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喀，历史的记忆

青藏高原，苍茫雪域。这一片离太阳最近的大地，雄浑壮观，圣洁美丽。虽历经千万年的沧桑，然而雪山依旧在蓝天下矗立，闪耀银光。江河依旧在大地上奔腾，生生不息。还有那印满六字真言的经幡，被原野上那强烈的风，凌厉的雨带着祝福和祈祷挥洒向雪域圣地的每一处角落。

当亿万年前这片高原从大海中隆起，她就呈现出诗史般无与伦比的神奇和壮阔，时而高昂激励，时而又哀婉动人，她在诉说着属于自己的荣耀、沧桑、坚韧和不屈。属于她的故事很多、很多，而我将要讲述的只是属于她的一隅，在这片高原的东方，藏汉文化交融的安多，一方在藏语中称之为宗喀的土地。

这片在宗拉让莫雪山脚下，黄河和宗曲河之滨的土地早在吐蕃时期就称之为宗喀（汉语中称之为河湟谷地）对她的记载自那时就已经在藏文史料中频频出现，这一方土地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和平包容、博达厚重。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藏汉文化这两支灿烂、优秀的华夏文化在这里汇集、交融,放射出夺目、耀眼的光芒。

青藏高原已知的数量众多文化遗存、文化遗址以及对这些文化遗存、遗址的研究成果已经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区域就已经有人类在生存和发展，青海柴达木小柴旦旧石器时代文化、柳湾马家窑新石器时代文化、宗日新石器时代文化、卡约青铜时代文化、西藏昌都卡若文化、拉萨曲贡文化、藏北高原石器文化以及其他一系列青藏高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挖掘研究成果，都已经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人群是这片高原最早期的土著居民，这些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气候相对温暖的谷地、江河流域逐渐在这片高原扩散开来，从起先的原始狩猎到家畜的圈养再到农耕时期，最后一部分人群又从农耕文明重新回到游牧文明的阶段。这个过程是一个遥远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群经创造出史前较高的一种文明形态，只是因为高原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特定历史条件限制，滞缓了这种文明的发展。到殷商时期，甚至是更早，这部分人群中已经有较多的一部分族群从青藏高原这一母体中脱离开来，由西北自黄土高原逐渐扩散蔓延到更为广大的区域，并且在之后相对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继续保持着这样一种有西向东的族群扩散，这些东扩的族群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和长江流域文明形态、北方草原文明形态相融合，构成了炎黄民族的初始轮廓和华夏文明的基石，至秦汉时期，随着以中原深厚的农耕文化为背景的以炎黄民族为主体的强大封建君主制国家的空前建立使得这种源于青藏高原，以畜牧文化为主要的背景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同时又继续保持了自己特色和族群独立性的另一部分群体在文化、经济等方面频临边缘化的境地，加之中原王朝连续不断的武力征服和讨伐，这些族群开始呈现出一种由东向西的回退，重新回到青藏高原这一母体。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悠远的的历史互动过程中，孕育、创造出了藏汉语系中的藏、汉这两大民族系统，并最终成就了中华文明这一最为古老灿烂的东方文明。

雪山环绕的这片雪域净土养育了这些人群，承载了这些人群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的最初的文明。这些人群经过采集、狩猎的这一演化过程开始在这片大高原上驯养藏系绵阳和野牦牛，同时一部分族群在河谷流域开始了最初原始的农耕生产，于是农耕文化从游牧文化中分离出来，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尤其是犏牛的培育是原始的农耕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耐劳的犏牛被使用于进行农业耕作，这种畜牧业和农业的双向变革有力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游牧和农耕并存，互为影响、互为补充的主要经济、生产模式，为雪域高原这片大地在未来走向属于她的繁荣奠定了现实的物质基础。苍茫高原，高峻严寒、空气稀薄，可是就是这样一群人类他们从雪山之巅，江河之源，披着乌黑的长发，一张张赤红的面孔迎着高原的太阳一步步从蛮荒时代走来，他们就是今天我们藏民族所共有的祖先。正如在民间世代广为流传的“猕猴变人”说中讲到：在岩洞中修行的猕猴受到观世音菩萨的点化和山岩上的罗刹女相结合，繁衍出很多后代，起初这些后代在树林中采集果实，后来树上的果实越来越少，猴群个个摊着双手，模样十分凄惨，于是猕猴从须弥山中取来天生五谷种子撒向大地，大地不经耕作便长满各种谷物，众猴子因得到的充足的食物，尾巴慢慢变短了，最后变成了人。剥开宗教情感的色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在民间世代流传的说法它所具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它鲜明、生动的揭示了藏民族的民族起源。

