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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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想从大地和村庄说起，这的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头绪，需要我在一个茧子里抽出一根丝线头，慢慢地捋清，然后去伪存真，求得一线不同寻常的结论。大地是一切众生的依存，村庄是我和母亲的依存，这一点再清楚不过。
大地上的事物简单且简单着，复杂且复杂着。日华月容，飞鸟来去，买卖交易，谁又能离得开谁？大地上的众生，在日月光华之下，互为存续，依依而生。春种秋收，祖先们在大地上留下活着的痕迹。活着的秩序，首先是从大地的身体里汲取营养，人们把大地的皮肤豁开，埋进等待发芽的种子。大地忍着疼痛，用自己的血肉，把孕育好的籽粒慷慨地供养给人们，人们又用大地的血肉孕育了自己的子女。这就是土地和众生的关系，它不是买卖与交换的互惠，是大地对众生的恩养和赐予。要说消费，是人们消费着体力和心思，虔诚地接受着大地的恩赐。你对土地亲，土地就给你粮食；你对土地疏远，土地就给你荒芜。
一代又一代，我村就是在这个亘古不变的规律中，依赖日月赐予的光华，依赖土地赐予的丰收，规规矩矩地繁衍着，享用着土地的慈悲，我等是何其幸运。乡亲们称村庄为母亲，村庄称大地为母亲，我称庭院里不停忙碌着的这个中年妇女为母亲。
因为成年累月地和土地打交道，我们的日常总脱离不了一种土味儿。就连说话，也土里土气的，比如我们说买东西不说买，我们习惯说成去打酒，打酱油，踅摸个铁锨，盘个锅盖等等。置办这些日常零碎儿，就离不开那间盘卧在村大队部的供销社。这是通常我们口中所说的真正意义上消费的开始。
那时我还小，在家行二，农家给孩子取名，没有精力查字典去取一个别致的名字，他们一生与土地为伍，把身心都放在土地上。实际上，往往都是老大有一个小名外，老二老三以依次类推，小名都是用排行的顺序代替。除大哥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小名叫“军”，我的小名就叫“二”，弟弟叫“三”。这样的小名，叫起来得用儿话音才顺口。比如，小五儿，小六儿，小七儿。
母亲时常在清晨拍醒还在熟睡的我，那是她刚刚从地里干活归来，身上还沾着土地的气息。
“二，快起来，去合作社（供销社）给你爷爷拿壶叶子。”那时候，我们称茶叶为“叶子”，是一种粗制的茶，母亲这时往往往我手里塞上一毛钱。
“二，中午来客（读kei），去合作社换斤瓜干酒来。”母亲那时都是把盛好地瓜干的竹篮子递到我手里。
“二，快点起来啊，剩下的钱允许你买一块糖，要不我叫三儿去了啊。”母亲连哄带催地叫着我起床。于是，我慌忙坐起来，连眼屎都顾不得擦，穿好衣服就颠儿颠儿的奔往供销社。
供销社座落在我村大队部院里，和我家隔着一条土路，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乡间的孩子，除了套知了，逮蚂蚱，帮大人干农活以外，哪有什么好玩的去处呢？我常常跑到供销社，看着柜台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充满了好奇。说是琳琅满目，其实无非就是一些油盐酱醋和文具农资之类的日用品。我那时个头还没有木质柜台高，和其他的小孩，时常扒拉着柜台，向里面的货架子张望。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味道，满屋子充斥着地瓜干酒、花糖、酱油醋，还有粉连纸、小演草混合着的，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我闻着好香，好香。
孩子们叽叽喳喳，指指点点，眼睛盯着糖块和点心口酥，使劲吞咽着口水。坐在柜台里面的尚曾，这时会拿起笤帚疙瘩，掀开横在柜台出口上的木板，装作举起笤帚要打的样子，把我们驱赶出去。尚曾四十来岁，是公社总供销社派下来的正式职工，正儿八经的吃“皇粮”的公家人。
这是三间气派的瓦房，它是那么高，高过了周围村民居住的任意一间破旧的石头房。在一众大队部房子的拱卫之下，它昂着鹤立鸡群的头颅。门前有高高的台阶，靠近两边门框的墙上，雕刻着八个精美鲜红的大字，左为“发展经济，”右为“保障供给。”
