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了，七朵白玉般的花朵仙姑一样，停落在阳台上的一丛翡翠间吐露芬芳，淡淡地随风飘溢，让整个屋子都沁人心脾。一家人都为之兴奋，为之洋溢着满足的幸福。而我心中，却多了一份思念和牵挂。

一个多月前，我家的花谱上还没有栀子花的名字。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只喜欢大萼栀子。在我看来，只有大萼栀子花才像远道而来的白鹤，才像檐口翻飞的鸽子，才更能负载一种我一直惦念却又感觉遥远的寄托。

照理说，身在云南这样一个花卉王国，要寻一棵并不名贵的大萼栀子并非难事，但对于我这样一个选择了“昼伏夜出”的人来说，逛花市简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

四月上旬，女儿说，科学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养几条蚕，观察它的生长变化，并要评比，看谁养的蚕长得白、长得胖，能吐出晶莹剔透的蚕丝。

在农村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有桑树。一帮孩子背着大大小小的背篓去讨桑叶喂猪，而树叶下红得发紫的桑葚，则是给予劳动者的奖赏。虽然如此，却没有真正见过儿时教科书上说的那种，一生睡三回长三回，最后爬到草山上续写自己无私传说的蚕。但是，老师的话在女儿的眼里哪只是一道作业题？简直就是圣旨。我没有理由不帮她完成，但要如何弄到蚕呢？我束手无策。

还是女儿比我这个白天睡觉，夜晚上班的爸爸见多识广。她一脸坚定，煞有见识地说：“花鸟市场有宠物卖，肯定也有蚕卖。”

工作让我无心闲逛，到什么地方都必须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在花鸟市场，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我却不敢欣赏。对我而言，睡一个舒坦的觉，远比吃人参喝鸡汤更补身子。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将面对什么样的新闻，什么样的鏖战。

目光在没有鲜艳的红与绿的地方搜索，于一个偏寂的旮旯，我们终于发现了目标。几十条牙签大小的虫子，在纸盒内的嫩绿桑叶上蠕动。这就是一生为吐丝，到死方休的蚕！

我不由得对其敬畏起来，似乎自己远没有这小小的虫子高大。

“大的三块一条、小的三块两条。”难得陪女儿一回，即便知道被小贩算计了，也心甘情愿地掏了腰包。

女儿的愿望得以满足，童真顿时绽放在脸上，我眼前也不由得豁然敞亮起来，那些被我视为无物的花草顿时变得漂亮起来，一种不可名状的愿望隐隐约约地在心中萌动，不自觉地在一丛丛红花绿叶间搜索。

突然，一片翠玉碧波般的绿扑面涌动，有力地撞击着我的视线，也有力地撞击着我的心灵。就是它了，我那不可名状的愿望、久违的大萼栀子正在微风中，展现出美丽而慈爱的微笑。我仿佛看见了故乡的庭院里，看见了在摇篮边唱儿歌的娘。

葡萄架下，一丛葱绿间只余花谷朵的大萼栀子花旁，我正躺在摇篮里，望着娘头上那洁白如玉的花，手舞足蹈、“哦乐、哦乐”地和母亲“对话”。

那时，爷爷还健在，一个庄园似的农家四合院气派依然，但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后，五位为抗日捐躯的先辈以及祖辈们读过的藏书已被搬出去焚毁，太爷爷一脉衍生的子孙多被驱逐，浪迹天涯。

不知为啥，爷爷一家还和一些分得“胜利果实”的外姓人杂居其中。每当上面有人来，院中一个外姓人家里，就常常“播放”欢声浪语，以及叫爷爷为之不断摇头叹息的喘息和呻吟。而此时，那家人招赘上门的女婿，靠在门框的羸弱躯干上总会耷拉着脑袋，脑袋上是能拧出水来的无奈和眼里死鱼眼一样的呆滞。

爷爷半农半商，骨子里有难以磨灭的儒雅。他最大的愿望是能看见我上学读书，然而他却带着诸多遗憾和愤怒，早早地离开了人世，留给我的记忆始终定成长衫飘飘、神清气朗的高大长者画面。

爹说院里的葡萄树和大萼栀子花就是爷爷种的。在那个神鬼难辨的年月，爷爷和奶奶除了繁重而不见效益的体力劳动，就头顶废报纸做成的尖帽，胸前挂一块硬纸牌子，低头站于高台。

台下的人或狂热地欢呼、或无奈地暗暗摇头。

批斗会开罢，爷爷搀扶缠了一双小脚的奶奶躲进院子。奶奶忙着搜罗出半碗蚕豆炒了煮软，再烧一锅开水，招呼五个儿女填充早已干瘪的肚子。而爷爷，却悠然侍弄他的栀子、芦荟等物。尽管花一开就会被人摘去，他却乐此不疲，好像，这成为他惟一的兴趣和寄托。

不过，那些栀子花被插在母亲娘的头上，确实漂亮。

娘是因家里的粮食难以负载一家十一口时才嫁给爹的。那时，爹已经三十七岁了，娘才刚满二十。爹快满三十九岁时，家里添了个男丁，就是在下。

一家人虽然生活艰辛，此时的高兴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老秦家已经数十年没听到过小孩子的笑声和哭声了。

遗憾的是，自我记事不久，爷爷就去世了，院子里只留下他栽种的葡萄树和栀子花，清香四溢。栀子花开时节，整条沟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爱掐一朵别在头上。

娘也一样。我坐在娘背上的娃娃背篼里，总爱把玩她头上的栀子花，“呵呵”地笑个不停。

无疑，这都是爷爷留给他们的美丽。每当栀子花开，幼小的我总有一种骄傲在心头萦绕：整个自然村都因为爷爷栽种的栀子花而鲜艳、漂亮。

问明价钱，我默默地递钱给老板，认领了最好的那一丛，然后买了一个很大却不失精美的花盆，以及腐质土和猪粪，边向老板请教侍弄它的知识，边小心翼翼地和老板一起将它栽进盆中。

这盆栀子花被我安放在最向阳、显眼的阳台上，望着它就仿佛望见我早作古人的爷爷和家乡的亲人。

今年“五一”，我举家回乡，一条沟的洋楼起来不少，但古老的四合院却已被拆得七零八落。栀子花、葡萄架不复存在，不管是爹娘还是外姓人，也已搬了出去。庭院往昔的风光不再，但我在家时和爹一起栽种的水杉却已成参天之势。

来到二弟建盖的新屋，娘已经迎在门口。她头上葱茏的黑发已现斑驳的银霜，脸上还残留有去年冬天那场罕见的严寒造成的冻伤痕迹。爹更加苍老，但他的快乐却时刻写在脸上，也挂在嘴上：“勇娃，你看这风景。青山绿水的，野鸡回来了，野兔回来了……又见到我小时候的景象了。”

虽然如此，但我明白爹的另一个心思。他希望我能够通过劳动多挣钱，以培补、修缮好老屋。

在他眼里，老屋不仅仅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更是体现这条沟曾经拥有过的祥和与富足。如今国家对农民采取“多予少取”政策，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就更应该有一个新的气象。

虽然衣食无忧，但守在家乡的爹娘企业已经年迈，而他们已经各自为成家的三个儿子，却散居于不同的城市，在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心愿？我无言以回答。

回到昆明时，阳台上的栀子花已经部分开放，洁白的花萼犹如亲人的笑容，我不由得拿起喷雾器，却分不清喷薄而出，浇在花上的，是水还是泪。

2008年5月 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