宗喀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这片大地是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孕育和诞生的史前文明组成了青藏高原史前整体文明史的重要一部分。同时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生存的土著人类同在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生存的土著人类的主体部分一起在后来成为了藏民族的共同的祖先。这些族群体是藏民族最为直系的先民。如果说卡若文化能够广泛的代表康藏地区的古文化，那么源于宗喀的卡约文化则代表了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它的分部面积涉及青海的大部地区和甘肃的甘南等地，所以那种单纯的认为藏文化的发源地、甚而是藏民族的发源地地仅仅只是局限于卫藏及其周边区域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宗喀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披荆斩棘、刀耕火种的艰难生存，他们的子孙后代以这里为生命的起点，怀揣着对这片雪域大地满腔的挚爱，一群群走向了更为广阔的高原天地，大夏河流域、川西草原、青海湖畔、三江之源、柴达木盆地、甚而是羌塘高原都闪动着他们的身影，质朴而健美，他们的心底如雪山般纯净，他们的笑容似太阳般阳光，一张张赤红色的面孔上闪动着的是一双双这人世间最为明亮的眼睛，清澈透亮、纯正刚毅。生存环境愈发艰难，愈发培育了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爱、恨、欢乐、苦痛恍如昨天，他们是我们黑发藏人血脉的源，骨肉的根。他们开创出藏民族直系先民在青藏高原顽强生存、开拓进取的的历史新纪元。他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极具价值的青藏高原史前文化和优秀、灿烂的藏族古代文化，进而为藏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统一体最终形成、为藏民族文化这一系统、完整的民族文化建立在世界文化之林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几千年来，他们在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培养和造就了坚韧、乐观的心灵世界，而这些不正是今天我们藏民族集体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吗？

