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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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漂泊大半生，难得回老家徐州过个年。我们姊妹兄弟四家，十多口子天天欢聚一堂。年初三晚饭后，外甥女5岁的儿子“毛毛雨”，吵嚷着要点亮纸糊的兔子灯，到街上去。也已是年过半百的弟弟问我：“哥，你可还记得我们家住大坝头的时候，我们也挑灯笼。”
我随嘴回应着“记得记得”，但脑海中半天也没搜索到——童年时与弟弟在大坝头打灯笼的记忆。
大坝头是徐州东关黄河边上的一个老居民区，我九岁之前,父母带着姐姐、弟弟和我，一家五口就住在大坝头的一条巷子里；那时，妹妹创新还没出世。1958年6月，我家就从大坝头搬到西关博爱街南边去了。搬家时，我小学二年级才读完，比我小3岁的弟弟还没进小学。而今年我已是55岁，记性似乎是一年比一年差了。
弟弟说：“住大坝头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晚上过大马路桥，你一手挑着灯笼一手领着我。我黑天过桥都是战战兢兢的。大马路桥那时还是木桥，桥面木板之间裂着长长的缝,还有一个个的窟窿。你挑的灯笼晃荡着，我一步，一步，睁大眼睛望着脚下的桥面，生怕一脚踏进桥缝或窟窿里，掉到河里去”。
听了弟弟这番话，脑海中浮起星星点点残存的印象：残破的大木桥依稀的影子；桥梁下，三三两两站在水边手持长竹竿顶端扎一白布口袋做成的工具，在河水中划来划去捞蜢虫的人影；以及我领着幼小的弟弟夜晚过残破的大木桥时的情景。
黄河，早先是流经徐州的。清朝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而改道北徙山东。不甘干涸，但又失去了上游来水的这条黄河故道也就留在了古城徐州，徐州的老少爷们还是称之为黄河。它从徐州西北的九里山脚下，流入徐州，在古城东南“鸡嘴坝”流出城。它象一条弧形的绸带，穿城而过；将市区一分为二。河上十来座桥梁又将市区连成一体。济众桥和坝子街桥之间的那座桥，就是童年时我领着弟弟常过的大马路桥。近三十年来，不知为什么，这座桥后来改成了迎春桥。
本来就是“五省通衢”之地的古城徐州，在我父亲出世前的上一世纪初叶，随着津浦、陇海铁路的开通及在徐州的交汇，引来了江南塞北广袤的物产，引来了八方客商云集。白云山下火车站外的集市，年趋热闹并逐渐地向西伸展，弯曲着渐渐形成了商贸一条街。
这条弯曲着的商贸一条街，越大木桥，过了黄河，渐渐向西南延伸，一直延伸到小东门内与月牙状的月波街、大同街相连通，全长约两华里。路两旁“中国旅行社”“黄河舞台”、“万通酱园”“同春池”“金瓶梅酒楼”“津浦客栈”等商号店铺林立，是徐州城里当时通到火车站的、唯一的繁华大路，故名大马路。
大马路桥东，紧靠黄河大河堤的那地块，就叫大坝头。我就是在大坝头出世的。
1955年公私合营前，我家靠父亲在大马路桥西开一爿“保兴茶庄”维持生计。“保兴茶庄”就在桥西100多米的路南，离黄河戏台不远。
晚间黄河戏台开场前，茶叶店的生意好，店里走不开，娘就会打发我小哥俩到桥西去给父亲和两个伙计送晚饭。夜晚往返大木桥是很正常的。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和姐姐两人天天就到大马路边的一口机井买水抬水了，那时徐州城里还没自来水。我家里吃水用水，靠我姐弟俩到大马路边的那座水井汲满后往家抬。
幼年残存的记忆中，夏天的傍晚，金光璨烂的夕阳下，奶奶常带我来到大马路桥东端的桥堍乘凉玩耍。桥堍处有一只青石大乌龟驮石碑。青石雕成的大乌龟脖子上、背上都爬着象我一样玩耍的小孩。
夏天爬在上面凉殷殷的，光滑滑的，很是舒服。石碑上刻的不外乎是祭祀河神或纪建桥之德之功类的文字。长大了，多读了几本书才知道：驮石碑的不叫乌龟，叫贔屃。《水经注》上说“悬流千丈，浑洪贔怒”，贔就是贔屃，形是龟而不叫龟。龙生九种，贔屃就是其一。
童年的我非常顽皮，喜欢在黄河水边追逐扑捉蜻蜓、蝴蝶之类的小昆虫。上世纪50年代的徐州城里的黄河还是碧波粼粼，夏日河面上飞来弋去的彩色蜻蜓非常吸引我。记得还没上学，顶多五、六岁的时候，有天下午我一个人跑到河边，专注地想逮到一只彩蜻蜓。眼中只盯着那只彩色蜻蜓，追逐中跌进河水中，幸亏河岸上一路人飞奔扑入河里，将已呛了半肚子河水的我救上岸来。
残存的记忆中，1957年底的寒冬腊月，疏浚黄河故道与修葺大马路桥同时进行。木桥北边不远处临时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木板渡桥，供东来西往的行人过黄河。我那时在桥西的大马路小学上学，每天上学回家要经过摇摇晃晃的渡桥四趟。
寒冷天，河床里的民工们，或用铁锨将乌黑的河底淤泥挖了装进黑湿的大筐中，或两人抬一黑湿的大筐往河堤上爬。
使路人及小学生们感兴趣的是，河底淤泥里不时会挖出枪炮弹药。什么“三八大盖”、汤姆冲锋枪、机关枪、盒子炮，迫击炮、手榴弹应有尽有，都堆在黄河西堤上似乎在进行兵器展览。这大都是我出生前一年的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军队的逃兵潰散时丢弃在黄河中的武器弹药。
等到春天，大马路桥已变成了石桥。走在桥上，我和弟弟再也不提心吊胆了。但桥东头的乌龟驮石碑也不知移往那儿去了。
2002年春天，安葬了我母亲的第二天，我到大马路上走走，桥东的百士米处临街那口水井的位置早已是高楼。
桥西当年“保兴茶庄”店铺所在的那一排沿街的门面房，象一个暮气沉沉的老祖母，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风云，竟然还顽强地站在那儿。它背面就是雕梁画栋的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而黄河舞台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时光如黄河东流水。不管是意识到，还是意识不到，与新中国同龄的我毕竟是年近花甲了。
1958年6月家搬出大坝头，已近半个世纪，但弟弟还记得幼年夜晚战战兢兢过那破旧不堪大马路桥时的情景。弟弟不提，我真的忘掉了。
弟弟提起幼年旧事，我竟记起了上述一连串的“陈芝麻烂谷子”。人的生命象黄河滩的风中的芦苇，初看是青翠勃然，转瞬间就抽出毛绒绒的白穗，转瞬间就会干枯。
头上白发渐多的我，真想象外甥女5岁的儿子“毛毛雨”那样，点亮纸糊的兔子灯，拉着弟弟的手，再到大马路桥上走一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