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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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西来，流经鄱阳湖之湖口，越安庆、过贵池，平畴沃野中奔涌七、八十公里，正前方天幕下一簇山影渐渐清晰起来。滔滔江水在一片江心洲前，象伸开了双臂似的南北分流。
这片柳暗杨绿的江心洲，是隶属铜陵的铁板洲和荷叶洲。江南岸屋宇楼舍參差、船舶吊杆零散之处，则是饱经风霜的千年古镇大通了。
桀傲不训的江流，拥抱过铁板、荷叶二洲，折腰向北澎湃而去，似乎要把古镇大通远远地抛在身后；而澎湃的江声，伴随着多少代芸芸众生“大通”的祈望，却是千年依旧。
古镇，潮起潮落；古镇，江声依旧。 古镇大通，设置已逾千年，可是，谁解“大通”味？“大通”之名究竟来于何时何处？
一个地名，往往凝聚着当地人们对宇宙、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该地人们心灵深处的追求。没有铜官山，肯定就没有铜陵山山水水21世纪的物质文明；没有大通古镇，铜陵这方水土也形成不了商业文明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几千年先人对江南的开发，秦汉以来的改朝换代，波澜起伏的兴衰，造就了大通这座江南古镇，也使之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君知否？江南古镇之名“大通”，竟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一个典型范例。
“大通”二字，读音响亮，含意似乎浅白；妇孺皆知，胸无点墨的乡间老妪也能脱口而出。“大通”二字，别看直白朴实，想说清楚它，却实在不容易。
“通”，汉代《说文解字》中释义为“達”；其本义是畅通。“通”字，是不滞、不堵塞，能穿过之意。
古代中国先民在大自然面前，既感到自身渺小，又想与其和谐相处，便把山川河流、风雨雷电加以人格化、形象化，并企图用语言的力量来驯服它。楚辞《九歌-湘夫人》中“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就是一例。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不只是湘夫人为了便于驾船迎接湘君，而控制水波的愿望，也是古代长江流域的先民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消除水患的愿望。
尧、舜、禹时代，洪水时常泛滥，先民往往葬身洪流，或成鱼虾腹中之食。“通”字，在古代汉语中产生，也表达了当时的华夏先民消除水患的愿望。
《周易》内直接表述了“通”观念。 《周易·易传》中涉及“通”字的地方颇多，例如：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变通莫大乎四时。”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后来，“通”字的应用范围逐渐广泛。士大夫借用“通”字来概括表达某种状态或见解。
庄子《秋水》中有“求通久矣”，通字泰达也；
《国语·晋语》中有“道远难通”，通字至也；
《荀子·不苟》有“则可谓通士也”，通者不滞也；
《淮南子·主术》有“则治道通矣”，通犹顺也；
更典型的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则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
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越明年，政通人和”；
周敦颐《爱莲说》中的“中通外直”。
将“通”字作人名的也不少，汉代有叔孙通、邓通；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给自己的小儿子也命名为“通”（《责子》：“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还有那个唐初魏徵等几位名相均奉为大师的“文中子”王通……。
市井商贾也使用“通”字来表明心中的祈盼，“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一对联，各地商铺门上至今屡见不鲜，便可见一斑。
“大”字，在古代汉语里常作“规模广、程度深、性质重要”之意来使用。将“大”冠在“通”前，组成“大通”， 既表达了控制自然力、根除水患的的愿望，也表达着古代中国人对人生前途、社会未来美好的憧憬。
如《史记·汉武本纪》中，汉武帝就直接用“大通”这一词语，表达了消除天下水患的愿望，“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隄繇不息。 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汉武帝同时还拜名叫栾大的一个方士为“大通将军”。
“大”与“通”，这两个字组成“大通”，表义是浅显易懂，但深涵的意义，就远远超出“通”单字的意义。
唐代有“日月宜长寿，人天得大通。”的诗句（全唐诗卷103），唐诗讲究工整、对仗，从这诗句中“大通”对“长寿”来看，“大通”的含义远远超越了“通”字。
“大通”二字，真是一个雅俗共赏的词语。“大通”作为一个词语，既浅显直白，易于为农夫民妇理解接受；又高度抽象，包涵着只可意会的一种心灵呼应。
别看 “大通”两字，直白朴实，想说清楚它，却实在不易。“大通”，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细细品咂，简约的“大通”二字，在哲学、宗教、地理、历史诸方面，都有其各自特定的涵义。
