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搭上末班车

我这人的学历颇为有趣——进小学与进大学，搭上的都是末班车。

童年，我是在故乡彭城黄河畔度过的。1956年7月，瓢泼大雨的一个下午，姐姐撑着黄色雨伞，拿着土黄色的户口簿，领着我走出大坝头南巷，来到黄河东岸的大坝头小学报名。大坝头小学照章办事，市教育局规定不能收取1949年8月31日之后出生的儿童，而我是1949年尾出生的，所以，兴冲冲的我只得跟随姐姐，蹚路上的雨水扫兴而回。

1956年9月底，“八大”闭幕，会议向全国发出号召：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那是朝气蓬勃的一年，国庆节后，黄河西岸大马路小学以实际措施，响应“八大”加快文化建设的号召，将学校附近接近七周岁的儿童补收进校读书。为此，我搭上了当年小学招生的末班车，于国庆节后被补招进入大马路小学开蒙读书。

那年国庆节后，天气已凉，懵懵懂懂的我，背着俺娘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蓝布书包，跟在父亲身后，迈进了大马路小学二部的校园。二部在大马路164号。

那个秋天，我们国家还没有使用汉语拼音。推广普通话与汉语拼音方案，那是1958年的事。我进了小学，当时一年级的语文课，是识字教学，班主任女老师使用的是罗马拼音，从“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波坡摸佛，得特呢勒）开始。

记忆中的第一堂课文是“秋天来了”，由那位女老师讲授。那是一个秋天的早上，天高云淡，秋日的阳光从窗外大马路边树丛中斜射进来，洒在教室里，洒在课桌上。

我们女老师一身浅色的列宁装，双手捧着课本，脸上漾着微笑，在讲台和黑板之间，来回走动。她深情地朗读，“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她的声音非常好听，仿佛秋天的高空，大雁洒下的的清脆，一字一音，宛转悠扬。

那一刻，我在下面听得入神，恍惚之间，班上同学全都飞向天空，变成了一群大雁。

不扯远了，还是回到主题。那年，如不是9月“八大”召开，按规定，我须等到来年1957年9月才能进小学。这样的话，1966年7月才能初中毕业，面临特殊那“十年”、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等待我的将是1968年下乡插队。我的整个人生，肯定是别样的道路。

我7岁那年进小学，搭上的是最后一班车。哪想年过三十，进入大学校园，搭的又是最后一班车。

多年过去的古稀之年，我还记得那个冬日——十二月上旬一个冬晨，我正在家中厨房忙着早饭，前门外走廊传来了唤我的声音。听声音，是大院东侧住着的矿上得生产科长。我掀开灶台上的圆锅盖，以防锅内正煮着的稀饭潽出锅来，赶忙走出门来，生产科长已来到门前走廊上，他对我说：矿里来电话，要你上午到政工科去一趟，政工科有事与你谈。

12月初那几天，我承办本矿职工子女招工考试，当年矿上“自然减员名额”有限，待业子女多。僧多粥少，只能通过文化考试后，择优录取；录取名单公布后，几个落选子女的父母，横挑鼻子竖挑眼，毫无根据地乱说经办此工作的我舞弊。几个落选青年的家长，在路上拦道辱骂我，年青气盛的我感到委屈，感到窝囊憋屈。情绪不好的我，向领导请了一个星期的事假。连着几天，我都窝在董店大院的家里。那几天我在家窝着干啥呢？借空整理一年来自己订阅的的报刊、杂志，并写一篇文章——迎接新年到来的一篇散文。

那个冬日的早晨，听到生产科长说：“上午你到矿政工科去一趟……”，他的话刚落音，郁气未消的我就说：政工科我不去。我以为又是那几个家属纠缠我的事呢。去了，难免还会遭他们腌汏一番。

嘴上讲不去，但生产科长走后，心想：不去，岂不是理屈的表现？岂不是怕去？问心无愧的我，实在咽不下那口气。想想，我还得去，与那几个浑不讲理的家长理论理论。没干愧心事，我还怕他们？将儿子送到小学校后，我就骑车八里去了天坪山北麓的矿部大楼。

进了大楼门，左拐经过楼梯间时，第一间房内的党委书记看到我，就说“ 某老师，你来你来”，我脚步未停，对他说：政工科有事找我，我看看是什么事，之后下来。说完就匆匆奔上楼。进了政工科，政工科长鲍时生开门见山告诉我：昨晚党委会决定，推荐四个同志去上大学，其中有你；他指了指面前的一份红头文件说：这是市委组织部的文件，你们应报考的院校及专业，具体报考时间等事项文件上都有。你认真看看这文件，近日要到市局与市委组织部去报名，弄清楚预考的时间与地点，好去参加预考。据组织部说，全市各单位推荐的干部不少，但省里给我们市的名额有限，竞争较激烈。预考会淘汰大多数报名者。预考成绩在前列的，市委组织部才正式推荐。之后，才能有资格参加全省统一的考试，然后择优录取。

鲍科长这番话，真是喜从天降。上 “ 大学 ” 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参加高考，是我的夙愿。

1969年底，中专毕业分配到皖南。从北方舟车千里，来到皖南天坪山煤矿时，行囊中带着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的《我的大学》。20岁前后那几年，虽说大学都停办了，但我心底还时常异想天开，时常臆想着何时能进入大学读几年书。

