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村庄

我越来越觉得，我比童年时更需要一个童年的村庄。我经常梦回到童年，看见被南山撞回来的鸡鸣鸭叫，升起一片鲜活的图腾。在梦里，恍如隔世般的狗对着我不时地喊着嗓子，故乡的上空，回荡着旷世的幽远。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庄里，当年那些白白胖胖的炊烟，静卧于槽边反刍的老牛，正在渐行渐远，慢慢飘淡成一种叫作“历史”的记忆。

我常想，那些远去的画面，如果我在梦里喊一声，它们会不会听见？当年，我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对这个破旧而清苦的山村充满了厌弃。那时，我恨不得立刻冲破藩篱离开她，去寻找我认为的诗与远方。然而，随波逐流了半生，经历了一些痛的滋味，那些越来越淡的画面始终嗫噬着我愈来愈浓的乡愁。我这个

当年出走的“娜拉”，终究敌不住对故乡的记挂。无论被生活压榨得多么煎熬，走近故乡，内心就会泛起一些柔柔的东西。

即便近乡情更怯，即便乡音无改，我日渐衰白的鬓发，面对即将消失的故乡，她能让我再多看几眼？

偏安一隅的小村，依山而居的乡亲，终究没有抵挡住城市戈矛锐不可当的攻势。炊烟守卫的乡村，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势，屈就于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下。有些乡村固有的东西，只能定格在一些回忆和梦境里。过年回家的的年轻人，操着曲里拐弯的普通话，引起上长辈们的侧目。两代人思想的交叠、冲撞其实也是一种时代与光阴的狭路相逢又互相推拥着前进，这可能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县城东边新建的社区，是乡亲们的新居。乡亲们依然不改在村里的习惯，三五成群地聚在人造石桥上，绿荫如画的草坛边，谈天说地，神侃笑闹，下棋打牌。城市式的即景，浸染着一种乡村式的慢。周围，魏然耸立着高大气派的楼林，店铺里的商品应有尽有，俨然是一副静美和谐的城居画图。城居与村居的汇合，向着殊途同归的规律行进。月转星移，乡亲们终于熬成了“城里人”。串门儿，无所顾忌地大声笑闹，咳着嗓子想把一口浓痰吐在地上，忽然看见老婆投过来的冷眼，一回神，原来是站在明镜儿似的地板上，于是自我解嘲式的笑笑，有一丝得了便宜又卖乖式的摇摇头。乡亲们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福祉，这，在几十甚至十几年之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自此，乡亲们和当年的我一样，挥别了鸡犬相闻的故土，羞羞答答而又兴奋异常地搬到城市的边缘，接受城市的抚慰。在离社区三十多里的那个小山窝里，我们的祖先历经苦难，从山西那棵举世闻名的大槐树底下辗转来此。经历了六百四十多年，繁衍了十几代子孙后，故乡终于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这里，将作为黄河滩区的重点开发地区，重新进行规划和调整。这意味着，这片生我养我的肥乡厚土，连同那些石屋瓦舍，树木山岗，将带着“东张营”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名字，作为历史而永远封存起来。

半个小时后，城市的高楼渐隐到身后，在天穹和苍野的留白处，远远地看见村南的那座小山。望望它已然光秃了的头顶，想着自己头上也并不富裕，心里咀嚼着叫作岁月的滋味——那时候，它是多么青翠的一座小山！两人多高的柏树覆满了整个山体，就像正处于青春期的小孩，噌噌地窜个头，每年都向着天空够。那些苍柏，是小山的头发，身处其中，有一些森然的阴冷。那时候，我背着筐子，在山坡上薅住一把能掐出水来的嫩草，镰刀一挥，青草就轻无声息地落在了筐里。想着生产队里的老牛咯吱咯吱地嚼着这些草，安详地享受着这些属于它们的美味，嘴里嘟沫出白色的沫子，我的牙齿也往往不由得动了动。

一阵山风吹来，刮掉了头顶上新买的绿色军帽，我扔下镰刀不顾一切地去追赶，旁练加把式儿的滚了好几个跟头才逮住了这顶军帽。这是我软磨硬泡，才让父亲大发慈悲从城里买回来的。军帽是那时一个“红小兵”（初中是红卫兵）的标配，我视之如宝贝。

