,能够光宗耀祖。

孩子们总是候着晌午开饭。因为,今天南瓜干饭能管饱,家主还会分派敬过神的皮蛋、猪耳、猪心、猪舌。不多,每样只有一小片,但都是难得吃上一回的美味。他们记得,上一次吃这些,还是清明祭祖的时候,那浓烈、馥郁的烟熏味道和它油津津、亮晶晶的模样,只要想起就满口生津,忍不住流出口涎来。

分享美味,清明过后,曾有过一次机会。那是家里请人栽秧子,摆干盘子招待短工,但是这回只有车水的孩子才有。家主就会吩咐:你们几个娃儿,去张扎营车水,王家那边要整干田栽秧子。他们欠收,你们也会跟着挨饿。

张扎营王家,有秦家佃农,每年栽秧时节,秦家都会派人帮忙车水。“早上,自己扛着水车去,逗龙,没得松劲的……中午啃自带的麦粑粑,晚上自己回家吃饭。”父亲如是说。

在无电、无内燃机的时代,水车可是最先进的抗旱汲水设备。它全木结构,由四个大部件,车架、大轱辘、链条、木槽等构成,其中木槽入水端附带小轱辘、链条上附带车叶板。

车架高低错落,低处支撑大轱辘、高端支撑人体,轱辘两边有踏脚板;水槽平面分上下两层,由木板隔开,下层供链条、车叶板负水通过,上层供完成负水任务的链条和车叶板通过,复入水下。车水时,人背对汲水处,匍匐在车架上,脚踩在踏脚板上向后蹬踏,水就在链条、车叶板的带动下,从水槽里流去指定的方向。

人力驱动大轱辘,大轱辘借助链条,驱动小轱辘,而附在链条上的车叶板,又驱动水往上流动。

烈日下,轱辘咕噜咕噜地叫、链条咯吱咯吱地响、水哗啦哗啦地流、人呼哧呼哧地喘,一台四重奏交响曲,在白茫茫、绿油油的稻田间演绎。车水的人,汗如雨下,还乐不可支。因为,他们看见的,不光是白茫茫的水、绿油油的秧,还有秋后金灿灿的稻。

就连久不见活水的小鱼儿,也欢快地,在水沟里舞蹈。到底是非灵智动物,这些可怜的小鱼儿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欢乐的陷阱:到车停水歇时,此时带给它们欢乐的人,会把它们捉回家去,给自己的长辈当作下酒菜。

那些岁月,出身在碉堡房子的孩子们,想要吃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劳动。母亲把持着舀饭的勺,论功决定你,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红烧。

看见,母鸡从鸡窝中跳出来,“咯咯嘚”“咯咯嘚”地讨赏求食,孩子们也嘴馋,心想:要是能吃上那个鸡蛋就好了。不过,想想就是了,千万别当真,因为这些鸡蛋,在父母心中是有个数的。回龙场七天逢一场,他们要拿到街上去换钱、换盐。

也有例外,过年、过端午。

老太爷年纪大了,儿孙们不让下地干活了,他便自找存在感:扛把小锄头到处闲逛,见到路上坑洼,就提几锄土填平;见到水沟淤塞,水漫上了路面,也挖几锄疏通水路。

端午节这天,喝下一杯雄黄酒,就叫来儿子:去,给我搬长条桌到井台边去,准备好水桶、碗,还有糠壳。今年又该施水了。

这是当年,义和场秦家的习惯,每年从端午到中秋,都会在路旁古井边,摆上条桌,盛几碗井水,然后再往水碗里洒几粒干净糠壳,自己则躺在竹荫里的凉椅上,半闭着双眼,等着过路的来喝水。

过路的人喝了水,喊一声“谢谢”,老太爷回一声“客气”。喝了水不道谢,能将碗放入清水桶里泡着,他就满意了。眼见条桌上的水碗没了或者少了,他就长声幺幺地喊起:还有人没得?出来提水——

某日,烈日炙烤大地,几个后生从西边、回龙场方向走来,看见古井旁边的条桌上有水碗,就齐刷刷地涌了上去,但见水面有糠壳,顿时气恼:你这老头真是可恶,施水就施水嘛,为啥子要往水里洒糠壳呢?成心糟践人嘛。

老太爷也是气急,嗬地撑起身来,声音爆响:我做了啥子就糟践人了?

听到院外有响动,正在家里煮晌午饭的儿媳妇出来,了解情况后,立马解释:几个小哥莫要生气嘛,老爷子往水里放糠壳,是为你们好,而不是糟践人。看啊,你们这一路走来,汗帕滴水的,口又干得要命,走拢就想喝,太急,激出个病来,怎生了得?

正当后生们被说得一愣一愣的时候,老太爷也气顺了,开口说道:糠壳是干净的,不会坏道,你端起碗来,是不是要吹开糠壳才能喝水?这一吹就会歇气,心里就没那么急慌了,也不会被激出毛病来了,咯是?这水,凉着呢——我跟你说。

后生们无言,喝了水,帮忙洗了碗,提桶水,再把碗续满,拈点糠壳,掩在碗里,然后鞠躬,离去。

不好说老太爷的做法是否有道理,但就他的想法而言,是出于好心,可以肯定。事实上,边吹糠壳边喝水,的确也能减慢喝水的速度。

“富不过三代”,似乎是罩在某些富豪头上的魔咒,也有人把它看做一种“文化现象”。但在我看来,这种“文化”,恰恰是文化缺失的表现,而将它总结成文化现象的人,往往带有幸灾乐祸,甚至仇富心理。

当然,让人产生这种心理,也有其内在原因:富裕了,就忘记了自身检点,就自认为高贵了,所以富而骄奢、富而跋扈、富而不仁。实际上,富和贵是有本质区别的,富而不贵,顶多算个暴发户,而贵了,不管富与不富,人家都是受人尊重的世家。暴发户三代而终,世家则源远流长,但由暴发户修炼成世家,定非朝夕之功,需要N代人恒久地积累。正所谓“书读三代雅、德积三代厚,诗书厚德方久长”,说的就是这个理。

当年的义和场秦家,搬迁到碉堡院子,至今历时近三百年了,虽然不曾大富大贵,但也平平安安,脉衍了十余代人,总结起来,就是其香火上的“三十二字箴言”:勤以生财、俭以足用,畏能止祸、足能止贪,忠勇报国、耕读传家,积德行善、仁义致远。

看来,古井、老屋、碉堡,只是“三十二字箴言”的物化和具象,仅此而已。

二零一八年五月 资阳建设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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