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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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有兄弟
我有一个兄弟，和我一样是个背井离乡的游子，他处天山之北，我居彩云之南。每次交心，都要借助天上的风，静静地听，细细地品。
我们是异姓兄弟，他姓刘，我姓秦，都孤悬边陲，他奋斗于西北边境，我坚守在西南边疆。每次重逢都在梦中，清晰、朦胧，全凭意念。
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家乡——四川资阳，但是，我们的邂逅、结识、结交、相知、相交、相望、相守……却不在资阳，而是从昆明开始。
19年前，柠檬花开，我受唐老师的指引和梁老师的吸引，一路南行，在彩云之南，滇池之畔，升庵祠边落脚。彼时，传统纸媒吐出了新芽，芬芳南续。昆明送走了当年的最后一只红嘴鸥，又迎来了传统纸媒的革新。我忝列其中，有幸成为见证者和参与者。
由此，我的称谓发生了改变，由“三轮车夫”“自由撰稿人”，变成了“媒体人”“新闻人”；我的户籍发生了改变，由“资阳人”变成了“昆明人”。女儿在盘龙江边呱呱坠地，家在滇池湖畔逐渐固化。于资阳我是离乡游子，于昆明我是“外省人”。
就这么“不受待见”，但每到过年我都会携妻带女，顺着一条铁路奔走。先是成昆线，后是内昆线——不管哪条线，都是连接婴儿与母体的脐带。资阳是生养了我的故乡，昆明是我生存客居的他乡。
18年前，一个夕阳西沉的黄昏，我邂逅一个声如洪钟、满口乡音的汉子，朴实、真诚却不拘谨，听口音，我能辨识他出身并长期生活的地方——乐至蟠龙。那是我祖母的娘家，这让我倍感亲切。
他就是我后来的兄弟——武洋。一句“唐老师喊我过来‘看看’”，更是无限地切除了我们之间几乎不曾有过的距离，因为此前，站在我身后将手指向南方的也是这位唐老师。
彼时，武洋已经安顿下来，供职于《生活新报》，租住在陆家营，我虽然已经“背叛”了老东家转投在另一报馆门下，但寓所还在白马庙易门矿务局昆明招待所，中间隔了条大观河，有桥相连，距离不到500米。真可谓“君在河之南，我在河之北，同饮松华坝的水”。周末，我们常在招待所的宽走廊上，就着一碗汤面或者一盆血旺豆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憧憬未来……
某日“打牙祭”，我俩去到篆新市场。有人卖剥皮牛蛙，几块钱一公斤，还都是后腿，武洋说“怕是死癞克宝”，我说“管他的，只要没臭能果腹就行”。我们买回来，用自己腌制的泡生姜、泡海椒生爆干煎，端上桌（其实就是一个二手茶几）来满满的一大盆，武洋立马动手，直呼“安逸”，我的老婆孩子尝后也都说“好吃”。
这些场景，于今天或许滑稽可笑，但它是我们逝去不回的青春，值得珍藏。
昆明位于滇池盆地，河道、沟渠纵横，其主要功能是排水和漕运，其间能够行船划舟的都称运粮河。大观河上的水泥拱桥有些年头了，或许，造桥时漕运还没有完全退休，桥拱很高，桥下行船很方便，行走在桥上却爬坡下坎，谁也不能平步青云。不管我去陆家营还是武洋来到招待所，都会筛下几滴汗珠。
兄弟，可记否？大观河当年流淌的是城市排泄物，常有失恋厌世者从这桥上纵身跃起，以了却一生的烦忧，但是今天，雨污分流后的大观河里已是涓涓清流，如果你中秋河畔赏月，定会看到桥影投河，河里有两轮满月。
生活艰辛，岁月无情。武洋在昆明工作、生活大概只有三个月，尔后就“四个口袋一样重”地走西口了。在新疆天山北麓伊犁特克斯的乡下，和牧民一起白天赏天山的雪，晚上在简陋的哈萨克帐篷里枯灯清影。期间的艰辛与孤寂，如非修道之人，恐怕难料其万一。
兄弟幸遇一位刘姓湖南籍老乡（口内人在新疆都互称老乡），赊得4000元的货物起本，因为他们“三百年前是一家”。
然而，每次通电话，我听到的却还是那洪亮的家乡方言。他没再谈论文字，而是“这边快要大雪封山了”，问我缺不缺这样，缺不缺那样，“如果缺就说话，兄弟给你寄些过来……”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家乡土灶酿出来的酒。入口，我感觉到了清冽、朴实、醇厚；入心，我品出了酿酒的原料：乡情、友情、亲情。
