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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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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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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信《红蜻蜓 蓝蜻蜓》 ——我的童话时光连载之一

祖母树

我久久地站立在后院的两株桂树下,想方设法攀折桂枝。

桂树是祖母的宝贝,她从来不准我随意攀折。祖母老是说:“不爱护花木的男人,长大没出息。”

我并不以祖母的话为真,我跟父亲在野百合山谷的路上,就看见父亲摘过一朵娇艳的山里红,放在鼻子边吮吸。

祖母一辈子没有攀折过花木,不仅是后院的那两株桂树,包括路边的所有花草,祖母都绝不攀摘。一场大病却把祖母送上了黄泉路,如果用屋后的桂枝做药引熬汁喝,祖母还可以延缓几天生命的,祖母却宁死也不准折桂枝做药引。

遍体浮肿的祖母,临走前还拉着我的小手叮嘱,如果想祖母,就看看后院的桂花树。我却始终解不开其中的隐情,祖母怎么会视桂花如命呢?

祖母走后,母亲变得日见憔悴。一天,母亲又移来了几株小桂树,挨着那两株亭亭如盖的桂树栽下。

祖母没有姓名,叫张王氏。小时候听祖父讲,祖母青春焕发的乳名,好像与桂树有关。

在野茶灞,祖母辈以上的女人都没有名字。她们像一束束山野之花,长到一定的年纪,便被一顶花轿移栽到某个地方,开花。结籽。衰老。枯萎。

我来到后院观看花香飘溢的桂树。后院的桂树已逐渐生长成林。母亲的两鬓早已花白,好似祖母坟头萋萋绽放的小白花。

在这个世界上,花朵与人类的因果关系,恰如母亲和儿子血肉相连。一朵花生长在大地上,无论美不美丽,香不香艳,都是大自然的赐予。折断一枝花,恰似扼杀一个人的生命。你随手攀折花木的声音,对大地微不足道,带给花木的却是生死离别。

也许,在母亲的心里,那两株桂树,就是祖母和她本人命运的象征……

祖父之死

祖父死的那天晚上,雷电轰鸣,风雨交加,瓢泼大雨下得天昏地黑。祖父安详而平静地躺在门板上,熟睡似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靥。祖母和母亲跪在地上,呼天抢地的嚎哭着,父亲呆呆地站在那儿,木雕似的,一言不发。

祖父在开春后感觉身体虚弱的,他一直没有把这事告诉家里人,比以往更殷勤的为家中事儿操劳。空闲的时候,他就在房前屋后转圈子,实际上暗暗为自己选择死后安居的阴宅。祖父曾说过,凡有阳宅的地方,必有阴宅。

祖父非常信奉风水,他说只要祖坟风水选好了,后人可以发三代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自己墓穴的选择,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想离儿孙们太远。太远了,年头岁节也难得见上一面,更不用说在坟前多逗留。祖父是既现实且宽容的人,哪怕死后,他也不愿为难儿女们的。

偶遇天晴地和的好日子,祖父便会坐在院坝的躺椅上,一边晒着一天天离他遥远的太阳,一边看着匍萄树和野枇杷树茂盛的枝叶挂果,脸上露出不易被人觉察的微笑。祖父明白,他的生命不可能再像那些蓬勃生长的树了,那些树即使在冬日冰雪覆盖下枯萎,来年春天的阳气会将它们吵醒。而他本人,面对的将是-抔黄土,从此远离自己的儿孙,在另一个世界独行。

父亲发现了祖父的异样举止,祖父已濒临死亡。那时已是炎热六月时节,乡里人说“有福之人六月生,无福之人六月死”,是从季节上说明六月高温炎热,尸体腐烂快,让儿女们很难按常规操办丧事,不得不草草入土安埋。而祖父一门心思等待的,竟然就是这样炎热的日子。

那天,祖父叫父亲来到屋后的果园里,指着苹果树林中的一块低洼之地,说这块地我已看了好几十回了,主脉线与我们的屋基是对称的,还说这里前临诺水河,后倚金银坪,左仗文笔山,右傍仙人嵌,荣华富贵,从地理上讲都齐全,死后葬在这里就满足了。

祖父说完后怕父亲不明白,又亲自下到那块洼地里,挪动着滞重的身子,反复调整姿势躺在里面,让父亲注意看准下棺的位置。这时,父样才发现,祖父早已在那块洼地上挖好了棺木的框架。看到这里,父亲的泪水便再也止不住。

祖父非常平静地从墓穴地上吃力地爬起来,再三叮嘱父亲说:“我死之后,只穿一套寿衣,用那副薄板材装,一天一夜之内必须入土,腐烂得越快越好……”

