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院大爷

北院大爷住在我家的北院，同我的父亲是叔伯兄弟，一个地道的农民，犁、耕、耙、拉，喂牛、打场，样样在行；识几个字，能开草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给割草人开的凭据），计工分。

记忆中，他肩搭使牛鞭，手抓撇绳，赶着拖车，哼着小曲，慢悠悠地走着。春天的早上，曦光透过薄雾，射在北院大爷身上。他一手扶犁，一手持鞭，赶着两头带角的黄牛，一步一步地在地里走圈。一圈又一圈，翻起的黑土，油光光的，散发着家乡特有的土香气……

天阳下山的时候，他蹲在一堆青草前，双手慢慢地捋着，捋成一捆，右腿压着，双手抱着，送进了铡下。铡发出“咔嚓、咔嚓”声，他的右腿同草摩擦，发出“嗤嗤”声，节奏感极强，宛如管弦。一个多小时后，一堆只有一寸多长的青草便堆成堆。他把铡碎的青草放在水里，用力地淘几遍，再放在铁筐子里将水控干，这便是牛最可口的食物。

一个秋天，正是晒红芋干的季节，父亲胯骨生疮不能动弹，母亲重病卧床不起。我家分了上万斤红芋，晒红芋干的重担就落在了十二岁的我及七十多岁的爷爷身上。我们不会用红芋推子，只能用铰红芋的铰子。我铰，爷爷往铰子娄里续红芋。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累的我腰酸背痛，一动不想动。有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丢下红芋铰子，坐在地上哭。爷爷见我哭，自己也哭，皱纹里，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就像横七竖八的蚯蚓。就在这个时候，北院大爷来了，他不但帮我们干活，还从外地请来了医生，专治父亲的疮。

一九七三年的十二月，爷爷突然病倒，不能自理。母亲既要照顾全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又要下地干活，实在忙不过来。因而照顾爷爷的任务，全落在父亲一人身上。北院大爷便来帮父亲照顾爷爷，每天同父亲一起把爷爷的脏衣服脱下来，换上干净衣服，再把脏衣服拿到河里去洗。有时候他还带来了从外地请来的医生，开很多方子，把青竹子劈开，放在火上烤，烤出的汁给爷爷喝，说能治爷爷的病。

每次看到他，我都像看到救星一样，我的心里对他即崇拜又感激。我暗下决心，以后出息了，一定报答他。

刚刚恢复高考，许多人对考学还不怎么认识，他就对我说：“昨晚听广播，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高考了，你要把握机会，说无不定能考上大学呢。”

当时正处在生产队选举混乱时期，我们的生产队没有队长，北院大爷是队里的保管员，由于他的威望，大家推他临时代理队长。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那时的队长同现在的村长是有区别的，那时的队长没有什么特权，只是领着大家干活，说句当时较时髦的话，队长就是领墒的老牛。北院大爷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领墒老牛。每天天刚麻麻亮，他就喊人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太阳落山。他的名言是“干到年二十九，吃把饺子再动手”。我是他队伍里的一员，随他披星戴月。一天，他对我说：“从今天起，你不要下地干活了，在场上看仓库，晒粮食，腾出空看书。”

我遵循他的教诲，在场上一边看场，一边看书。有人提意见说：“年轻轻的，不干活，看书能当饭吃？”北院大爷听了说：“想考大学，你也看书，就怕你不是那块料。”就这样，我在场上看了一个夏天的书。十月份，我的一个在夹中学教书的老师找到我，让我到夹沟中学复读。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临行前，北院大爷把我送到村头，挥挥手说：“走吧，好好念书。”

工作后，逢年过节，我都来看他。每次来，他都笑眯眯的，一句客气话都不说。二00九年，突然听说他有了病，住在宿州市仁和医院。我忙同妻去看他，他因脑溢血而半身不遂，说话也不清晰。过后他回了家，住在村东北角的一间屋里，儿女们用木棒给他搭了个走廊，以方便他练习行走。我再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两手扶着木棒，吃力地走着。见了我，他脸上没了笑容，说了一些似懂非懂的话，大意是他不想活了，这样活下去，是孩子们的累赘。我劝了他一会，鼓励他好好练习，一切会好的。

临别的时候，他哭了，泪水打湿了他那从不屈服的脸，我也是平生第一次见他流泪，心里酸酸的，咋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二0一0年春节前，噩耗传来，北院大爷去世了。我在痛心的同时，始终有种愧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