“大通”， 词浅而意深。这个概念，在世人的心目中既朦胧又似乎很清晰。它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
“通”在中国古代是被纳入哲学范畴。中国最古的哲学典籍，莫如《周易》。“通”作为哲学概念，最早就是由《周易》界定的。
“通”与“变、久”等概念，乃《周易》之精髓。《周易·系辞》对“变、通、久”之意蕴多所阐扬，如云：“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通”字，涵括着整体、动态、综合而又理想化的自然观。春秋之后，“通”的概念被古代思想家不断地引伸、发展，含义丰富，“通”的理念，对士大夫及大众的性格、社会心理、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通者何？能悟透变与不变之理，不自囚于古人，不沉迷于当时，斟酌今古，自成气象者是也。古来某些领域的行家里手，皆可谓之通者。“通”之有程度之分。所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有“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之说。
古代汉语里，将“规模广、程度深、性质重要”之意的“大”，冠在“通”前，使“大通”升华成一个高度概括、更具哲学特征的抽象词语。
“大通”二字，最早见于典籍《庄子·人间世》：“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大同”二字，同样也在《庄子·在宥》中出现过，“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同样也是指忘形骸、忘物我的精神境界。虽然在儒家典籍中，“大同”是指儒家的理想社会。
千百年来，从孔子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大同”这个词，都表达着仁人志士对生存环境、社会、人生的一种祈盼。“大通”，又何尝不表达着更多更普通的“草民”对生存环境、社会、人生状态的一种祈望？例如《凤阳府志》中记载着一则传说，说凤阳城东南十里的大通桥，原名永安桥。朱元璋讨饭时遇一相卜者于桥上，求问“后来之否泰”， 相卜者曰：“汝今当大通矣！”朱元璋登基后，遂将永安桥改名为大通桥。明代冯梦龙的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也有所表现， 如第十八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中“却说国朝正统年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秀才，复姓鲜于，名同，字大通。”
“大通”， 是意蕴深广而又宽容无限的一个哲学概念。这个哲学概念的外延轮廓，无形且不确切；其内涵，却丰富非常。
“大通”作为一个词语，虽然浅显直白，易于为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理解接受；但它有着高度地抽象，包涵着只可意会的心灵呼应，常为社会贤德哲人所使用。
“大通”，更是一个意蕴深广而又宽容无限的哲学概念，它既是对一种状态的描绘，又是对某种境界之憧憬。“大通”，是人心与天理的应和，又是天地大道的体现，这两字充满了哲理。
“大通”这二字充满了禅味，“大通”这个概念，更是儒、道、释三家学说相互浸润、相互熏染的产物。
儒、道、释三家并称三教。三教，如同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大河形成的主要的支流。儒、释、道三家，交汇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虽然佛教（释教）是外来的，公元一世纪的两汉之际始传中土，但经过中土原有思想文化长期的融合与消化，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儒、道、释三教并立，不仅是汉魏以后历朝的国策，也是一种实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以儒家理念为圭皐的士大夫，后来往往却又自称“居士”――居家修持佛法者矣。例如白居易号称“香山居士”、 欧阳修号称“六一居士”、 苏轼则号称“东坡居士”……
“大通”，在佛教中既表达着一种妙境，又是极推崇的一个褒语。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登帝位伊始重视儒家，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但后来转向了佛家，几次入寺做和尚。 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下令改年号为“大通”。
《法华经》是大乘佛教经典之一，对中国佛教影响极大。自晋以来，《法华经》便流传于世。《法华经·化城品》中有“大通智胜佛”一说。说的是有位叫“大通智胜佛”的古佛，他原来是帝王，后来晚年发心修道，还把自己的十六个儿子都带去出家修道，善男信女嘴中常念的“阿弥陀佛”也是他的王子，后来成佛了。第十六个儿子则是佛门弟子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北朝后，不少高僧都解释过《法华经》中“大通”之义。唐朝大历年间，彭城人崇慧禪师，出师后到皖西南的天柱山创寺传道。倡导“不粘滞、不执着”，创立了“天柱境”、“天柱家风”，对弘扬禅宗起过重要作用。
崇慧曾对一个问“什么是大通智胜佛？”的僧人答曰：“自万劫以来，这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滞涩不能通过，这不是‘大通智胜’又是什么？”。
唐代另一著名的禅师临济和尚也说过：大通者，是自己于处处，达其万法无性无相，名为大通。“大通”这二字，禅味十足，充分表达了佛教“圆融无碍”的思维特征。