1971年2月探亲假回北方家中，我搜尽姐姐的高中课本。姐姐是1966年高三毕业生。当年，毕业考试完了，正准备参加高考时，教育部应北京一些学生的要求，作出了废除高考的决定。探亲家回家中，我把姐姐的高中语文、平面解析几何、物理、化学、俄语等课本，都带去了皖南天坪山煤矿。我还写信委托留校工作的谢开运等同学，帮我搞 “ 微积分 ” 讲义。1971年工程师张达生从贵州水城调来皖南天坪山煤矿，他见我做微积分习题，就将自己珍藏的德文版的微积分习题集，借给我学习数月。

那年八九两个月，我天天照着微积分习题集，演算。习题演算了十多本笔记簿。那几年，每天从幽黑的矿井下爬到地面后，我的大多数时间都消耗在复习高中课程上了。

1973年春天，从省城探亲返矿的工友范小平嘴里得知，停办多年的大学即将招生。4月里，跃跃欲试的我给合肥工业大学、给安徽大学写信，了解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情况。那年夏天，一些大学是招生了，但我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取得。

1973年七月，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分配到天坪山煤矿后，四连（机电车间）有一个名额，我工工整整写了申请书，请求机电车间的指导员帮忙推荐。

当时，机电车间有好几个青工递交了申请书，就文化程度而言，机电车间的工友们公认，只有两个人具有高中文化水平，被推荐后能够考上大学，一个是合肥知青徐祖宁，还一个就是我。但是，在许多同事眼中，徐祖宁与我，性格都有些孤傲，不喜欢与同事讲话。职工学习会上一投票，我俩的票数寥寥无几，得票遥遥领先的是压风工小夏。所以，我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取得。

多少年之后，自己反思再三，才明白：我这个人书呆子气重，不谙世情，不懂得他人的作用，不理解“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含义。多少年来，一味迷信书本，一味迷信个人努力个人奋斗，忽视环境、忽视现实，不屑与人打交道。既然你不把周围人放在眼里，周围人看着你，自然也不顺眼。没有事情，无所谓；一旦有事，别说有人暗中 “ 扒豁子 ”了，他人不吭气，就够你白忙活的了。 

红花再好，也需绿叶扶。一个人再 “ 能 ”，也离不开他人的支持。许多时候，他人乃是办成一件事情的关键因素。十年浩劫期间，大老粗吃香，读书人是臭老九。学校走出的小知识分子，没有周围群众的认可，追求大都是竹篮子打水。没有他人尤其是领导的赞同，我1973年考大学的努力，终究变成了一场春梦。

1977年10月1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欣喜万分，上大学之心再次嘭嘭跳动。当时母亲正在董店家中，看到我兴高彩烈的样子，就劝我：你不能去考大学，这个家你走不掉。想想我与妻子的工作单位，都远离双方父母，想想孩子即将出世，家庭现实使我不得不冷静下来，我听了母亲的劝告，按捺住跳动不已 “ 考大学 ”的心。 

1978年7月，带应届学生去贵池参加高考。看到那年的试卷，那些试题，对我来说难度不大。我心中那个痒啊。回来后，决心要参加来年的高考。

为了集中精力复习迎考，孩子满周岁，我就将孩子托付给岳母，请岳母带走看护。之后，业余时间，我就开始复习高中各门功课。

哪想来年四月，教育部发出了1979年全国高校招生考试的若干规定。我认真一读，傻眼了。其中有一条是年龄限制，考生年龄不能超过28周岁。与新中国同龄的我，那一年我已是29周岁了。

之后的那几年，我感到这辈子是没机会上大学了。上大学，这个在我眼前绚丽大半年的愿望，又如肥皂泡一般在风中破灭了。

岁月如水。怎料到三年后12月初的一天，我面前竟然云开月明——单位推荐我去报考大学啦！真是喜从天降。经过反复考虑，在组织部门的推荐表上，报考志愿一栏内，我认真填上了安徽大学法律专业。然而，在我全市预考出线后，组织部要求我更改报考的学校与专业。在外地公干的我，只好匆匆赶回江东小城，更改了报考的专业。

人生短短几十年，哪一年不值得纪念？然而，这一年，特别难忘！时代的变迁，这一年在他脚下展开了一条赛道。这条赛道，最终通向省城的几所高校。

这条赛道，犹如60米跨栏之决赛，赛道不长，但需要在疾跑中连续起跳，跨越不止一道阻拦，成绩优秀，即可通过这场决赛，而进入一座高校。

这一年八月卅一日，他收到省城一所211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多年梦寐以求的的向往，终于梦想成真！

经过全省统一考试，到八月末，我接到了省城这所211大学管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讲实话，这要感谢当时矿上的一把手。他调到天坪山煤矿后，对我比较关心。春节，大年初一他就到我家来走访。第二年春天，他又考虑我的意愿，将我由学校调到机关。虽说，这个一把手有些缺点，矿上有些负面的议论，但在当时，他毕竟比较认真贯彻落实“ 知识分子 ”政策的。

天坪山煤矿这一推荐，不仅让我多年美梦变成了现实。也改变了后半生我的人生轨迹。煤矿底层工作十四年的我，竟然又搭上了进入大学的最后一班车。我这个新中国的同龄人，多年梦寐以求的美梦，终究变成了现实，我的双脚终于踏进了大学校园。

1999年底，我又搭上了福利分房的最后一班车，跳槽去的单位给我分了一套住房，使我家从天坪山矿区迁到了市区。

个人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风尚。执政党审时度势的新政策，让我不止一次搭上末班车。从小到大，我的学历，我的人生轨迹，见证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