宗喀——青藏高原东部这一片奇异而神圣的土地，不仅仅承载了沉甸甸、金灿灿的的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同时在恢弘、壮阔的历史演绎过程中创造出耀眼夺目的青藏高原古代文化。当早期的藏民族直系先民在这一片气候适宜、林木茂密、水流充沛的摇篮中繁衍生息之时，中原王朝就已经开始向这块西接青藏高原腹地、东连中原内地的区域投射出关注的目光。自汉代开始，就已从战略的高度开始在这里设置了行政区划，正式将这片土地纳入中央王朝的群县体系，并开始屯兵造田，从那时起汉民族就开始陆续移居这里，打破了宗喀地区单一民族生活的局面，开创了青藏高原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随着中原王朝将宗喀纳入其统治区域，原来世代在这里繁衍和生息的土著部落祥和安宁的生活环境被打破了，直至东汉时期，由于中原内地王朝对西部土著部落和族群的不断征服和讨伐，这些人群开始了新一轮向西的迁移，他们退居到了大高原的腹地进入游牧生存的状态，这种迁移使得沉默了千万年的雪域高原开始变得充满灵动和活力，这些世居高原的土著部落散洛于青藏高原的每一处，他们脚踏滋养万物生灵的雪域家园，头顶纯净透彻的蓝天，而一座座圣洁的雪山则是他们永恒不变的信念，对雪山的依恋、对雪山的敬畏、对雪山的崇拜造就出了他们共有的雪山文化，这种以雪山文化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庞大组群体，互为联系、互为回应让雪域高原风起云涌，终于在七世纪初在以赛、穆、党、东、札、珠雪域六大姓氏的基础上诞生出一个崭新的民族共同体——吐蕃。吐蕃时代的到来让原本散落在高原各处的藏族先民终于第一次以一个完整民族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在了人类历史的最前端，这个时代是一个生机勃勃、奋发有为的时代，这个时代书写出青藏高原高亢激越、雄起壮美的历史新篇章。如果说青藏高原史前文明史是藏民族先民走过的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那么吐蕃时代藏文字的创制则犹如漫漫长夜点燃一盏不灭的圣灯照亮了高原先民芸芸众生的心灵，它以自己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了青藏高原藏民族先民最终完成了在思想领域最后的整合和统一，今天无论你是那里的藏族，无论你是博巴、康巴、或者安多你都会骄傲的说自己是吐蕃的后裔，吐蕃的子孙，正是源于这种强大的民族向心力。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藏民族的先民开始了由西向东的又一次扩进，这种扩进不再是一个族群散漫的迁徙，而是一个民族充满豪迈和自信的扩进，这种扩进源于藏民族先民对雪域东方之地的深刻历史记忆，源于这片土地在遥远的年代就已经留下祖先的足迹和身影，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的先民从开始诞生在这片高原大地就开始朝这个神圣的方位迈进，几经沧桑、几多艰难，而如今他们已经蓄势待发、满怀豪情，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宗喀这一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核心区域必然的成为了吐蕃的疆域。所以那种肤浅的认为青海乃至安多藏族是在吐蕃时代吐蕃化的羌系民族，是有勃于历史的本来面貌的，早在吐蕃时代到来之前，藏民族的直系先民就在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在以青藏高原这一母体为依托的地域环境中，在以畜牧为主、农耕为辅的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交融，共同促进，最终形成了具有共同的语言基础、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正是基于这种基础，兴起于西藏雅砻的吐蕃部最终顺利实现了对青藏高原的大一统。吐蕃这一称呼被青藏高原各个部落体广泛的接纳，这一称呼蕴含了青藏高原众多部落族群体对自我的认可、定义和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自此沉寂万年的高原大地开始春潮涌动，气象万千。

在宗喀纳入吐蕃的疆域后，确立了以吐蕃文化为核心的宗喀文化，同时这种文化被生活在宗喀地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所逐渐接受和认知。最终使之成为近千年来深刻影响宗喀地区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的主流文化现象。同时汉族及其他民族在宗喀地区的存在，成为促使宗喀经济发展的活跃动力，这一时期藏汉及其他民族求同存己、互为依存、共同发展，对后期安多藏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肯定的说，随着吐蕃东扩的征程愈发强势，地理位置特殊的宗喀日渐成为了吐蕃时代青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任何事物的生命力都是有限的，对于吐蕃时代而言亦同如此，当它在历史的天空绽放出最后的绚丽后，如同夕阳中的晚霞渐渐隐退了自己的光华，始于多麦边境的吐蕃奴部起义继而引发吐蕃内地的帮金洛平民起义，加之吐蕃宫廷愈演愈烈的权利争斗，多重因素最终导致了吐蕃走向了毁灭。恍然间宗喀陷入了一片沉寂，

