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

李从仁是我的同事，原先我们不在一起，只是相互听说过名字，真正见面的时间是2001年。那时我们行正在改革，全行一片忙碌，考试、演讲、竞争上岗，大家见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样闲聊，只是点头匆匆而过。

我也忙于考试，于是一边应付着工作，一边看业务书。一个春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看书，忽然有人喊我。

“请问，你是老冯哥吗？”

我抬起头，见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的壮汉站在我的面前。他怀里抱着一打材料，穿着一身蓝色的西服，内趁着花条衬褂，没有系领带。

我点点头说：“我是。”

“那好，我是砀山支行的李从仁，我们行长让我把材料交给你。”他说着，把材料放在我的面前，转身就走。等我反应过来时，他已出了门。

这就算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吧。

2003年的春天，我因工作关系，调到了公司部。我第一天去报到，在公司部的门口，正好见到了李从仁。他见了我很惊奇地说： 

 “老冯哥，你也到公司部了？”

我说是的。他很高兴，说自己已早我一个多月进了公司部，说是他竞聘的结果，要不是现在行里政策好，他一个县支行的普通员工，要想进市分行机关并且还是公司部，简直是痴人说梦。显然，他对当前的政策是很满意的。

这样我们便成了一个部室的同事，见面理所当然的多了起来。他的知识很全面，业务能力很强，又肯吃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部的业务骨干。不久，他便被行里聘为高级客户经理，专管信贷。

从仁的家庭状况不太好，负担很重，他是农村人，父母、妻子都没工作，并且他不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人的吃穿都靠他一人。他很喜欢抽烟，苦闷的时候尤甚。记得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没钱住院，急得他在办公室的山墙边抽烟，抽了一个多小时，竟把报警器抽响，惹得全行虚惊一场。

我有一件事，是从仁办的，他的举动使我终生难忘。那是2007年的初冬，家里人听说他管的皖北药厂要招工，就让我找他，把一个亲戚安排到厂里。说实在的我是一百个不愿意求人的，更何况是个“不近人情”的人。但我经不起家里人的袭扰，就硬着头皮去找他。那天他又到我办公室唠嗑，我绕了很大的圈子说了那件事。他听懂后，两眼睁得圆圆的望着我，足足有两分钟，最后说：

“老冯哥，事情我可以办，但有个条件。”

我听后说：“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要说招工，是人人都可推荐的，但条件好的不一定能录取，因为厂里的领导善搞一些歪门邪道。咱不搞歪门邪道，我问你，咱家亲戚是否是国家全日制招生的大专以上文凭，年龄是否在二十五岁以下，是男的是女的。”

“是男的。”

“男的，要在一米七以上，五官要端正。”

“你说的条件都符合。”

“那好，你明天把人带来我看，如果符合，这个忙我帮了。”

第二天，我把我那亲戚带来了，他仔细看了，又询问一番，这才算过关。

后来的事自然是报名、考试、面试、录取。每过一关，他都会跟我讲一下：情况如何，厂里意见如何。最后，我那亲戚真的被厂里录取了。高兴之余，我带了些钱去看他，结果被他无情地拒绝了。他说

“老冯哥，你太小看我了，我给你办事，不是为了一点钱，而是咱哥俩的情谊，再说，咱家亲戚本身符合条件，如果有一样不符合，你是俺亲哥，这事也得黄。不如这样，钱你拿回，哪天你请我吃烧鸡，咱吃正宗的符离集烧鸡。你看，怎样？”

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如此了，心里想：哪天选个清闲的日子，我正式请他吃一顿。

光阴荏苒，不觉一年过去了。不是我不得闲，就是他忙，不然就是我们俩都没有空。我行上市后，工作强度的确很大，人员减少，岗位紧张，大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在一个部室，虽然天天见面，却不能经常唠嗑。见了面他便说：

“老冯哥，别忘了烧鸡的事！”

我拉长音声说：“忘不了！”

就这样，到了2008年的12月28日晚上，他加班到10点钟，出办公室后，遭到了车祸，死时才四十刚出头。我是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才知道的，那天我散会后，刚进办公室，听见我一个办公室的老薛在嚎啕大哭，他拉着我说：

“老冯，从仁没了！是昨晚的车祸。那个该死的桑塔纳把他卷起有一米半高，然后，重重地砸在车的前头，更可恨的是，那司机还逃跑了……死时连件内衣都没穿，只穿了件空壳的羽绒袄……呜……”

在火葬场，我见到了从仁，他已被整了容：带着毡帽，脸上涂了层红晕，两只大眼深深地凹了进去，嘴没有完全闭上，露出了两颗牙齿。我想可能是当时惊吓所致。他的妻子、一对儿女，在彻心肺腑地哭着，很多人扯着几次扑向他尸首的妻子……

我无法再忍受这样的场面，慢慢地退了出来，躲在一边流泪，是怜悯，是惋惜，是内疚，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最使我痛心的是，我永远失去了一位真心的朋友、同事、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