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春雨潇潇,忽然想起自己的一册旧字帖。
1971年按农历算是辛亥年。那年二月初一(2月25日),我从皖南天坪山矿区探亲回到彭城,在家整整过了40天,清明后第二天晚上,才乘火车南下离开故乡。返回皖南的行囊中,除了一床新棉被(那是母亲与小姑母两人在少华街院子里给我缝制的“新里、新面、新棉花”的一床新棉被),还有包括《放鹤亭记》拓册在内的好几本毛笔字帖。
在彭城的40天里,我时常到街上几家书店去遛跶。那年,彭城的新华书店位于淮海东路的路北,与路南的“徐州卫戍区司令部”面对面。记得淮海路的这家大书店沿街有五六十米长,逛完一楼还可登上二层三层浏览各种书籍。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书店里除了各种版本的“红宝书”,除了“八个样板戏”的剧照,几乎见不到其它书刊图画。
这家书店是当年徐州城内最大的书店。记得在该书店东边,如今的“双拥城”碑的南面,还有一家仅两间门面的小书店,那几年我每次回到故乡,也常去遛跶。那些年,如饥似渴的我,每回到故乡,或买或借,总想多弄几本书背回皖南那偏僻的山沟里去,以供我从几百米地下爬到地面后,来充填我空荡荡的脑袋。
那个辛亥年的春天,各家书店里都有毛笔字帖,什么《智取威虎山》《雷锋日记》《毛主席诗词》等行书楷书隶书的毛笔字贴。价钱也不高,一两毛钱一本。有一天,我买了几本,准备回到皖南后,下班后在宿舍里“瞄葫芦画瓢”,练一练毛笔字。街上买了几本字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了少华街西头的新华巷,到了姐姐家。姐夫见我买了几本毛笔字帖,有意临帖练练毛笔字,就起身找出一本拓册给我。这黑底空白字的拓册,是苏轼当年任徐州太守时手书的《放鹤亭记》。这本拓册还是姐夫在50年代读中学时,课余在云龙山上放鹤亭旁的石壁上用宣纸拓下折叠成册的。
该拓帖,30多公分高,数米长,折叠成册。自幼,我就喜爱苏东坡的诗文。己酉年分配到皖南工作时,随身我就带有苏轼的一本诗文集。姐夫送我苏轼手迹拓册,我岂能不高兴!清明过后,我就带着它回到了皖南天坪山下。那年夏天,天坪山区暑热难耐,我常常枯坐在“17—5 ”那间宿舍里,面对着苏东坡肥腴的字体,一笔一划地“比葫芦画瓢”。可惜,我过于愚笨,天天面对苏轼的这篇文字,不久我对该篇几段文字,口熟能详,但毛笔字就是提高不了。
辛亥年夏秋,由于经常翻开《放鹤亭记》拓册,折页处渐渐断开,我就从矿区小店买来两张大白纸,比照拓册的尺寸,稍微放大后裁好,然后将拓本分开贴在白纸上,照旧折叠成册。之后,我还在封面上钤上了自己的藏书章,学兄宋从恕1967年在金家巷13号给我刻的那枚半朱半白的藏书章。
十二年后的癸亥年进入7月,沿江江南连日大雨。7月5日清晨,天坪山区暴雨成灾,山洪暴发,董店矿区家属大院洪水滔滔。慌乱之际,我踏着没膝的洪水,急忙将儿子岳母送到董店公社所在高处,再急匆匆赶回矿务局大院,蹚水抢救家中的书刊。那时家中洪水已淹到桌面。书房里的许多书刊都泡进水中,其中就有《放鹤亭记》的拓册。由于是山洪暴发,中午过后,洪水就渐渐退去,但我的损失惨重。
水泡后的《放鹤亭记》拓册,已糊烂不堪,我只好当废纸弃之。虽说,该拓册在我身边消失多年了,《放鹤亭记》该文开篇“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那几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近几年,退休后定居在沪的我,每次到福州路书城去,都会在书法字帖架上翻览一番,想寻到苏轼的《放鹤亭记》拓册,但都是无果而返。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对有些人来说,种瓜是得不到瓜的,种豆是得不到豆的。我这个人,就属于一辈子妄费心机,一辈子竹篮打水的人。
年青时我心高气傲,渴望靠自己苦读苦练,能掌握一些技能。可是,并不知道自己卑微自己愚昧。多年了,以为自己努力,笨鸟先飞,就可以学到并掌握一些东西。可是我不知道,天地间的许多事物许多技能,就如月亮里的嫦娥,不是啥人都能追求到的!
许多时候,我的追求,都不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许多时候,我的努力都是竹篮子打水!年过半百后,我才渐渐的明白,人生在世,不能盲目去追求。追求,是需要条件的,既需要先天条件,也需要后天条件。不清醒地考虑到自身的条件及所处的环境,而去追求,只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苏轼书写的《放鹤亭记》,墨迹肥腴不失潇洒,字体婉转酣畅,真是字如其人。 苏轼潇洒,是苏轼有潇洒的天份有潇洒的条件。看人家挑担子,举重若轻,你能挑上肩吗?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苏轼的书法,岂是你这样愚昧者所能学其皮毛的?高人,就是高人;智者,就是智者,群氓,就是群氓。人,难有自知之明。
窗外春雨潇潇。 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旧物旧事,难免生出上述感慨。特将上述感慨敲成文字,以诔那本已消逝多年的拓册。诔后,且把《放鹤亭记》全文录下,抚慰抚慰自己的暮年心灵罢。□
附《放鹤亭记》全文: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放鹤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