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的歌声

不知从几岁开始，我就跟着姐姐和村里的大孩子们学唱歌，唱得很不好，但是17年的看瓜生涯，陪伴我最多的就是歌声,这也养成了我现在喜欢独处的性格。

每到盛夏，我都被父母送到瓜地里“改造”一个多月，连绵的庄稼地里耸立着一个个四根木棒搭成的瓜棚，一家瓜地就有一个瓜棚，一个瓜棚就会有一个看瓜人。安静的田野，百无聊赖，独自躺在脚手架一样清凉的瓜棚上，或坐在萋萋的芳草地上，抑或站在山岗上，对着蓝天、对着绿油油的瓜地、对着远处空旷的山谷反复歌唱一些流行歌曲。

那时还小，光知道干唱，就觉得旋律好听，从不咀嚼其中的意思和味道，反正是一个人，孤芳自赏，唱错了也没关系。唱的多了，歌词也就牢牢记住了，嗓子也练得嘹亮悠远，就像云贵川等少数民族的人们唱起歌来得心应手。以至于后来邻居们见到我，总是逗我唱歌给他们听，这时，我反而拘谨扭捏，发挥不出最佳水平。

上了高一，从一张招生海报上偶然得知山东菏泽某艺术学校招收音乐专业的学生，兴奋得我几夜没睡好，周末连忙回家跟父母汇报我的梦想。目不识丁的父母听了以后嗤之以鼻，觉得我是不务正业、天方夜谭，对于逆来受顺的我就当做了一个梦，从此以后也就按部就班的学文化课，走一趟只为谋生的独木桥。

到了大学，非常有幸做了艺术团团长，也就有机会跟随退伍于海政文工团的沈忱老师学习了几天声乐，算圆了我的一个音乐梦想，但是学起来才知道有多枯燥乏味和艰难，绝非一日之功。还是怪我太笨了吧，最后只学了一点皮毛。工作以后，经常有机会跟朋友出去嗨歌，一起嗨皮的人大多喜欢喝酒，我号称“一杯倒”，这让我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尴尬。我还是个急性子，一场下来至少2小时，太煎熬了。在那狭小的空间经常感觉坐立不安，勉为其难。以盈利为目的的夜店，没有两三百元下不来，这也让我每次和大家去唱的时候精打细算，忍痛割爱。

工作烦闷的时候喜欢用歌声来释放压力，遇到喜事和开心的事情也喜欢通过高声吼叫来庆贺。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场移动KTV、门面唱吧应运而生，这既满足了收入较低且有唱歌爱好的打工者娱乐需求，也满足了部分生活简朴的中老年活动需要。我去过很多个这些小唱吧，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我之所以也喜欢去这些地方唱歌，还是因为时间比较自由，就像“快闪”，大多互不相识，来去匆匆，节省时间，唱错了也没人在意，互相给陌生人以掌声，表示尊重。况且还很便宜，10首歌才三元钱，根据点歌的顺序大家轮流唱。

唱这么多次，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大多是过眼云烟、擦肩而过。在这里，看到过情侣们含情脉脉得用歌声互诉衷肠，见到过打工仔用歌声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也有爷爷奶奶级的在回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红色经典。这些歌声或天籁，或悠扬、或洪亮，或雄浑。但还是有一些人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最深的就数多年前在淮安黄河桥底下一个叫“欢乐时光”唱吧里遇见的一个朋友。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细雨绵绵，大同路昏黄的路灯眯着眼睛望着小心翼翼的行人。唱吧里除了老板娘和我，还有一个男青年点了几瓶青岛啤酒在独自买醉，一个略施粉黛、头发黄卷、风韵犹存的大姐要了一盘瓜子在若有所思，我们三人分坐三桌。一开始由我撕心裂肺的吼了首《北京北京》，随后那位大姐唱了《多情的人都把灵魂给了谁》、《白狐》等几首伤感的歌。接下来就轮到那位默不吱声的大哥了，我低头看看手机是否有新消息，这时音响里传来周杰伦《双节棍》熟悉的旋律。在这些陌生人相聚的唱吧，唱得再不好也没人笑话，更没人在意，因为大家来了就是唱给自己听的。当这位大哥开口唱时，不是因为歌声接近原唱而吸引我抬头欣赏，而是没听清他唱的是什么字，如诉如泣，或喑哑或低鸣，我以为可能他五音不全、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唱得含混不清，几乎就是在听伴奏。

当这首歌唱完，我和另外两个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以示祝贺，鼓励他勇敢的去唱接下来几首。但他出其不意，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对鼓掌的人说声谢谢，一直不苟言笑，头也没转地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哼唱了第二首、第三首，仍然是周杰伦的，像《菊花台》《东风破》这些。唱的过程中我就看了老板娘和另外一位大姐的反应，发现她们若无其事，一手捧着手机，一手专心地用手指划拨着闪亮的屏幕。

这时我和那位大姐都意犹未尽，又继续点了几首，而那个大哥唱完第三首就径直走到吧台付钱，我好奇地看看他跟老板娘怎么沟通。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打着手势在用哑语和老板娘沟通买单事宜。当他离开后，我跑到老板娘那儿询问那位大哥跟他说了什么，老板娘说她也没听懂，就是让他付了40元钱，她也才发现那人是个哑巴。我感慨于这位大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法说话，尽管咬字不清，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音乐的追求，也阻挡不了他对歌星的了解。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们每个人看似身体完整，其实总有一些器官或缺失或隐性功能退化，但是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惰于追梦的借口和理由。

从生命长河来讲，谁也不比谁强，人生若有梦，就应勇敢的向前奔，即使跌倒，洒落一地的也是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