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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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四十多年前的鲁西黄河滩区，几经战乱，已经是千里无鸡鸣的荒蛮之地。我的故乡东张营，就是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那场举世闻名的大移民。祖先们被迫离开故土和亲人，历经磨难，从一个叫做“拴马庄”的地方辗转而来。他们以“营”为编，在这里整地造田，拦坝筑渠，依山建屋。经过代代繁衍生息，这里已经是鸡鸣狗吠，阡陌纵横，夏绿秋熟的肥乡沃土。
各“营”点点散落在这片沃野的周围，沿袭为今天的东西两张，南北二王等各个村落。给那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移民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要问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至于我的祖先是不是经由那棵槐树底下而来已无从考证，但是这思乡的歌谣肯定代表着所有移民的心声，那就是人们对故土的难舍和思恋。
六百多年后的一九七零年，我出生在这片历经祖祖辈辈繁衍下来的厚土。
在鲁西人民的母亲河--黄河的岸边，在三个小山丘的怀抱中，我生活了十八年，之后的三十年中，我都是漂泊在外，为生活而奔忙。三十年前的我，总想挣脱她的怀抱，去看看外面够大的世界。三十年后，当我身心疲惫，鬓发皆霜的时候，我越来越怀念她的慈祥，她的温暖，她的宽容。三十年的梦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一寸。像我的祖先一样，那思乡的歌谣越唱越深沉，她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四十多年前的故乡，那是一片宁静而祥和的土地。从三个小山的脚下延伸往北，然后被一片芦苇荡紧紧抱住。芦苇荡再往北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麦田。站在村南任何一个山头放眼北望，几十里都不带遮拦。
村中央的那座毛主席纪念像屏高大有范儿。是我村标志性建筑。它亲眼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目睹了故乡几十年的风雨和变迁。
我家就在像屏一百米开外的一个小院落。院子东边的土道上，是村民们挑水、下地、洗衣、串门儿的必经之路。
清晨的小鸟还没来得及“啾啁”，我就被路上那水桶的“吱扭吱扭”声唤醒了儿时带着奶味的甜梦。
村北的那口水井，总是泛着甘甜而清澈的泉水。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干涸过。水井上没有辘轳，一根扁担的链钩勾住洋铁皮水桶的铁提信，再用手攥住另一头链钩，把水桶续到离水面五指距离，左右摇晃几下，猛地下扣，桶口朝下顷刻没入水面。借着惯性一提，一桶满满的清冽甘泉三下五除二就拔到井台。这技术，没三个月五个月是练不出来的。十七八的“青包蛋子”小青年和刚下学的大姑娘没少往井里掉水桶。掉下去后需要拿“百爪钩”系上百米绳去捞“筲”。“筲”是我们平阴县人对水桶的别称。我小时候挑水可没少让大人去捞了筲。
水挑满了瓮，猪喂饱了食。不远处的生产队场院里准响起一阵急促的小铁皮钟声。我们叫这钟为“上工点”。上工的信号都是以“点”声为准。场院的屋顶上随即传来万方大爷用手圈作喇叭壮的呼喊：“五队的喽，东边滴，西边滴，抗着耧，牵着牛，上西洼，耩绿豆，耩四耧，留四耧，留着四耧栽芋头”。
七十年代的农村是集体生产制，我村全村分十个生产队，我家隶属第五生产队。第五生产队长万方大爷打“点”发出上工的信号，全队男女劳力整装待发，纷纷从家里扛着生产工具出门集合去北洼劳动。
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一队里打点二队里喊，三队里选了个好保管”。这是集体生产制场面的真实写照。男劳力一天十分工，女劳力一天八分工，计工员每天把出工的考勤记下，收成后凭工分分粮。工分多的多分粮，少的少分；工分多的偶尔可以吃上白面馍馍，少的只有啃窝窝头。我家孩子多劳力少，我从小就是啃窝窝头的主儿。
大家生产热情很高涨，我奶奶级别的小脚老太太也不闲着。她们中午挑着水饭走在地垄小毛毛道上。头挽疙瘩髻，青布大襟卦，黑绒缀花帽；小脚尖鞋，碎步流星，一步能迈过两垄沟。来到地头，放下挑子，摆开水饭，招呼大家吃饭休息。
大家就在地头荫凉里席地而坐，边聊边吃。耕牛也抓紧这短暂的时间修养生息。它们静静地咀嚼着地上的嫩草，或趴在树荫下想着自己的心事。沟汊的水里有一种叫“卖盐的”水虫，叉着四肢，忽东忽西的漂浮在水面，后腿一蹬，能窜出一米远。
