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与铜陵

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洋溢着爱国情怀的诗篇，千古传诵。其崇高的爱国情怀，在皖江中点铜官山也有具体的体现。这要从铜官山江畔“羊山矶”的别名说起。 

除了这个“羊山矶”，古籍上还“阳山矶”、“六百丈”、“大通矶”三个别名。其中“六百丈”在史籍中出现较多。“六百丈”来自南唐人樊若水。

樊若水（943－994），五代时期贵池士人。樊若水曾于月夜绳系羊山矶，然后棹小舟渡引绳至江对岸，测量出此处江面宽六百丈。樊若水私下测量过皖江多处的江面水宽，当涂的采石矶、铜官山的羊山矶都在其中。

樊若水作为读书人，曾赴南唐京城金陵应试，但不为李后主重视。樊若水因此心生怨意，因而转投北宋，向宋太祖进献“架浮桥渡江”荡平南唐朝庭的策略。最终导致了李后主南唐的灭亡。

明代，铜陵有个与《牡丹亭》作者汤显祖过从频繁的佘翘（1567～1612），该人创作的杂剧《量江记》，剧情表现的就是樊若水测量大江水面宽度的故事。

明、清两朝，羊山矶这儿都设有官方的“六百丈巡检司”（见《明史•地理一》和《清史稿•卷五十九•志三十四》）。

“阳山矶”则来自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公元1170年（宋孝宗乾道六年）闰五月十八日，46岁的陆游奉朝廷之命，启程从绍兴经镇江，顺长江乘舟溯流西去，前往四川接任夔州通判，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夔州。陆游在此次赴任途中，除了写作诗歌以外，还按日作记，成《入蜀记》六卷。对于这部游记性质的笔记，陆游本人是相当看重的，曾叮嘱其子将《入蜀记》编入文集。

陆游那时的铜官山这地面，属江南西路池州府。陆游《入蜀记》中，是这样记述池州属县铜陵的：

“（七月）二十二日，过大江，入丁家洲夹，复行大江。自离当涂，风日清美，波平如席。白云青嶂，远相映带。终日如行图画，殊忘道途之劳也。”
    “（七月）二十三日，过阳山矶，始见九华山”。

农历七月下旬，阳历为8月中旬左右。在铜陵长期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立秋后的铜陵，正处在“秋老虎”肆虐、晴热少雨、天空非常明净的一段日子。江面上也只有这段日子能望见百里外的九华山。陆游所记，与铜陵的八月后的天空情况完全紊合。

陆游的《入蜀记》与一般游记散文不同。陆游对所经过山川的描写是多角度的，不仅沿途地貌特征、地理沿革、郡国利病、名胜古迹、地方物产等汇入了他的笔下，而且有爱国情怀的抒发。

陆游，不仅是个大诗人，还是南唐史专家，他对生前两百年前南唐的史事了然于心。所以，当他过了采石矶、阳山矶，目睹了当年樊若水这个贵池人暗测江面水宽留下的遗迹，不免要对这件与南唐亡国直接有关的事件评论一番。

陆游是赵宋之臣，对本朝为了一统天下而荡平南唐，当然是拥护的。然而他对樊若水因不得意，而投向宋廷的行为却不以为然，故再三强调宋朝荡平南唐之举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樊若水个人的举动所能决定的。

陆游《入蜀记》记述这段史实较详细，“初，若水不得志于李氏，诈祝发为僧，庐于采石山，凿石为窍，及建石浮图。又月夜系绳于浮图，棹小舟急渡，引绳至江北，以度江面。既习知不谬，即亡走京师上书。其后王师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不但如此，陆游还在此节之末引北宋张耒《平江南议》的意见，认为宋朝对樊若水应该“正其叛主之罪而诛之”，并评论说：“文潜此说，实天下之正论也。”

陆游时的南宋，面临来自北方女真强敌的威胁。他终生都力主抗金救国。南宋所处的形势，又与两百年前的南唐极为相似——都是以长江为天堑，偏安江南。陆游所处的年代里，尤其需要号召国人忠君爱国、抵御侵侮的精神，所以陆游对樊若水那种行为持批判态度，不足为奇。

陆游曾在《入蜀记》中称誉苏轼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

陆游在大江上指点江山，评说历史，评说樊若水的行为，实在是他昂然爱国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
    陆游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千载之下，不也令神州儿女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