我经常奉母亲之命来打油盐酱醋。有时会攥着一毛钱，有时会提着半竹篮地瓜干，有时会拿几个鸡蛋。那时候，如果没钱，是可以用东西换购商品的。尚曾抓起一把叶子茶，放在铺着草纸的一个小盘子秤上，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秤砣，偶尔拿起一小撮，偶尔放上一小撮，试试探探，直到那根标着数字的横梁，颤颤巍巍地悬空在上下挡铁中间，然后用草纸麻利地包起来递给我，大方地说：“家去给俺老爷爷说，高高的秤，放心喝吧。”或者拿起一把木斗，往酒缸里一沉，往我拿来的瓶子口掼上漏斗，咕咚咕咚地灌满了瓶子。尚曾虽然大我几十岁，但他得叫我叔，我是“萝卜不大，长在坋（辈）上了。”
我之所以对这个差事乐此不疲，是因为能用余下的几分钱，买到几个糖块。这当然要经过母亲的允许，在那个一分钱都掰到两下里的年代，擅作主张，回家会受皮肉之苦。那花花绿绿的糖纸剥开，露出一种奶白色的软糯皮，以我的经验，软皮里面就是晶莹剔透的糖芯。我凑到鼻子上贪婪地嗅着它的香味，用门牙小心翼翼地嗑下一点糯皮的粉末，在嘴里长久地氤氲着那沁入心脾的甜。我不能私自吞并它们，回去需要一五一十地报账，糖块由母亲分配，祖父和祖母一人一块，我们弟兄三个各一块，唯独母亲自己没有。我把自己分到的糖块装在裤兜里珍藏起来，霎时感觉自己是那么“富有”，“富有”的童年充满了糖块的甜味儿。
祖母有时候向我悄悄地招手，她说自己牙不好，把她的那一块也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弟兄三个，都不同时间地得到过祖母的馈赠。她哪里是牙不好，她是把属于自己的那份甜都慷慨地给予了她的孙子们。
我总是把那些糖纸保存起来，有时躺在屋顶上，掏出花花绿绿的糖纸，嗅一阵香味，然后把它蒙在眼睛上，天空顿时也变得花花绿绿，云彩、鸟鸣、树叶、阳光里也充斥着异样的甜，包括祖母和母亲对我的爱也融在香甜的空气里。
二
童年的炊烟向上升华，散去又聚拢；院里的槐树向下扎根，开枝又散叶。初冬的北方，树大多已经光秃了，树枝上有几片枯黄的叶子在顽强地挂着，老槐树上的鸟窝显得有些突兀。鸟儿已经举家南迁，留了一个空巢孤零零地等待来年鸟儿归家。以前那几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已经长大，被老鸟带着飞了几天就各自飞走，去寻找它们自己的诗与远方。不知道它们在以后的流浪中，还有没有“父母”这个概念，以及它们曾经在某一座庭院里，一棵粗大的老槐树上一大家子鸟其乐融融的过往。槐树下面的我，在祖母和母亲的翅膀下，慢吞吞地等待着羽翼丰满。
“扑棱棱”拨浪鼓一响，一身短打紧靠的小货郎进村，一场好戏开始了。他一手摇动拨浪鼓，“扑棱棱，扑棱棱……”，一手嘴边做喇叭，对着南邻北舍高声吆喝：“拿破烂套子来换洋针！”我循声跑到大门口张望，跺着脚大声提醒院子里的祖母，盯着货郎的背影，生怕他跑掉。祖母忙不迭地收拾破布条、烂套子，小孩戴不着的破帽子。待准备停当，祖母颠着小脚拉着我，循着叫喊声就奔了过去。
被大姑娘小媳妇围得水泄不通的货郎车跟前，伶牙俐齿的年轻货郎正在同她们侃价。
“大嫂，你这些破烂儿也就换三根卡条、三尺头绳和一根大洋针，再送你一根小针。”
“你说啥？你这娃子好不实在！换这点么儿（东西）我不得赔一毛钱？”
“大嫂，一毛钱不算钱，称不了米打不了盐。得，我豁出去了，再送您一个铜顶针儿行了吧？”
“瞧你说的，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
“哎，我说这位大姐，你别往筐子里伸手呀，你要什么我给你拿，从南乡到北乡，咱没见过手伸筐。”
“他婶子你也来了？”
“可不咋地，平日里管他娘的吃喝，还得管他娘的穿，天儿冷了，换点针线做棉衣裳！”
……
我喜欢这种闹嚷嚷乱糟糟的场面，这时候的村庄赶小集似的热闹。像我这种五六岁的小孩儿，在人群里窜来窜去，高声喧闹，图人多热闹。而平时闷在家的女人们，她们一心操持着家里的事，男娶女嫁，置置换换，添添去去的，哪能离得了那些针头线脑的零零碎碎儿呢？在合作社（供销社）买不到的尕七流猴儿，货郎这里应有尽有。顶针秃了，洋针断了，头绳细了，抹头发的桂花油没了，还有，哪个怀春的少女的内心深处，日夜萦绕着这个能说会道的小货郎的身影。