半大小伙子不嫌累，吃完就在地头摔跤“撂个”，女人们就叽叽喳喳地聊着谁家新娶了新媳妇，谁家又添了新娃娃。
我时常回想起这种劳动的场面。母亲和其他社员一起，在地头常常站成一棵棵翠绿的玉米秸。头发贴在汗湿的脸庞，闪耀着刺眼白光的锄头延伸处，一个个社员随即消失在绿色的田垄深处，草帽逐渐掩埋在一片青绿之中。
热风吹来，玉米叶子沙沙作响，夹杂着一阵阵“青色”的味道，等人们再从庄稼棵丛中钻出来的时候，整个脸都被闷成紫铜色。深吸一口气，短暂地享受一下热热的“凉风”。随后又回头没入玉米地火辣的怀抱。
夏天哪里最凉快？我的父老乡亲都会告诉你，“灶屋门口和棒子（玉米）地头最凉快！”
要说东张营这个村庄，最能拿出手的还是西瓜。这里有四十多年的种瓜历史，村民们几十年来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种瓜经验。村里出产的西瓜，尝上一口能甜的你掉眼泪，这绝对不是吹的。在方圆百里的济南、聊城、泰安、菏泽一带四城八镇，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直到八十年代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种植西瓜已经是村里各家各户发家致富的主要产业。我假期里经常跟着大人天不亮就到地里“下瓜”，然后装到地排车上，跑三十多里路到平阴县城去卖，晚上顶着星星回到看瓜的窝棚休息。
故乡好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转尜，一整年都在忙忙碌碌。冬天农闲下来吧，媒人说客、贩夫走卒、说书唱戏的又忙了起来。
于是，像屏前的空地上打铁的来了。一行三人，一老二少。支起炭炉风箱，把乡亲们拿来的镢锨犁钯精修打磨，以便来年使得顺手。
老的手里拿一只小铁锤，这铁锤砸在铁砧上，能发出一种悦耳动听的声音，那声音是“叮……嘤嘤嘤嘤”。开始清脆响亮，随后那嘤嘤声就像抽丝一样散去。
老的用长铁钳夹出在炉子里烧的通红的铁器，另一只手掂住小铁锤，他首先轻敲砧的边沿发出号令，两个少的各把一只大锤待命。随即老的用小锤直击铁器要害——小锤轻落处，大锤紧紧跟，小锤随后再击砧，大锤不变落锤点；小锤再击另一方，大锤紧跟莫要慌。小锤大锤密密砸，四围飞落金银花。
于是像屏前的“叮当，叮咣，叮叮哐”的音乐声就响遍了半个村庄。
这绝对是指哪打哪。如果哪个徒弟把锤砸偏了，师傅就会一声断喝，停下来把这个没有眼力见儿的徒弟训斥得连袜子都不如。
这首劳动的音乐，后来时常在我成年的心里流淌着优美的旋律。如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充满着抗争、力量和动感之美。
我喜欢来这里看打铁是因为我那时喜欢看他们的午饭。他们中午吃一种叫“拽疙瘩”的面食的时候，我饥饥的小肚肠就会翻腾起来，看着他们津津有味的吃，我的嘴巴也不由得动了起来。
货郎也来了。“卟楞楞楞”的晃着拨浪鼓。大姑娘小媳妇，大婶子小姑姑应声而出。她们从家里搜罗出破布条，烂套子，小孩戴不着的破帽子给货郎讨价还价地换大洋针、小细线、铜顶针。
如果运气好，我还会讨到几颗彩色的糖豆。我通常舍不得吃，都是用舌头舔舔随后珍藏，馋的慌了再拿出来舔舔。好像只要这几颗糖豆在，我就会特别滋润和带劲。直到舔得不能再舔了，才把它塞进嘴里，仔细地用门牙切碎，氤氲在嘴里，虔诚地享受着那一瞬间浪涛般的巨甜充满整个舌头的味蕾。然后闭上眼睛，感觉连周围的空气也充盈着彩色的甜。那甜味就定格在三四十多年以前的童年里，以后的各式糖果、巧克力再也满足不了我怀旧的味蕾了。
是呀，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小孩子不得不珍惜来之不易的零食。然而有一种零食不用珍惜，那就是爆米花。它的用料正是我们这一带盛产的玉米。那时家家好像啥都缺，唯独不缺玉米，我们叫玉米为“棒子”。
等走街串巷的爆米花大叔把摊子支在像屏前的某一个角落后，家里有娃的大婶儿就会盛来一大缸子棒子粒儿，爆米花大叔把棒子粒儿装在一个密封黑色铁泵里，架在炉火上不停地顺时针转动。这个铁泵在那时绝对是高科技物件儿，上面有压力表和密封阀。炭火均匀地使压力泵受热，等泵里加热到一片混沌的世界，大叔移出这个孕育着巨大内力的铁家伙，像盘古一样凛然地一脚踩地一脚撑起，猛地用铁棍撬开阀门，于是“砰”地一声巨响——天地分明，宇宙开化，星宿归位。棒子粒儿瞬间炸开为白色的香花。
每每回想到这一幕，我总会想起楚辞中《天问》里的诗句：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
这混沌未开的铁泵，这炸开的白色香花，不正是最好的诠释吗？
有谁要说以前的农村缺乏精神和文化生活我得跟他急!刘兰芳的《岳飞传》把全国人民的神经都绷了个满弦。我家那时没有收音机，我都是躲在人家屋后头的窗户底下听。我对文学的喜爱大概基于此。可是那时淘换个故事书可难了，好不容易淘到一本，都是爱不释手地翻好几遍