物流业已经十分发达，我们的生活再不缺吃穿，但每逢佳节，我总能收到一个来自特克斯的包裹——葡萄干、杏仁、奶酪、腌制马肉、腌制马肠……浓浓的西北膻味，总能让我这个中年男人滴下两滴小女人的泪。
不是我泪腺浅，而是投送包裹的邮差总是单向行走，没有回程。一是我并非人情练达的人，懒惰于“礼尚往来”；二是武洋说“我开批发部的，能缺啥？缺啥我进啥，比你买起来便宜多了”。
大概是武洋从牧区搬进特克斯县城后，某日，他在电话中说，“哥哥，我给你寄来了一箱新疆名酒，莫要吃醉了。”那时，他已不是一个在牧区做小买卖的“四川人”，而是一个一手拨算盘、一手敲键盘的儒商。我好酒，嗅到了酒香就垂涎，但一个月过去了，酒还没到昆明，喉咙里伸出了五指爪的我竟忍不住去电询问：“兄弟，酒呢？”
他说：“网上查询，不晓得啥子原因又把酒给退了回来，不过我又重新发过来了。”
我啼笑皆非。后来拆开包装，里面是4瓶伊力系列好酒，可惜在来回40余天的倒腾中被摔坏了两个玻璃瓶。当晚，我醉了，因为酒，也因为来自远方，亲情酿出的醇香。
纸媒落寞后，我们夫妻在昆明远郊乡下租了几亩地捣鼓中药材种植。守在山林里，冬天寒风破窗、松间挂银，不生炉火那日子实在没法过，奈何此间有长达半年的禁火期，只能硬扛。武洋知道后就劝我，“不比当年了，别再干那些累人不来钱的事，来这边做生意吧！本钱、赚钱的事，你莫愁。”我迟迟没有回音，他竟在去年入冬前给我寄来了绵羊毛皮大衣，整个冬天，我都活在阳春三月里。
不是矜持，而是我身上实在没有半点生意人细胞。今年初秋，我们共同的好友俊鸿女士西行，他们相逢在天山脚下，漫步在喀拉峻大草原上。期间，武洋借俊鸿的嘴，再次劝我进疆，“路费全包”。
是时，药地里的活计所剩不多，我动心了，主要目的不是考察，而是探望这个相处时间很短却相互挂念的兄弟。我去森林里捡了一些野生菌，用电扇风干后就匆匆装袋动身，沿着武洋当年西行的路昼夜兼程，68个小时后我们在天山脚下相聚。
此次相聚，我们彼此等了18年。
光阴荏苒，两人的娃都已经考上了大学，而我们却是两鬓染霜。相对无言，因为此时，我内心五味杂陈，其间的挣扎与苦乐已经难以用语言述说。相信武洋也一样。
行前，我交代过：一不住店、二不下馆子。接风宴“正合吾意”，在隔壁“南京小笼包”吃包子、喝稀饭。这是长途舟车后身体的最大需求。
老板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开朗热心，老于世故，有一张好嗓子。我们住在武洋家二楼，每天清晨都在他嘹亮醇厚的男中音歌声中出梦入世。他没有按照武洋的吩咐，直接上包子、稀饭，而是先来了一笼蒸饺，他说：“‘迎客的饺子送客的面’，恭喜刘老师兄弟重逢。”
小伙子还说，中午红烧猪蹄，“刘老师特意交代了，‘多整点，我那哥哥嫂子坐了几天的火车，肚子里早没有了油水。’我就给他带回来4只，满满的一盆。”
我惊呼“奢侈”，眼中却投去了感激的目光——还是兄弟理解我。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三天时间，我们四五个人大快朵颐，竟然顿顿都是大盆上菜，猪蹄、羊肉、野生鱼……他担心我没吃够，我吐槽没有吃上一根青菜。
午饭是武洋亲自掌勺，我从中吃出了一种特殊佐料：情意。但是，弟妹杨小兰和贤侄刘晓南在武洋耳边嘀咕的“先打一针，不然你会难受”让我心碎，然而武洋却说：“没得事，心情好了就莫得来头。”
这出卖了武洋的生命密码。18年奋斗，钱挣上了，身体却垮了——中期糖尿病和肾肿瘤折磨着我这兄弟，视力已经因此下降了许多（欣慰的是，他滴酒不沾，也不打牌）。病魔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一起锻打、淬火、砥砺着武洋，武洋也因此变得更加倔强刚直，而西北的风雪和沙尘又使他更加开朗豪爽。
我喜欢爽直的武洋，也喜欢听他讲大西北雪山和草原的故事，但人生在世不称意者十有八九。在由武洋领着丈量完特克斯县城的每一寸土地，了解过当地民俗和生意人的生活状态后，任由他千般挽留，我们还是踏上了归途。
秋天来了，昆明未竟的事还有很多，日子需要继续。我衷心祈祷：上苍啊！还我这远方的兄弟一个健康强壮的体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