货郎，这个走乡串镇的“游侠”，这当儿就成了村庄女人们时时期盼的“香饽饽”。这个时候，丑的俊的，高的矮的，白的黑的，胖的瘦的，看吧，全村的女人们，就有了聚在一起的由头，她们像老槐树上那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围着那个盛着百宝的货车子打团儿。我村时常有大姑娘跟货郎“跑了（私奔）”的事情发生。
南墙根儿晒“老爷爷儿（太阳）”的几个闲汉对着女人堆儿指指点点：瞧瞧，那个比人家高一头的细高挑不是“打枣杆子”大臭家么？那个小巧玲珑面似桃花的不是“小点点地”逮住家么？那个婶子大娘叫个不停，“没有掉到地下的呱（说话让人听着舒服）”的媳妇不是“小蜜罐儿”金子家么……我们这里，一般过了门儿的媳妇，不直接叫她们的名字，她是谁的老婆就叫“谁谁家”。比如，五婶子灵芝儿大家都叫她“老五家”。况且那些吃饱饭闲得没事儿的庄稼汉，给每个媳妇家都取了外号，比如金子的媳妇因为嘴甜，大家都叫她“蜜罐儿”。
祖母换了两根大洋针，几根缝衣针，一只线轱辘和一只铜顶针。还顺手给我抢了一包糖豆。
直到几年以后，我村混外的大臭突然回家，当他骑着“嘉陵”牌摩托车突突突地经过村里的时候，大家都惊讶地睁大了双眼。那个时候，自行车还是很稀罕的东西，摩托车更是稀奇，我们这些小孩儿跟在摩托车后尖叫着兴奋地追赶。姑娘们则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这一切，那种眼神里充斥着神秘的好奇和探索。
要说大臭这家伙，以前是村里出了名的“混子”，在生产队的时候，勉强混工分混日子，后来，包产到户实行联产承包，他得惰性就暴露无遗了。他地里干活不安生，荒草连天，在家家都开始有余粮的时候，他则连饭都混不上。以后干脆出走，在村里消失了。
当他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他披散的长发，拉风的皮衣，精致煽情的小胡子，突突疾驶的摩托车，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据说他在一个叫深圳的地方混了几年，成了气候。他回来的时候，从大皮包里拿出一大堆电子表、气体打火机、计算器给村里的年轻人兜售，电子表二十块钱，打火机五块钱，计算器五十块钱。年轻人喜欢时髦新鲜，他带来的这些玩意儿特别受欢迎，不长时间便抢售一空。自此，大臭经常不知从哪里鼓捣来更多稀奇新鲜的东西，四处走乡窜卖。从那时起，摇着拨浪鼓的货郎再也没有出现过。
三
母亲经常做梦，她很少睡一个踏实的觉。也许常年起早贪黑地忙碌，已使她的植物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她昨天说梦到家里盖起了大房子，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个气派！今天她又说梦到我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欢天喜地地把我送出了村口。过了几天她又说梦到爷爷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全家还大摆宴席庆贺了一番。
母亲的梦很简单，一年四季，她只想把公婆伺候好，让孩子们健康地成长，让父亲安心地上班，把瓮里的口粮节省再节省。而我的梦更简单，我只想冬季里有一件涤卡外套，上初中之前，冬天我只有一件大哥淘汰下来的粗布老棉袄，摞着补丁的袄袖子锃明瓦亮，那是大哥和我用来常年揩鼻涕留下的痕迹。
我的梦在上初中的那年冬天，终于实现了。初中要到十里开外的镇里去上，母亲说，不能让我再穿着破棉袄去上学了，孩子大了，要面子了。临近春节寒假的一天，母亲说第二天早上带着我去赶广里大会，家里今年省下了两张布票，顺便扯几尺涤卡布给我做件褂子。我为此激动得一晚上没有睡觉，赶会对我来说是比买涤卡布更为兴奋的事。在那里不光能混上一顿可口的丸子汤、水煎包，还可以看“肘打猴（木偶戏）”、听豫剧、看变戏法的、看玩杂耍的。
广里距离我村七里地，广里大集是逢二（周二）和逢七五天一集。而赶会则是几年才遇到一次，规模比大集要大的多。所谓“会”是“物资交流大会”的简称，届时，会请来外地的剧团和杂技团助兴，临近市县的商贾纷纷赶来凑热闹，各地商品、物资争放光彩，好不热闹。
刚到集市边缘，就听到浪涛一般的鼎沸人声袭来。我恨不得扎上翅膀一下子飞到集市里面去。进得集市，两边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开锅的丸子！”