现在呢，手机、电脑、书店里随时都能找到各种书籍，可我却很少静下心来读读书了。
刘兰芳每天四十分钟的评书，哪能满足每日劳作后的精神需求？除了每天晚上跑上十来里路去邻村有电视机的人家看香港武打剧《霍元甲》以外，那时我们村最盼望的就是一对张姓父子的说书艺人，据说他们是济宁一带的人。
小张有一张帅气的脸，嘴皮子溜道也甜，见人就喊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一开始跟着他爹学艺。父子俩穿梭于十里八村，靠说书为生。比起说书本身来，小张不如他爹严谨，人家他爹一板一眼字正腔圆，说唱相和情由心生。而小张呢，他有他独特的一套，沿袭了他爹的唱法又独创出一些新鲜手法。愣把一部《响马金枪》，唱得把半个村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变成了他的粉丝。
每天晚上小边鼓一响，大家连饭都叠不得（顾不得）吃，就跑向像屏。看看人已来得差不多，他醒木一拍，全场静默。只听见汽灯在头顶上“滋滋”地冒着白气。大家眼睛一齐“刷刷刷”地射向他那张被汽灯映着的飘渺俊脸，等待着那一声激动人心的开场引子。
书归正传，大家开始跟着他进入角色。这时大家看他已经不是小张了——他时而嬉笑怒骂，滑稽幽默，扮男饰女；时而如泣如诉、声泪俱下、情不自禁。伴着他那时而激昂慷慨，时而低沉幽怨的鼓声，大家也各自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小青年把自己当成了白袍银甲、指点江山的少年小将，大姑娘沉浸在怀春恋秋的自我陶醉中……
忽然醒木一响，惊醒了所有生旦净末丑。这家伙会调节情绪，正书夹空，来一段幽默轻松的段子、生活趣事、各村新闻，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哄场大笑。
小张他爹老张这种“拢场”的本事就差些了。老张讲究正儿八经的怎么把书唱好，怎么唱的正规。所以粉丝群不如儿子的多。就如现在过气的明星，你拿再多的手段吸引眼球，也干不过那些明亮刮净的小鲜肉。
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都有他一套独特的招客门道，比如货郎，靠的是一只小小拨浪鼓；卖油郎则是挂在油挑子前脸儿的一只小铜锣；卖小鸡娃的最有特点，车载着满笼的小鸡儿，一个个小绒球似的“毕毕”的叫着。而他则韵着哆来咪的音符叫喊“小鸡儿了嗬，买小鸡了嗬！”那叫喊类似于刘欢唱的“戗剪子唻，磨菜刀哦！”。于是家顶家的就抱回十来只小鸡，满院子的绒球在滚。这时候去谁家串门都要小心，一不留神，就会踩死一只......
“大辫子，捋又捋，待不了三天就要娶”。我本想继续写故乡的“婚丧嫁娶”这些事，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只好就此作罢。故乡啊，三天三夜也写不完的。
几十年来，故乡在时代发展的高速列车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年那些铁匠、货郎、说书艺人已不见了踪影。但每次回去，我都惊艳于她的新貌。像屏前的空地已经整修一新，周围是健身设施和篮球杆，这里依然还是那么热闹，村民们自发组织起锣鼓队、秧歌队、小戏团。每到节日这里依然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条条整洁的水泥路延伸受到各个街道胡同，整齐气派的房屋下停满了家庭轿车。
当年的那些和我一起割草、喂牛、穿着补丁衣服的玩伴们，有的已经成了零售商、开发商、建筑商。他们总会能通过微信、QQ等平台找到我，自豪地谈论着信息和价值。故乡，正以她前所未有的方式，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父老乡亲的梦想。
再过三年，村民们即将迁入县城里的新社区，这里即将开发为农田实行集约化种植。我的父老乡亲也自然的将成为“城里人”。故乡这片厚土，历经六百四十多年的酸甜苦辣，即将完成她的历史使命，在后来的岁月里继续为人类谋取更大的利益。
其实，故乡作为村庄存在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每个游子的内心深处，都已经把故乡存放于心灵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我经常对我的孩子说，以后孩子也会对她的孩子说，你的根就在东张营，东张营就是你的家。
是呀，我怎能忘记呢，我的爷爷奶奶正长眠于南山的山坡上，我的那些父老乡亲还在为更好的生活而勤劳不息。东张营——她养育了多少人，送走了多少人，牵挂了多少人，唠叨了多少人啊！
我永远也忘不了，小时候母亲那带着糯味的声声呼唤——回家吃饭。回首往事，每一个记忆都会让我热泪盈眶，旅途中无论多苦，有一种美好总能让我穿越困难，她的名字叫——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