割草是每天放学必修的“功课”，队里喂牛的五大爷过完称大声呼喝着记工员：“像屏南老刘家的，三十斤，够数”。其实谁也不知道，我在筐子的底部，悄悄塞了一块充分量的大石头。多年后，我回去的时候，五大爷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双喜”牌香烟夹在耳朵上 ，滋滋地吸完最后一口旱烟袋，抬起右脚，啪啪地在鞋底上磕着烟锅，点着我的脑袋说，你小子那时候往筐里塞石头，以为大爷没看见是不？他慢条斯理地把烟袋缠好插进腰带里，叹了口气说，也不怪你，那时候穷啊，小小年纪，嫩胳膊嫩腿儿的，干那些活儿，不容易哎！

如今，五大爷早已变成南山脚下的一抔土堆。父亲也是，父亲在这山脚下我们自家的“自留地”里已经长眠了两年。我们举家迁往县城后，自留地就留给了叔。近年，叔已经不指望这块小地糊口，但依然每年四季都让这块地洋畅着绿色和收成，叔就图一个旺厢。

那时的父亲在乡亲们眼里，谦逊，平和。每次回家，他推着那辆半新的“飞鸽”自行车从村口步行进村，亲切地和大叔大婶大哥大嫂们打着招呼，恭敬地递上“泉城”牌烟卷儿。回到家，父亲却换成一副沉默的面容。在村里，有着吃“国库粮”、县城工作如此荣耀身份的他，同时也有着三个张嘴吃饭的儿子。家里靠母亲每天八分工和他几十块钱的工资，已经转悠不开这几张嘴和零七碎八的开支了。

在自家的承包地，他放下自行车就是地排子，我才发现父亲黝黑油亮的脊背，骨子里本来就是一个农民本色，而我兄弟三个，都是农民的儿子。只有他手拿锄头，站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头的时候，他的眼里才焕发我平时不容易发现的神采。他大将军似的站在地头，巡视着那一垄垄排列整齐的庄稼，颇有一些“沙场秋点兵”的豪情。这些庄稼也是他精心护养的孩子，等他的这些孩子秋后归家，我们的学费和生活也就有着落了。

等到那时候，母亲可以在一个粗瓷大盆里，欢快地倒腾着两手，把棒子面拍出鼓点儿的节拍，红红的火苗舔舐着灶脸儿，八印大锅里的水吱吱作响。母亲陡然揣起一块大饼子啪一声烀在大锅的内壁。半个时辰，我们就可以大嚼娇黄的饼子，呼呼地喝上浓香的棒子面糊豆。饼子贴锅的那一面，可以揭下被锅面烙得喷香的饼皮，吃在嘴里嘎嘣嘎嘣脆香。棒子面喂养大的我，经常脸色也是焦黄焦黄。

逐渐地，父亲这个让人羡慕的“工人”身份，早已成了一张丰富多彩的画卷角落里不起眼的一滴墨水。但父亲依然保持着常年不变的习惯，每每进村，都是推车步行。他的那辆“飞鸽”，已经褪去了时代的光圈，变得和他一样苍老。多年以后，当我长成和当年的父亲一样的年龄的时候，才明白，他的这个近乎迂腐的习惯，不光是他放低身姿去迎合乡亲们的目光，那郁郁步行的骨子里，是对故土家乡的一种敬畏。

此时，即便知道我即将进入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村庄，我忽然变得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固执，我矮下身姿，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对这片故土满怀虔诚，去做一种仪式般的告别。

没有一个人，没有人从空洞的大门里探出头，对我笑问客从何处来。路旁的老槐树上偶尔有一只老鸹发出寂寥的叫声。当年那鸡鸣犬吠的故乡啊，前些日子回来时，还看见干净整齐的街道上停满了私家车，像屏前的广场上还摇摆着妖娆的大婶子小媳妇。如今只剩下拆不走的房屋框架，黑洞洞的窗口像一双双无神的眼睛。

家里的老屋这些年一直没有舍得拆，叔近年又在老屋的旁边盖起了气派的瓦房。老屋就这么静静地守着旧时光，把我童年和少年的零七碎八都揣在这破败的墙壁里面。

当初盖这五间大北屋的时候，我兴奋得失眠了好几天。即便是农村的石匠盖得粗糙不堪，但还比祖父分给我们家那间黑暗潮湿的偏厦强上百倍。父亲忙不迭地给石匠们递烟倒水，母亲麻利地把切菜板叮铛出哆来咪的音符。

