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年关,我们唱着歌谣,欢天喜地地满村跑,一天天盼望新年到。大人们则有条不紊地一天天准备着年货:打扫庭院,浆洗被褥,拆鱼刺,做豆腐,砍年肉,打糍粑,打扬尘,剪窗花,贴对联……在这样的忙绿中,母亲一定会炒些瓜子,花生,炒得最多的是苕果儿。
红苕是我们丘陵地区的当家主粮,一季苕半年粮。秋天,红苕丰收后,正是艳阳高照、空气干燥的时节。母亲把蒸熟的红苕切成较厚的片片,再把片片切成条条,铺满又圆又大的竹簸箕,放在太阳底下晒。通常两三个太阳就晒干了,金黄黄的。这就是苕果儿。
苕果儿煮粥是一道美食,又糯又粉又劲道,越嚼越香甜,我们都很爱吃;但母亲必须留一些苕果儿,留到过年炒着吃。
炒苕果儿是很有讲究的技术活儿,我们不是炒过火,做煳味,就是没炒熟,咬不动。只有母亲炒的,色泽金黄,又酥又脆,又香又甜。
倒水河从遥远的大别山悠悠而来,到我们村子附近成了一条大河。那时,大别山的植被很不好,很多地方都被砍柴人砍得光秃秃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夏天,滔滔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滚滚而来,黄龙一般;冬天,河水很窄,河滩很宽,满是黄亮的沙子。我们常在沙滩上堆沙尖,挖沙洞,打沙仗;还在沙滩上捡五彩的鹅卵石和贝壳。母亲则是寻找那种又粗又亮的半透明的砂子。母亲用竹筛筛去细沙,选取那些粗不过黄豆,细不过绿豆的粗砂,在清凌凌的河水里漂洗,那亮晶晶的砂子,就像粒粒珍珠。
回家后,砂子就干了。母亲把砂子放入大铁锅里翻炒,炒得砂子发烫,就把苕果儿倒进去,不停地翻炒。姐姐在灶门口往灶膛添柴烧火。母亲用的工具,是四五根高粱穗子扎成的小帚子。小帚子沿锅壁插入锅底,砂子和苕果儿混合着,翻起来,沉下去,翻起来,沉下去……母亲翻炒的动作很有节奏,那细碎绵柔的声音,是悦耳动听的乐曲。我们拿了铁锅铲去帮忙,把锅里弄出刺耳的声音。母亲道,去去去,别添乱。我们就乖乖的。
母亲炒着炒着,晶亮的砂子,颜色越变越深,金黄的苕果儿慢慢冒出一层细泡。母亲说,好了。就用钢丝网漏瓢,滤出苕果儿,抖一抖,倒入筲箕,再放入新的苕果儿,继续翻炒。我们迫不及待地拿着吃,刚出锅的滚烫的苕果儿,并不是很脆,冷却后,则酥脆可口。所有的苕果都炒完了,砂子变得乌亮乌亮的,很有光泽,上面好像有一层油。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油是从砂子里冒出来的,还是从苕果儿里冒出来的?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砂子炒苕果儿,是母亲发明的,还是母亲学习别人的?
这些问题,我当时没想到问母亲,现在仍然没有搞清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总要准备两箩筐苕果儿。正月初一,人们三五成群地拜年,大家双手抱拳,说道:拜年啦,恭喜发财!特别是我们小孩子,几乎家家户户拜到,有的进了门,什么都不说,嘭通一声,往地上一跪。母亲连忙把孩子们从地上牵起来,每人发一大把苕果儿,装在他们新衣服的口袋里。也许是母亲人缘好,也许是母亲做的苕果儿最好吃,到我家拜年的人最多……
昨天从电视里,看到西北黄河流域的石子饼,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烹制食物的方法,历史源远流长;说石子富含多少微量元素,多么富有科学原理,等等。于是就想起了母亲的砂炒红苕果儿。
我们大别山区有座紫石英矿,一条运矿石的公路从村外经过,卡车里有时掉下紫绿色的矿渣。我们捡到后,放在火盆里烧,炸得啪啪响,荧光四溅。现在想来,我敢断定,母亲选取的砂子不是紫石英矿砂;但我不知道这粗砂里含不含紫石英或其他矿物质,我只知道大别山是有着丰富的矿物质的。我就总是这么想:我的母亲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她绝对不懂砂子导热慢、传热均匀以及矿物元素等物理化学知识和微量元素,可是,母亲却能做出美味的砂炒苕果儿。
砂炒苕果儿,那美味实在难忘啊!
(本文已发表与《青年文学家》2020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