“豆腐脑、热油条、香油麻汁辣椒油！”
“走一走看一看，新庄的辣椒旧县的蒜！”
“南来的北往的，栽到地里就长的！”
“泰山不是垒的，小牛不是吹的，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想买哪样都不亏的！”
......
我的耳朵眼睛都不够使的，正目不暇接地左右顾盼，迎面走来了我村的三喜哥，他推着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身边跟着未过门的准媳妇。三喜哥热情地跟母亲打着招呼，这辆自行车是我父亲托城里关系搞到的票才顺利买到的，为此三喜哥特别感激。那时候订婚，除了三间大北屋以外，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必不可少，这自行车是最难搞的一件，需要凭票购买，况且车票极难搞到，父亲为他解决了一大心事，能顺利地娶上媳妇，这人生的大事，哪个不会感激？准三喜嫂也羞答答地叫了母亲一声婶子就红了脸。母亲把她拉到一边说了一阵悄悄话，三喜哥趁机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临分别，三喜嫂又从兜里掏出来一瓶“美加净”雪花膏生拉硬扯地塞给母亲跑掉了。
在广里大会上，我的所有愿望都实现了，我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如愿以偿地裁剪了涤卡褂子。不光如此，到了夏天，我还穿上了的确良做的短袖衫，有了一件条绒的裤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上机器织布的衣服，我们统称它们为“洋布”。
以前我的身上，都是父亲和大哥穿旧的，母亲亲手纺织的粗布裤褂。不光破旧，而且像道士的袍子，一直垂到我的屁股以下，袖子需要挽起好几道褶。我常常因为它们的粗劣而感到自卑，当别的同学都穿“洋布”衣服的时候，我还穿着破旧的粗布，我有时由自卑产生了愤恨，我恨家里的穷困，恨父母没有本事，恨同学们时常用嘲笑的目光斜视着我粗劣的衣服，我恨因为没有洋布衣服穿，怕失去我“稀罕”的小闺女二丫，要知道，二丫也很“稀罕”我。
人就是这么奇怪，那时候觉得机器制造的东西都是好的。就连机器压制的面条，我们叫它挂面，一根一根精致地包在一个纸筒里，吃在嘴里顺滑可口。机器制造的那种长型馒头，也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如果偶尔吃上一回，我会在别的小孩面前炫耀好几天：“我吃过高装馍馍，真香！”
如今想想，多么可笑。现在人的喜好，正好来了一个大反转，纯棉手工粗布、手工馒头、手擀面条，逐渐成了富豪们的奢侈品。是呀，再好的衣服，能比得了母亲亲手纺出来的粗布养人吗?再精细的面条，能比母亲亲手擀出来的筋道吗？我的母亲，她的这个不孝子孙，竟然曾经恨她没有本事给他置办新衣服！
多少个夜晚，当别人从睡梦中醒来，母亲依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左手摇动纺车，右手随着纺车悠长的哼唱，牵出一丝悠长的银线。她的右手举起又落下，她举起的，是一大家子的柴米油盐；她放下的，是对生活所有的委屈！几多功夫，母亲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缠在一只线穗子上，她晃动的影子映在墙上，纺车嘤嘤地吟诵着对生活的念想。
四
我家是第一批因父亲的工作，适合政策转户口吃上“国库粮”的。这在当时的我村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乡亲们羡慕地看着一辆解放牌汽车把我们和家具带出了村子，搬到了县城。随着我们搬来的，还有我的祖母，那时，祖父已经因病去世了好几年。从此，我离开了我的故土，离开了我稀罕的二丫。
搬来之前，我对县城最初的印象，是公共浴池和百货大楼。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的缘故，每年春节临近，我们兄弟三人就会来县城，让父亲带到公共浴池把身上积攒了一冬天的油泥褪褪。公共浴池在县城中心榆山路中段老一中西邻。和百货大楼隔着一个十字路口东西相望。