祖父说这话时,口气是严厉而权威的,他知道父亲一生最敬重他,对他的话是百依百顺的。祖父给父亲交办好后,回到家里便一病不起,拒绝吃药,饭食不沾,不到三天,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按照祖父的嘱咐,草草地操办了祖父的丧事。祖父下葬那天,父亲一步一叩首的嚎啕大哭,让板板桥人为之惊诧。祖父下葬后,父亲郁郁寡欢,整整在家病了大半年。

父亲后来每次说到祖父的死,便泪流满面,总是责备自己,对不起辛苦操劳一辈子的祖父。也不该听祖父的话,那样草草地就安埋了他。其实,祖父有些话也没有给父亲挑明,而父亲也从未把那层意思捅破。

父亲总是在人前人后自怨自艾,他也有不可言状的苦衷。

  羞涩的歌

母亲16岁生下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那时,母亲还只是个孩子。43岁那年,母亲又生下了我。生第一个孩子时,母亲是一个年轻的孩子。生最后一个孩子时,母亲已是一个中年妇女。

母亲在这两个时期,显得最兴奋最羞涩。

母亲究竟爱不爱唱歌,我已很少记忆。懂事的时候,母亲的头发已开始斑白,即使想唱歌,也找不到三十年前银铃般的歌喉了。父亲经常挂在口上的一首山歌,我隐约记得,那是母亲年轻时最爱唱的山歌:

桃花红在脖子上(哈),

蜜蜂落进了花芯子(也);

太阳躲在云雾中(啊),

妹妹的相思在哪里(哦)?

……

祖母曾对我说,母亲年轻时是野茶灞出名的金嗓子。因此,我想象母亲在草长莺飞的二月吟唱山歌。也许,正是她那清脆的歌喉,让一望无际的包谷刹那间疯长。

“快快收割,快快收割。”布谷鸟催促着。母亲说鸟的叫声还有一层含意,是母亲对流浪在外游子的呼唤:“快快归来,快快归来。”

父亲做了“十二品正官”的生产队长,整日里忙得一头焰火,根本无暇顾及家务活。遇上不顺心的事情,还少不了对全家老小黑嘴嘟脸发脾气。

当然,父亲偶尔也有舒心的日子,每逢那个时刻,他便会学狗叫,撅了屁股趴在地上,让我骑在他身上,吆喝着当马骑。可惜这样的日子太少了。母亲便成了家中风风火火撑持门面的人。

母亲却总让我们对她的言行颇有微词。母亲扛起了全家的重担,她最恨我们看书写字,偷着懒少干活儿。有时,她甚至厉声叫骂我们:“日妈的,一天到晚看书写字,长大要当官吗?”母亲严厉的叫骂声,无法阻止我们对书的痴迷,却或多或少刺激着我们跳出农门的决心。

最终,大哥考上中专,跳出了农门,应验了母亲的那句善良“责骂”。

而今,母亲已垂垂老矣 . 记忆依然清晰,每每谈起过去,她都要流下激动的泪水。母亲已经80多岁,她在用记忆重温往昔的故事,并感受岁月或多或少的厚待。

十二品正官

父亲一生担任的最高职务就是野茶灞生产队队长,属于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农民官,我的长篇散文体小说《风流板板桥》,称之为“十二品正官”。其实那是无品级的,我这样称呼,除了文字上的喜剧效果外,更多的杂夹着对父亲的深厚感情。

父亲从20岁开始干贫协委员,到他60岁时主动从生产队长挪下来,干了整整40年。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到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堪称现当代农村生活的活字典。可叹我未能写出几篇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我这个舞文弄墨的儿子最大遗憾。

对父亲的印象,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那时我已经三四岁,从那时起发生的事,脑海中基本还有记载。其时父亲已干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刚刚脱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我出生那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热潮已席卷神州大地,小小板板桥虽偏僻遥远,也未能逃脱革命小将的折磨。父亲属于“当权派”,属于小将们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造反对象。父来虽大字难识一箩,但脑袋特聪明,反应很灵透,自幼炼得铁嘴一张。就是那张铁嘴,却为他闯下了包天大祸。

那天,他参加由小将组织的批斗会,接受再教育,生性倔傲的父亲在沉默后,用毛主席语录进行反抗,他引用的语录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在激动和慌乱中,父亲却未能诵读原文,而且用家乡的土话,他用土话讲的大意是,凡敌人那样的,我们就要这样。凡敌人这样的,我们就那样。那些惯抓辫子的小将们,当场便以篡改毛主席语录罪,将父亲打成现行革命分子,关进公社的土牢。

