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王海孜村是个小而不能再小的村子，一条不到十里长的小河，发源于村西的泉沟，环村后奔了胡王沟。村子的东头，靠着胡王沟两间茅草苫顶的东屋里，住着爷爷。中等身材，国字脸，黑胡须，下巴上长一颗痣，自诩同毛主席长的痣一样。

“反国那年，咱村遭了土匪。”爷爷经常讲他的历史。“记得是个冬天，河里上着麻皮冻，房子被烧了。村里人都跑了。我同你大老（爷爷的哥）、三老（爷爷的弟），一起出了村，心里想着：往哪跑呢？藏到麦瓤垛里，恐怕土匪放火烧，跑到秫秸攒里，怕土匪用刺刀戳。最后俺们跑到了环村河里，河水只到俺们的腰间。俺们袖着手，看着土匪扒粮食，牵牛，杀人……最后土匪走了，俺湿漉漉地上来了，冻得下身失去了知觉。后来一想，吓了一跳，如果当时土匪对俺们开枪呢，俺们不是白白挨冻吗？你说愚蠢不愚蠢！呵呵！”每说到这件事，爷爷总是要笑，他的目的是说，他们当年不开窍，还是现在人聪明。

爷爷不喜欢聚财，只喜欢交朋友。解放前，他看着几十亩地，只求温饱，从不想着置地。那时，我老姥姥家是地主，有着十几顷地，就我奶奶一个闺女。我老外爷经常让他把成口袋的大洋托回家，意思是让他置地。但爷爷不听，钱托回来了，却没有置地，都让爷爷给了朋友。尤其是当时有个红四区的区长，同爷爷八拜为交，经常在我家吃住。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爷爷如此，奶奶更如此。区长来的时候，经常带几十号人，白天藏在麦瓤垛里，晚上出来活动。奶奶一个人烙烙馍给他们吃，区长说：“二嫂，别看我们现在苦，等革命胜利了，天下是共产党的了，我们就享福了。”奶奶说：“别说大话，看你可有那个福喽。”区长说：“一定会有的，只要我们不死。”

结果让他们说中了，奶奶死在四四年，区长死在四六年，两个人都没看到新中国。奶奶死的很突然，父亲才几岁，爷爷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像陷入了万丈深渊一样，心灵上的创伤，很长时间不能愈合。四六年，区长死于小郭庄战斗，是国共两党的战役。国军一三八师，要把他的头割了上报请功。地下党上下奔走，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才算给区长保住了全尸。无疑这是在他伤口上又撒了把盐，所好的是，不久家乡就解放了。

解放了，村子安宁了，再也不用担心土匪、军阀。爷爷在种地方面是个好把式，犁耕耙拉，样样出众，很受村长的器重。爷爷耕地比别人耕得深，而且耕得直；耩地更是一绝，只要你要求每亩地耩多少种子，这块地是多少亩，你配好种子，爷爷押好镂，保准地耩完粮食一粒不剩。苗子出土，即均又匀，线打一样直。曾经有段时间，在工作队的号召下，许多人大老远跑来看他耩地。

爷爷很新潮，在别人都说电灯电话是海市蜃楼的时候，他却相信，他说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在徐州见过。刚时兴有线广播，他用父亲给他看病的钱，买了一个小喇叭，让人接在东屋的门槛上，早晚蹲在门旁听，认真的态度，像一个听迷了故事的孩子。他常常好奇地说：“现在的人真能，这个小玩意，又能说又能唱，就是如来佛祖也没这个本事。”

“文革”中爷爷倒霉了，他被“请”到了大队部，软禁了两个多月，参加了大队部办的学习班。有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

“有人说你在一九四二年给八路军送粮掺土，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我给八路军送粮的次数太多，自己也记不清，也从没有这回事。就是有也到不了你审问。”

……

 “你说共产党不长了，是吗？”

“没有。”

“大概你想不起来了，让我来提醒你。一九六一年的清明，在你家东屋，你同你老婆说的。”

“老婆？”

“对。”

“她在一九四四年就死了，一九六一年我怎么能跟她说上话呢。”

……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们让爷爷挂着牌子游街，后面跟着许多人，敲着锣鼓，像耍猴一样。爷爷出来的时候，造反派把他当成了四类分子，雨天看闸、送信，都派他去。大队成立宣传队，只要演戏，就把爷爷送上去，先批斗一番。记得一个冬天，我同爷爷刚入睡，就有人敲门。爷爷起身开了门，两个造反派进来了，他们说宣传队要批斗他，让他去一趟。爷爷说孙子小，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能不能改日再批斗。他们说不行，一个造反派抓住爷爷的胳膊就往后拧。我哭着下了床，扯着爷爷的衣裳，不放手。另一个造反派把我抱住，掰开我的双手，然后将我推倒在地。最后，他们不管我的哭声，强行将爷爷押走了。

我没有睡，自己哭完了，坐在床上，点着煤油灯等着爷爷。爷爷回来的时候，已是深夜，就着灯光，我见他满脸的泪水。

从此，爷爷认为没了脸面，同人讲话时，总是低着头，说不上两句话，就急急离开。常常一个人呆在东屋里，不喊他，饭也忘了吃。后来爷爷就不讲话了，四肢失去了知觉，趴在棒上帮生产队织栅子的时候，裤子掉到了屁股下面，他都不知道。

七三年的十二月，他因脑溢血而卧了床。临终前，他瞪着两眼望着父亲，然后望了望那只奶奶的陪嫁物，伴随他一生的箱子，伸出两个指头，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父亲会意，打开箱子，从最底下翻出两个袁大头，朝他挥了挥。爷爷头一歪，从此再也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