公共浴池开放时间是男女交错开的。每周一三五浴池大厅的黑板上写有“今天男同志洗澡，”二四六写着“今天女同志洗澡。”我们必须赶在男同志洗澡的那一天到县城。在浴池里，我们很少见过那个场面，整间封闭的大屋里热气蒸腾，人们赤条条地来回走动，每个人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都剥去伪装，“赤诚相对”。有人嘶嘶哈哈地用脚伸往池水，试探着热度，然后整个一出溜泡在水池里，不时发出一声舒服的惊叹。由于屋子高大宽敞，说话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
我们兄弟三人羞羞答答，畏手畏脚地泡在池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搭无一搭地往身上撩着水，不时相互对望一下，忍不住呲呲呲地笑。等泡透了，父亲拿着一面绞了水的毛巾缠在手上，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把老大从池子里提溜出来，一只大手缠着毛巾重重地擦在大哥的后背上，每擦一下，大哥身上的油泥簌簌簌地落下，留下一道道红印。到最后，大哥通身就像一只红透了的胡萝卜。我和三弟有点犯怵，不知能不能承受父亲重重的手法。我俩就像待宰的羔羊，胆战心惊地等待接受“刑罚”。等轮到我的时候，我的胆怯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觉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父亲每擦拭一下，我就感到有通透的舒服，我闭着眼睛就能猜得出，身上的油泥并不比大哥的少，每被父亲擦掉一层，我就觉得仿佛卸下千钧烦恼，等我也像一只胡萝卜似的站起来的时候，感到一阵阵的轻松袭来，有了困意。公共浴池的票价并不贵，不是八毛钱就是五毛钱，记不太清楚了。
百货大楼是县城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四层的大楼，座落在长途汽车站的东临。里面白天黑夜都灯火辉煌，地面就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楼梯的扶手像母亲的和面缸那样滑。手表、自行车、电视机、高档衣服应有尽有，辅食点心花样繁多。柜台里面的营业员，漂亮得像一个个仙女。只有看到百货大楼，才知什么是天下之大；只有身处百货大楼，才知什么是“不知何处是他乡！”我们兄弟三人，兴奋得楼上楼下的跑，听着破布鞋敲打在地板上的啪啪声，我们感到自己已经成了这里的主人。虽然没有钱买东西，但是我把百货大楼里所有的商品都装在了心里带回了家，足够对二丫吹上一阵子了。之后，父亲带着我们又去了国营“胜利理发店”理了发，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我记得是《高山下的花环》。
多年以后，我和父亲时常谈起这些事，他总是叹息“那时候穷啊，没钱给你们买多少东西。”我安慰父亲，他已经给了我们当时最好的，我们很快乐。我知道，他喜欢看电影，但即使常年在县城工作，他一次也没舍得花钱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给他买了DVD和很多军事题材的影碟，父亲是军人出身，他喜欢看这些。再后来，我又给他买了电脑，装上宽带，在“爱奇艺”注册了个VIP，想看什么电影都能搜到。
五
母亲的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我考上大学，也一一实现了。可是，即使搬来县城多年，母亲还是住不习惯。正好表姐嫁到我们那个村，她总是隔三差五被表姐接去乡下住一段时间。
每次回来，她都止不住慨叹，合作社（供销社）前面的野草能漫到膝盖了。“早些年那么红火的合作社，唉！”对于供销社，我哪能不知道，我家还没有搬到城里的时候，自从大臭倒腾起买卖开始，供销社就预示着式微的结局。后来，大臭在供销社旁边开了个代销点，卖的东西品全，价格低，还搞了个什么优惠券，有些东西买二送一，买五送三的，引得乡亲们乐颠颠的把钱都花到代销点里。
从代销点开业那天起，我就很少去供销社买过东西。我听出来，母亲的叹息里，不仅仅是对供销社没落的惋惜，还满含着对失去岁月的一种留恋，对旧事、故人，对家乡的一种浓情。