随着吐蕃时代在历史巨幕中落下帷幕，宗喀吐蕃文化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反而在后吐蕃时代重放异彩，吐蕃赞普后裔宗喀青唐吐蕃政权的建立，托举起了这一时期安多吐蕃部众的希望，吐蕃已不复存在，但是赞普后人赤德（角斯罗）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星照亮了多麦的天空。作为赞普苗裔的赤德在安多吐蕃部众心中无疑具有神圣的灵光，这种神圣的灵光伴随着强大的感召力，安多吐蕃重新得以整合并建立了青唐吐蕃这一地区性的吐蕃王统政权。它维系了后吐蕃时代以政治、军事、语言、文字、宗教及服饰等一系列为核心内容的吐蕃文化在宗喀及安多藏区的传承。其统辖地域涵盖了今天青海大部、甘肃及四川部分地区，安多藏区几乎被囊括其中。同阿里古格王国一起成为这一时期青藏高原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区域性政权。这一时期，宗喀地区也受到较多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了吐蕃文化传统。并且使得这种传统在宗喀地区继续得以生存、发展和光大。同时由于青唐吐蕃政权得体的施政措施，这一时期宗喀及安多藏区生产、生活呈现出安定和发展的新局面。作为青唐吐蕃政权统治中心青唐城成为南丝绸之路上一座繁荣的都市，西域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宗喀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种地缘上的弱势并没有丝毫影响吐蕃文化在这一块地域的存在，相反，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吐蕃文化从一开始就深深的植根于这片土壤，成长、壮大直至枝繁叶茂，到后吐蕃时期，历史的巨浪终于又一次把宗喀这片大地域推向了新的巅峰。

随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日益扩展，上层宗教利益集团和以吐蕃赞普为核心的皇权体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宗教上层利益集图以不仅仅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它开始谋求在吐蕃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利益，终于末代赞普朗达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这一时刻，远离吐蕃统治中心的宗喀成为佛教势力躲避灾难的理想之处，良好的气候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同时世居这里的藏民族浓烈的宗教文化情感基础，这一切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的因素使得宗喀这一片土地背负起藏传佛教复兴的庄严使命。

犹如一颗巨星的陨落，吐蕃的终结是哀伤的，这种哀伤长久的留在了藏民族的心中，当高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战乱纷争、互不相统的时代，迷茫和困惑如厚重的云雾漂浮在松赞干布的每一个子孙后代心间，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诞生在了吐蕃的民间，它通过成功塑造英雄格萨尔征战四方、降服邪恶，匡扶正义的形象表达了全体藏民族渴望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和民族统一完整的强烈愿望。她是对民族历史的一种深刻记忆，她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是对正义的讴歌和对邪恶的鞭挞，她更是雪域民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心灵倾诉。这种历经千年的史诗传唱饱含了雪域民族怎样的一种情感，直至今日她依然回响在雪域大地。有很多人认为赞普后裔角斯罗就是格萨尔的原型，是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诗本身她所具有的无量价值。作为由藏族民间直接产生的一种最为朴素的文化，长篇史诗《格萨尔》成为是世界文化园中的一朵奇葩。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佛教恰似一粒良药治愈者藏民族内心的伤痛，寄予了藏民族的理想希望，最终发展成全民族的一种信仰。此时，作为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发祥地，宗喀被笼罩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宗喀的山川大地飘散出一种春的气息，它在萌动、成长、直至破土而出，一种巨大的、新的力量在这里涌动，使人激动、使人不安、又使人振奋。终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宗拉让莫山脉在这里绵延、生长，用他粗犷有力的臂膀温情的怀抱着这片大地，在他的南北两翼黄河和湟水河闪耀着波光蜿蜒流淌，用慈母般的温情滋养了这片大地，春天，在春的雪花中，泥土的芳香从风中飘来，夏天，在雨雾笼罩的田野和山岗，芳草萋萋，柳树成荫，秋天，在艳阳高照的晴空下，从打碾场扬起的木掀中，颗颗麦粒飘落而下，冬，封冻的宗曲河呈现洁白的冰床，舒缓宁静，银装素裹。宗喀——青藏高原东部闪耀的一颗明珠，你璀璨夺目的光芒并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暗淡，岁月堆积的尘埃并不能遮盖你秀丽动人的容颜，今天的你依然是这般的美丽动人。

谨以此文献给我深爱的的故乡——青海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