身陷土牢的父亲并不因此低头,他与小将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争斗。他反复讲毛主席的语录他是千万个拥护的,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怎么会篡改呢?那些小将便用木棒砰砰敲打他的脑袋,让他低头认罪,父亲的脑袋被敲打得蜂窝煤状,他仍然不低头认罪。

最终,父亲在土牢坚持九九八十一天后,被小将们无可奈何释放了。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件事之一。他多次给我们讲到这件事,说如果害怕挨打,违心承认了错误,那才真对不起毛主席呢。

另一件父亲引以为豪的,是他激流勇退不再当生产队长。父亲提出辞职时,乡上曾苦苦挽留他,他认为自己经历的多是阶级斗争,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让脑袋好使的年轻人干,效果比他好。父亲的选择是明智的,家乡的发展也是快速的。父亲私下曾对我说过:“再大的官也有尽头,何况生产队长。”

父亲经常自责,他当生产队长四十年,论公,他很多地方愧对父老乡亲;论私,他有负家中父母妻儿。对前一种反省,我们有理由为他辩护,对后一种自责,我们却多少有些微词。父亲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对大哥他也只尽到哺育的责任,大哥从读书那起直到走出板板桥,父亲没有过问过一次学业。我从小学读到高中,正彷徨前途时,他也只扔给我一句话:“成蛇的钻草,成龙的上天。”

父亲撒手离我们而去时,才67岁,这原本是一个夕阳无限好的年龄,无情的病魔却攫去了他的生命。父亲病危时,大哥去医院看,告诉他因遭遇百年不遇的干旱,要日夜指挥全县人民抗灾自救,重建家园,不能为他送老归山。父亲听后异常平静,什么也没说。父亲是最理解大哥悠悠赤子情、拳拳报国心的明白人。

回到老家的当晚,父亲撑着最后一口气对我说:“我这一生,好事做得不多,绝没有干过坏事,没有给你们丢脸。”握着父亲冷冰的手,我的泪珠辟辟叭叭地直往下掉……

山路弯弯

当大哥怀揣大学入学通知书,最终走出才子潭的回水沱,走过板板桥的弯弯山路时,注定他与板板桥脱离直接的隶属关系。

大哥生于建国前夕,是名符其实的共和国同龄人,作为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家庭长子,他是当之无愧的宝贝圪瘩。但是,大哥才满10岁,母亲已一连串为他生了五个妹妹,最后生下了二哥和我,凑成了八个兄弟姊妹的庞大阵容,也注定大哥必定成为苦命的“出头椽子”。

10岁以前,大哥没有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穿一件像模像样的衣服,只是一种奢望。大哥读书时,家里实在没有买书包和纸笔墨砚的钱,祖父连夜为他编了竹提篮,权作书包。祖母为他削了一把竹签,充作蘸水笔,用于写字。因为有五个妹妹紧随其后,嗷嗷待哺,痛爱大哥似心肝的祖父祖母,也不得不转移视线为众孙女操心。而大哥读书回家,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妹妹,背着妹妹写字、读书已成为大哥的必修课。

大哥后来常对我说,因营养不足,他满10岁时,只有五六岁孩子的个头,人小体弱实在难以照顾好妹妹们,以至背在背上的妹妹哭他哭,睡在地上的妹妹哭他也哭。大哥讲这些的时候,引得他的孩子和我的儿子不以为然。在孩子们眼里,那个时代犹如天方夜谭。

大哥10岁那年,家里就开始托人张罗着说媒,想让野茶坝王家的幺姑娘作大哥的“干女子”。却遭了王家人的白眼,“张家穷得连祖宗的脚印都没得一块,哪个女子瞎了眼嫁他。”祖母为此事伤心不已,望着因生活艰辛而身体发育迟缓的大哥老泪纵横,可即使流干泪水,又怎能改变家境贫困的境遇。

好在人小志气高的大哥自蒙学伊始至初中毕业,始终是板板桥数以千计学子中的绝对佼佼者。尽管他初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穿的是老师借给的大裆裤,裤子肥大得足以让大哥双腿伸进一条裤管。大哥读初中时,是我们家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十多口人的大家庭,连生活都异常困难,送大哥读书已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不得不牺牲两个姐姐的学业,以确保大哥学业得以为继。按照父亲的理论,大哥若不能顺利升学考入中专,等待他的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大哥只用两年便读完了三年初中的课程,16岁那年,大哥升学考入中专,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梦想。

中专毕业后,大哥原本可以分配在省城一家科研所工作,他思乡报国心切,毅然回归故里,却阴差阳错的走进了区公所的大门。大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干部干起,从乡政府、区公所、县政府、县委一直干到市委,成为为政一方的父母官,继而走上厅级领导岗位。为政四十余年,大哥信奉的人生信条只有“求真务实”四个字,正是因为此,人民才给予了他这个山民之子相当的权力和地位。