我怕乡下条件有限，母亲又患过脑血栓，劝她不要老往乡下跑。她眼神里对我一千个不齿。“都是苦日子过来的，咱哪有这么矫情，以前啥苦没吃过！”她说，趁还能动得了，能回去就回去看看，越来越老了，回去一次少一次。
每次回来，她都给我带回不少村里的新闻。说着说着她又叹息起来，她说，小（当地对儿子等晚辈的昵称），你说现在的人咋变成这样了！钻到钱眼儿里出不来了都。自从我的女儿降生后，母亲很少叫我的小名了，她说，二二的多难听，你有了孩子就成大人了，以后不能叫你二了。其实，我倒是觉得叫小名亲切的很呢，在母亲面前，再大不也是个孩子啊！我笑着问，娘，这是怎么了又。她说，就说翠芝那媳妇吧，早先刚嫁过来的时候，那么老实实在的孩子，现在啊，可了不得了！见谁坑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母亲说着就摇头，眼神里满是一幅不可思议的样子。
原来，翠芝在村里开了一家小超市，开业的时候，翠芝请了村里所有能请到的人前来祝贺，包括有头有脸的，有钱有路的，打工建筑的，无所不及。翠芝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超市开的红红火火，生意兴隆。
母亲给我讲了她见到的几个事例，因为超市就开在村子的中央，位置极好，闲时候，村民们吃完饭就去超市旁边聊天打发时间，超市一时间成了村民们有意无意聚集的地方。母亲听说村支部的所有招待、活动都在她这里拿货，村干部们每到这里拿货，这小媳妇都是慷慨大方地送两盒好烟。还有一次，母亲说她亲眼看见，村里在北京工作又落了户的小玲，回来探亲，本想着在翠芝超市里买点东西，你猜翠芝怎么着，不管人家小玲愿不愿意，把安慕希呀，芝麻糊呀，十全大补精呀，露露呀啥的给人家搬了一大后备箱。人家就是串个亲戚，至于要这么些东西吗？这不是坑人这是啥？人家小玲再有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小玲一看都搬到车上去了，只有付钱的份儿。把人家当傻瓜似的，人家要是傻，还能考到北京工作？不好意思跟你挑明罢了。母亲自言自语地说。母亲还说，自从翠芝超市开起来后，大臭家的小卖铺就关门大吉了。
“还有一次”母亲的话匣子打开了，她喋喋不休地向我絮叨，她说你桂花婶子那次带着小孙子去超市玩，正好超市门口新摆了一架供小孩玩的摇摇机，就是投一枚硬币骑上去就唱歌和摇摆的机器。小孩坐了三次还没玩够，哭闹着继续让桂花投币。你桂花婶急了，责怪翠芝不该摆这么个东西，引诱孩子乱花钱。母亲说，你猜翠芝说啥？她说你桂花婶没钱玩不起，以后别带孩子来！你说乡里乡亲的能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钻钱眼里是啥？再说，你弄个这玩意儿摆超市门口，谁家的小孩能经得住这个摇摇机？这不是坑钱是啥？母亲边说边叹息，人心不古，世道把个老实的翠芝变成了钱诓子。
对于母亲说的这些事，我只能从侧面慢慢地开导她。我说，您老这么大年纪了，生这些闲气弄啥。再说，做买卖嘛，只要不犯法，使用一点小手段也不是不可以呀，翠芝摆个摇摇机没错，这样能招揽生意，增加人气，还能赚点小钱。带孩子去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自愿的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小玲的事，翠芝做的是有点过火，但是农村嘛，不和城市一样，农村做买卖，存在着“杀生”和“杀熟”的套路，小玲以前在村里生活，算是熟人，但她又在外多年，算是生人，这杀生和杀熟都让她赶上了，不“杀”她“杀”谁？我说着说着，哈哈哈地笑起来，母亲也被逗笑了，她一刮子拍在我后背上，装作愤怒的样子说，就你歪道道多！（注：本段摇摇机故事大意取自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
我接着揶揄母亲：“娘，您不是也经常被忽悠着花钱嘛！”母亲撇撇嘴说：“我啥时被忽悠过？我才不上这种当！”我说，这益康超市每次搞活动买东西送鸡蛋，您哪一次落下过？每次天不亮就去排队领鸡蛋。那都是让您主动乐颠颠儿的去花钱的！母亲说，那可不一样，城里的超市我谁也不认识，人家白送鸡蛋，哪有不要的，他们坑我没道理。