父亲一改在家里“抠门儿”的习惯，买来几千头的火鞭，从未封顶的屋顶一直挂到地上又拖出十来米，辟哩啪哧地把半个村庄震得山响。粗壮的大梁两头系着通红的布条，静待着仪式般的上梁大计。

上下十来个壮劳力推拉位置安排停当 ，德高望重的上梁师传平爷爷喊起了号子：哈腰起来吧。众人应和：好——嗨！绳子绷紧，大梁沿着滑木向上挪动半寸。

传平爷爷喊：劲往一处使呗。众人应：好嗨么嘿嘿。绳子紧紧咬住梁头往幸福与喜悦的盼头上又挪了半寸。

传平爷爷喊：拿准方向要得。众人应：好嗨么嘿嘿。大梁不紧不慢地挪动半寸。

传平爷爷喊：抓住不放松呀么，众人应：好嗨么嘿嘿。

传平爷爷喊：长腰向前走呀么，众人应：好嗨么嘿嘿

一寸一寸，犹如唱大戏般的欢快，上梁大计，讲究一个稳准，不急不躁地上起，日子稳稳地往前。乡亲们的唱腔，堪比名角的咿呀，这些动人的号子，多少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

隆隆作响的铲车挥舞着铁臂，预示着老屋连同这一处处人和家畜杂居的院落将不复存在。翻开陈旧的记忆，去阅读一处处宅院的内容——这里曾有净衣暖枕的糟糠之妻，那里曾是出出进进的烟火盛世；这屋的墙壁还有陈年的炕纸，掉了色的喜字上勾画出炕上坐着一个大红盖头的新娘。我的故乡，我以前如此厌弃她丑陋的模样，可她就要成为岁月的弃儿时，我此刻的心中有着一种莫名的悲愁。

我一处处翻阅着它们，每一处庭院都印记着主人的音容。大臭家的，逮住家的，三迷糊家的，二丫家的，大香家的......曾经，墙头上公鸡嘎嘎嘎地飞下来，树杈上都挂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北屋的门吱呀一声，随着清晨的那一丝晨曦推开，老人咳着嗓子，往猪圈瞅瞅还在呼噜着的猪仔，屋顶上，响亮地上演着三大娘那一声声扣人心弦的骂街大剧。和着公鸡的叫声在村庄的上空窜出一根根声柱。所有的记忆，像一部黑白电影，播放着父老乡亲的七零八碎。

偶然发现一只狗，趴在一处院子的大门前呈深思状。在这个早已搬空的村庄里，突然看见一个喘气儿的，我和狗都惊奇地注视着彼此。它抬头看着我，并没有对我狂吠。我也看着它，它两只眼睛里挂着一丝落寞。不知道是被主人遗弃还是社区的精致已不适合像它这样的狗居住；也许，它认为，只有这里，才是它真正的家！短短的几秒钟，我们都没有了彼此的戒备。它慢慢地站起来，眼睛向我探寻着，试探着向我挪动了几步，我并没有躲。我才发现，它的肚子已经瘪下去，不知几天没有进食了。它吐出舌头向我哈哒着，我连忙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几块饼干扔在它面前。它用舌头舔了舔，然后放心低头吃了起来。吃完，它悠悠地抬起头来，慢慢地围着我走了两圈，凑近我的裤脚嗅了嗅，扭头向后走去。走了几步，它又回头看了看我，撒腿跑到拐角处不见了，不远处的铲车仍隆隆地响着。

迁居社区的叔把旧院的一株槐枝、一棵墙头草、一根红薯秧移栽到新楼的阳台上，南山上带过来的蛐蛐在阳台的一侧惬意地唱歌。老家的一草一木，旧庭院里的一切生命，于是就有了一种新的活法，蛐蛐哼唱家乡的山歌。故园的生命之歌生生不息，把整个故乡都搬到阳台上，融入新的环境，淳朴和繁华又有了一次新的默契。

再有几代下去会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后代会在月圆的中秋，举起一杯散发着乡愁的酒吗？他们的心里，还会有“东张营”这个概念吗？抬头看看清澈的天空，我在想，那些扶摇直上的青云，哪一朵是飘向故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