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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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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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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

把姓同乳名连在一起,我称他“路君”。我们自幼在一个村,出生在同一年,七岁同在一班上学,一直到高中毕业。

路君从小就很聪明,尤其擅长数学,他的成绩在我们班一直是佼佼者。教我们数学的老师说,别看路君的个头小,头脑却很灵活,以后能成气候者,必路君也。

初中时,大家都不学习,学校很少开课,我们都本着“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决心,决定在农村“滚一身泥巴,连一颗红心”。所以路君的出息一直没有显露出来,他是我们班里最普通的一员,成天拿着镰刀,跟我们一起割麦,砍荭秧,削高梁桔,因为他个小,没什么力气,因而处处落后,以至于老师也不看重他。

一九七六年后,我国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恢复了考学制度,学校里有了学习的气氛,路君的才能显示出来。他每次考试,无论数学、物理、化学,在我们班乃至全校,名列前茅,在那个“学会数理化,走满天下都不怕”的年代里,他一跃成为学校的名人。

到了高中,他的学习更刻苦,更用功。记得一个中秋节的晚上,人们都在家里赏月,为了抓紧时间学习,他约我一起到学校去,我答应了。我们在家里吃过晚饭,背上馍,踏着朦胧的月光出发了。

谁知走到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时候,天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只好冒雨前进。我们当时想,秋天,雨不会下多大。可是我们错了,雨越下越大,以至于路上积满了水。我们抗争着前进,嘴里唱着语录歌,浑身也有了力气。但路太滑了,路君一时没有注意,一个跟头栽倒了,笆斗里的馒头滚了一地。我忙把自己的笆斗放在一块石头上,把他拉起来,帮他拾馒头。馒头上沾满了泥水,他的头、衣服也沾满了泥水。我问他摔疼了没有,他起来,拍拍身子说,不要紧,这才真是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呢。

高考那年,他简直是废寝忘食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后才睡觉,他的眼睛是红的,手布满裂痕,常常话也来不及跟我们说,吃饱饭就看书。结果,功夫不愧有心人,那年,他考上了安徽大学,而我却名落孙山。

从此,我们来往少了,几乎是多少年不见一面,但路君的消息我却时时都能听到。他的母亲见了我会说:“伢子,你知道不?俺君子学校可好了,好大好大的一个院子,几乎有咱十个庄那么大,有四个门,里面遮天影日的,都是树。俺进去,要不是君子带着,我十回八回都得迷。”他的父亲见了我会说:“伢子,君子在校可好了,现在是学习委员了。本来嘛,辅导员让他当班长的,他怕耽误学习,没干。”

我听了心里先是羡慕,继而是惭愧,最后是嫉妒,所以见了他们一般是远远多开,或是低头仓皇而逃。而父亲是不以为然的,他总是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大学生嘛,又不是什么重点,要是考上清华、北大什么的,中国还能乘得下?怪不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十年后,路君当上X镇的镇长,我在一家银行供职。一次,我到X镇去考察校园贷款,在镇政府我见到了路君。他不在矮小了,长得高大起来,西装革履,留着大背头。见了我他很吃惊地说:“你不是登杰吗?”我说是的。他说:“听说你在银行上班?”我说是的。他说:“工作怎样?”我说马马虎虎,混碗饭吃。他摇摇头,用右手扯扯我的衣襟,说:“银行有什么干头,天天跟钱打交道,是娘们干的事,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不如来我这里干吧,我大小也是个镇长,多少能照顾你点。”我说:“那感情好,能跟老同学干,我求之不得。只是我当不了家,也来不了。”他说:“你想来吗?”我说,想来。

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我跟咱市李市长是哥们,你要想来,我去找他,应该没问题。”我说,非常感谢。

这样他留我一起吃了午饭,我发现他非常能喝酒。“来,喝!”他举着杯,兴致勃勃地说。爱于他的面子,我喝了三两多酒,实在是不胜酒力。“不,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我说。“怎么能说不行呢?男人不兴说不行。我给你说,酒,是个好东西。你的语文成绩好,爱读史书,你想想,古代哪个名人不喝酒,就说李白吧,只有斗酒,才能诗百篇;再看看咱们的那个老乡——王绩,人称东皋先生,天天斗酒,就连当地的官府都送酒与他。看现实社会,离酒行吗,处朋友喝酒,干工作喝酒,营销更得喝酒。不是吗?”他吃口菜,继续说,“现在当干部,哪个不喝酒,尤其是跟在领导身边更应喝酒,你没听人这样说吗: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若要提拔你别想。”接着,他做了个鬼脸,拍拍我的肩旁说,“多喝点,锻炼锻炼,以后说不定能走上领导岗位哪。”

这次以后,我们的来往又多来起来。有一段时间,大约在三四年后,我突然见不到他了。听别的同学说,他调走了,到别的县城去了。我有些责怪他,他走也没给我打个招呼,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起长大的老同学。

这样又过了三年,一个秋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书,他忽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哟,你终于升职了。”他说。我既惊讶又高兴,只是他变了,头发花白,脸泛土色,肚子挺得大大的,像个孕妇。“这几年你跑哪去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我有些责怪地说。“对不起,老同学,我出了点麻烦。”他坐下说,“我同书记有矛盾,他有后台,就把我调走了,调到了Y县当了局长。”“这不是因祸得福吗?”“是的。但是,全县城都知我的酒量大,所以,无论是检查、开会、闲聚……我天天泡在酒精里,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喝三斤白酒,少说也得一斤朝上,结果,喝成现在这样了。”他指着肚子说。“你怎么了?”“肝腹水了。”“看医生了吗?”我明知故问。“看了,动过一次手术了。这次是彻底完了,我估计我撑不了多少天了。”他说话时,声音有些悲凉。我更吃惊了,一时无语,呆在那里。“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跟老同学告别,现在不来,以后恐怕没机会了;二是想从你这里借点钱看病。说实在的,真不好意思,政府给我的医疗费,根本不够用的,亲戚都借一遍了。我这病,你知道,说是借不如说是要,我是没有能力还了。”他说完话看看我,眼光里充满期待。

我有什么话说呢?心里充满着无限惋惜和悲哀,有多少帮多少吧。我拿起存折,取了折上仅有的两千块钱给他,我想从朋友那里再给他借点。他却说:“不用了,有这点心意就够了,再多也挽救不了我的命。”我们攀谈了会,他就要告辞,我留他吃饭,他说啥也不肯。揣着两千块钱蹒跚着,走了。

后来他死了,留下一个小本本,上面写着他所欠的账,要他的儿女以后有出息了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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