说到这里，对于这个倔强又善良的老太太，我也不多解释什么，她有她的理解方式，对于城乡的人情世故和经营思维，她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念。我非要跟她老人家解释，什么城里是生人文化，乡下是熟人文化啥的，她也理解不到那个深度。其实无论是乡下翠芝超市的摇摇机，还是城里益康超市的送鸡蛋，这都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促销手段，对于母亲，你非要她接受你的理论，那可能吗？只要她老人家高兴，比什么都强！
说到消费，就不得不言商。人们从以物易物最原始、最朴素的交换开始，逐渐演变为一场因商业利益而延续的争斗。千百年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入了太多文人的视野。它被称之为“奸”，被形容为无利而不往。文人赞美它，因为它内涵着智慧的光芒；又批判它，它有时又包罗着人性的复杂。文人们的暧暧昧昧，更加剧了人们恨商斥商而又趋商谋利。恨它，跟它划清界限，却离不开它；和它亲密往来，却又时刻提防。马克思曾用“一只绵羊等于两把斧头”的例证发散开来，深刻诠释了它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六
“梅（我妻子的小名）啊，我那个保温杯盖子坏了，超市里买不到，你看看网上有卖的没？”
“梅啊，我褂子上的疙瘩纽扣坏了，你看看网上有卖的没？”
“梅啊，我的洗衣机过滤网坏了，你看看网上有卖的没？”
前些日子，自从妻子给母亲介绍了网上购物后，她一缺少稀奇古怪的物件就求助于妻子。老婆信誓旦旦地对母亲说，妈，除了买飞机，我啥东西都能从网上给您买到！母亲半信半疑，真有这么神？那咱家的电饭煲内胆坏了，扔了怪可惜，你能买到内胆吗？妻子去厨房查看了电饭煲的品牌和型号，淘宝一搜，马上OK下单了。不到三天，内胆就来了，按上后完好如初。母亲惊的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此，母亲算是“赖”上妻子了，妻子也是乐此不疲，为了母亲开心，她巴不得替母亲做些事情呢。
妻子对母亲说，妈，您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现在又时兴带货直播啦。她依次打开卖酒的、卖花的、卖包的、卖虾的直播室给母亲看，里面的人一个比一个卖力地吆喝。把母亲看得嘴张得老大，直呼不得了了，都成精了。老婆又打开一个吃货直播室，里面有人抱着个猪头大啃。惊得母亲直呼这人是个“彪子”。她的担心又来了，照这样下去，那一个个的超市以后还不得关门？
母亲好长时间仍是一脸不可思议地感叹，现在的人多能吧，戏文里说，以前皇帝为了讨得媳妇的一笑，费了老大劲，花了好几天的功夫才从南方弄来荔枝，皇帝都难办到的事，现在只一部手机，咱平民百姓就办的贴贴的好。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老婆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就是啊妈，那您可得好好活，好好享受现在的好时候！母亲一脸满足地说，好好活，好好活，争取活过一百岁！
不过，母亲之前看到翠芝超市的套路后，老是担心上当受骗，每天都驾着十二分的小心。可最终有一天，母亲还是中了套路。那天她和邻居家的陈阿姨出去散步，来到广场看到一大群人围着一辆汽车看。车上一大堆棉被、枕头、床垫啥的。有一个男子拿着扩音喇叭站在车斗大声吆喝，大喊着车上的东西都是治疗腰疼的神奇之物。“大爷大叔大婶大妈，看一看我们的最新科研产品了，您买了我们的床垫，只睡三天，不管您多少年的腰疼病，三天包您全部治好！看见这枕头没？您失眠不管多严重，只要枕上这玩意儿，倒头就睡！再看这被子，它能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胃疼、咳嗽一盖就好！”
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和失眠的毛病，经这一忽悠，她也禁不住驻足听起来。越听越觉得自己的病有希望，越听越觉得赶紧买一套。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来到她面前，阿姨阿姨的叫的那个亲，她说，这些产品是经过专家认证的，经过千万个病例证实的，确实是一款难得的好产品。她说马上就要预订完了，快没货了，她专门为母亲留了一套。原价一万多，母亲如果想要，三千五亏本白送了，就当病好了给传个名，还白送一个洗脚盆。