40岁那年,大哥出任通江县县长,在他宣誓就职那天晚上,他写下了豪迈诗篇:

“看人生,不因进喜,不因退忧,或进或退,皆将事业重如山,一身正气,处处为国奉赤胆;

待前程,莫以官荣,莫以民辱,能官能民,都视利禄淡如水,两袖清风,时时向党献忠心。”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为能做父老乡亲的孺子牛而自豪和荣幸。”大哥曾无限深情地对我这样说道。

也许,大哥一生中最觉得遗憾的就是,父亲去世时,他不能亲自送老归山。作为儿子,他对父亲虽没有尽到孝道,作为全县人民的“父母官”,他对党和人民是尽到了忠诚的。自古忠孝不两全,大哥是亲身经历过了。作为长子,大哥与父亲的父子之情是深厚而特别的,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选择的却只能是“公而忘私”这四个力透纸背的字。从大哥的身上,我读透了一个真正的血肉丰满的“父母官”的品质。

其实,大哥原本是一个极赋才气的文学爱好者,倘若他不从事政治,而钻研文学,早已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政务的繁冗与桎梏,掩埋了他天才的文学禀赋,虽然他忙里偷闲,出版了脍炙人口的诗词集《公仆楼诗抄》等多部著作。

我知道,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板板桥走出的泥腿子,大哥能干到今天的份上,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幸运的。因此,我也才真正明白,他为什么始终对故园山水,对故乡人民满含赤子之情。

大哥的大半生虽谈不上波澜壮阔,却历尽艰难苦恨,绝对可圈可点,可歌可泣。

一种过程

弄清楚我们张氏家族的谱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祖父在世时,这件事便一直挂在他的嘴边,可那时家族中实在没有几个人能认完一箩筐字。等大哥和我长大通晓诗书时,又都离开了家乡忙着公干。直到祖父溘然逝去,族谱的事情也无着落。

1980年代,时逢盛世修志热潮,《板板桥乡志》编修也应运而生。族叔明海时任诺水河学区的文教视导员,他默默无闻地开始族谱的资料收集工作。

要撰写一个家族的族志,最主要的就是要弄清楚家族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父亲却只记得幼年时的银杏林。母亲说,她刚刚嫁过来时,张家的老屋也才刚刚搭起个架子,四壁全都是空荡荡的,还是她和父亲用了一个冬天才把四壁蒙上了竹篱外衣。

我记事起,张氏祠堂正堂的匾额上,永远便只有那么个“忍”字,那字是大篆体写成的。为写好这个字,祖父用了两斗米,跑了一百多里山路,专门请通江城里的王师爷题的。

最诡异的是我们张氏家族祭祀祖先的仪式,在祭祀的供品上,有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上面,刀刃闪烁着冷冷的光芒。插刀的做法缘于什么,就连祖父也难解究竟,自打他懂得向祖宗作揖磕头时,祭品上就插有一把刃锋闪烁的刀子。

这个疑问一直让我们家族中人争吵不休,大哥后来解释说,既然张氏以“百忍”传家,不正好说明了万事皆忍的深意么?

应该说,大哥是我们张氏家族的承前启后者。母亲说过,大哥出生那天,恰逢一个算命瞎子路过,祖母便要他为即将出世的长孙占卜命运。算命先生酒足饭饱后,用手指掐算后断言,这个孩子的右腿上应该有一个铜钱大的胎记,并说如果长了毛发,说明他天生就是个当官的命。

祖母颠颠地跑进房里,惊炸炸的应证了大哥右腿上的那个胎记,让全家人好一阵欣喜。细心的祖父却发现那胎记上并无毛发,他想请求算命先生指点迷津时,先生早已匆匆离去。

关于胎记的消息,一直被全家人传诵,而胎记上未长毛发的事却缄口不提。直到大哥10岁后,胎记上长出绒绒的毛发,一家人才暗暗松了口气。

撰写族谱之事还在继续,我至今也不完全清楚张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却由此悟出一点道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从无到有,原本无法选择。

只要一切从自己开始,把一切视为一种过程,一种自然轮回,则世间万事万物皆通矣。

作者简介:

张中信:字峰源,四川通江人,经济学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微型小说学会会长、成都市青羊区文联副主席、《琴台文艺》执行主编。曾荣获“全国优秀读书家庭”“四川省优秀青年”称号。出版《风流板板桥》《匪妻》《失语的村庄》《哦,野茶灞那些事儿》《成都书》《通江书》等著作二十余部。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荣获四川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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