母亲哪能经得起这般忽悠，她完全被洗脑了似的，晕晕乎乎就买下了这套产品。立马就有人帮着送回家拿走钱，等我知道后为时已晚。母亲迫不及待地铺上买来的这些东西，只睡了两晚，腰疼病更严重了，等我和妻子接到母亲电话，赶去她那里的时候，撕开被子一看，里面都是劣质的线套，至于枕头和床垫只是些劣等塑胶制成。我们立马把这些东西撤换下来扔到凉台。等我们赶到广场，那里已经是人去场空，毫无踪影。这样一来，母亲等于花了三千五买了个木头洗脚盆。
把母亲心疼的差点大病一场。我们只好不停地安慰母亲，三千五就算买个教训吧，只要对身体没有形成伤害就是万幸。妻子日夜陪了母亲好几天，她不停地用精神胜利法安抚母亲：“这点钱算什么啊妈，你这还是轻的，那谁谁家的孩子玩游戏就在网上让人家骗走十来万，那谁谁家的爸爸，在网上买那什么保健品就花了好几万也不管用！”母亲自此才算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套路了。
自此以后，母亲逢人便以她的教训为例，千叮咛万嘱咐她那些老姐妹，要小心呀，要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呀，千万别相信什么百病皆治呀，有病就去医院呀！看吧，这万恶的骗子，把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斗志给激起来了!
七
祖母去世时高龄九十五。年轻时坐月子落下病根，母亲嫁过来之前一直病病殃殃，是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据说母亲来相看家里的时候，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但母亲还是毅然决然地嫁到了这个穷家。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家里的农活全落在母亲身上。母亲极尽所能地照顾着这个家，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公婆，自从来到这个家后，祖母的病奇迹般地慢慢好了起来，并且身体越来越硬朗。
祖母一直说是母亲给她带来的好运，搬到县城后，母亲怕祖母适应不了，有空就陪着祖母出去走走。我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画面，一天我放学回家，远远在离家不远的小路上，一个中年妇女搀扶着一个老妇人慢慢地走着，夕阳照在她们的身上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她们在低声说着什么，看起来是那么亲密，除了我以外，路人都以为这是一对母女。这是我的母亲和祖母最常见，最真实的剪影。
祖母临终时拉着母亲的手，她颤颤巍巍地对母亲说，兰（母亲的小名）呀，这个家多亏了你，咱娘俩一辈子没红过脸，处的像亲娘俩一样，我早拿你当闺女看待了！咱家不是官宦家，也不是富贵家，可我这一辈子知足啊，看看这一大家子孙男娣女平平安安的多好，儿孙孝顺，热热闹闹，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呀！母亲抚摸着祖母花白的头发，抽泣着说，娘，你别瞎想，好好活着，咱娘俩还没处够呢！
十四年后，父亲因病去世，在安葬完父亲后回家的路上，妻子红着眼睛对我说，以后你要多上上心了，我要多往妈那边跑跑，妈这一辈子缺个女儿，爸走了，她心里更孤独了，就让我权当个闺女孝敬她吧，这样妈心里还能安慰些。我听后，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使劲地点了点头，紧紧地攥住了妻子的手。
我亲爱的妻子，她平时何尝不是把母亲当做亲妈呢？她延续了母亲的善良和孝道，把大好年华都献给了这个家。在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又一次看到那个多年前的剪影，妻子搀扶着八十多岁的母亲，在夕阳的余辉下慢慢地行走，夕阳照在一老一少两个人的身上，散发着金子一般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