“禅”是什么？“禅”是中国人接触大乘佛法后，体认自己心灵而升华出的一种境界——心灵处于无拘无束之中。
“禅”之精髓，是对天地万事万物本质的感悟与把握。中国禅宗，初祖是南朝宋梁之际来自印度的达摩。达摩航海抵珠江口登陆中土，先北到长江下游南梁的都城建业（今天的南京），会见过篤信佛教的梁武帝；才渡江北上到嵩山“面壁九年”。
其门徒慧可断臂求法，得达摩所传“安心”法门之后，将达摩的衣钵传僧璨；僧璨传于门徒道信，道信传于门徒弘忍。弘忍传至神秀、慧能二大弟子，历时二百五十年，恰与盛唐开元年间同时。禅宗，遂成为中国佛门香火最盛的宗派。
“神秀以神龙二年卒，士庶皆来送葬。有诏赐谥曰“大通禅师”。（《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唐玄宗时任中书令的张说以擅长文辞著称，虽位居高官，但对神秀执弟子之礼。为神秀撰写了《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载《全唐文》卷二三一）。
大通禅师，就是应禅宗五祖传承达摩衣钵之示，先写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望惹尘埃”偈语的神秀。神秀偈语上璧，却被一字不识、请他人代写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慧能胜出、取走了达摩袈裟。之后，慧能成为禅宗南派的宗主，而神秀则为禅宗北派的开创者。
产生在印度次大陆的佛教，魏晋后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一是因为竺道生、慧能、神秀等高僧将佛教，从印度的“佛本”的佛教，改造成为了“人本”佛教了，使佛教本土化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土道家理念的渗入，使之成为包含道家理念的佛教。
老·庄思想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本来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盛唐之际，佛门禅风大炽，文人士大夫又纷纷谈禅悟道，禅味境界之诗迭出。王维和柳宗元的诗文就显著体现了佛教的因素。连崇儒的杜甫，都吟出过“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禪”的诗句。
文学史上一般都将王维称之为“诗佛”。 神秀圆寂后，王维还特地为其写了《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
“大通”这个简约却又朦胧的境界概念，在唐代广为士大夫所接受，成为心灵境界追求的口头禅。渐渐也同“自然”、“世界”、“觉悟”、“境界”等范畴一样，逐步浸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到民间与“草根”。 连旧社会里的清帮也未能免俗。清帮规矩，以“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大通悟觉”24字，排定帮内人员的辈分，可见一斑。
在地理方面，“大通”基本上都是作为地名，多与水流有关。几千年来中国各地，以“大通”冠名的河流、湖泊、县、镇、城门、桥梁等地理名称不胜枚举。
“大通”历来有“水门”之意 ，古代都市建城水流通过的城门，往往取名“大通”。北宋都城汴梁就是如此，《宋史·志第三十八· 地理一》上就有记载：“上水门，南曰大通，太平兴国四年赐名，天圣初，改顺济，后复今名。 北曰宣泽。旧南北水门皆曰大通，熙宁十年改。”
新中国成立前1936年出版的《辞海》“大通”辞目有6条释义：
1、县名，属青海省，在西宁北，位大通河之南，清置大通卫。
2、旧县名，清置，初属吉林省依兰府后改属黑龙江省绥化府；民国初改曰通河。
3、镇名，在安徽省铜陵县西南，接贵池、桐城二县；面临长江，商贾上下甚繁，为本省名镇。
4、关名，在河北省通县南……。
5、河名，青海大通河……
6、南北朝梁武帝年号。
1961年出版的《辞海·地理》中“大通”则有2个条目加上解释：
132页是：县名。在青海省东北部湟北山区，大通河以南，清置大通卫，后改设县。
154页是：镇名。在安徽省铜陵县南，濒临长江。曾为长江航运船舶寄碇码头。
此外，54页还有“大通湖”：湖南省北部，洞庭湖的中心部分，面积约200平方公里。28页有“大通山”： 在青海省东北部，属祁连山脉。西北、东南走向，海拔4500米左右。大通河发源于北侧。
如今的安徽省内，不仅淮南市有个大通区，天长县也还有个大通镇。省外四川南充市嘉陵江畔也还有一个大通镇。历史上的大通镇至少有三处。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对“大通镇”的解释为“北宋置三处：一处属铜陵县；一处属（江西）新建县，元改为乌山铺；一属南海县，在今广州市西南珠江西岸。”
公元10世纪的宋代，南海县的大通是广州八大镇之一；位于白鹅潭西侧花地大通口，今仍有大通寺及大通通津等地名存在。
铜陵大通镇位于羊山矶～青通河口那段弯弯的江岸，枕长龙山，屏荷叶洲。千百年来既是铜陵、贵池、青阳及江北桐城、枞阳、无为诸县农渔竹木产品的集散地，也是长江中、下游信男善女朝拜地藏菩萨、出入九华山必经之津渡。渔舟商帆，集泊成镇。“长街二三里,店铺数百家”。早在1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商埠码头，“商贾贸易繁盛他处”。
这一古老的码头，居皖江要冲，可渡大江南北商旅货物；顺江，东可下宁、杨、苏、杭，西能上赣、鄂、湘、蜀。历来也为江防军事要津。
江南古镇大通距长江入海口虽说有600公里，但它是长江下游受潮汐影响的上边界，也就是大海涨潮推动江水上涨时，大通是潮汐运动的最远地点。所以我国水利界是将“大通流量”，标记为长江入海水量。长江水文局每天数次发布的长江干流水位、流量、涨落等，最下游的一个就是大通水文站的数据。
1922年10月，扬子江技术委员会开始在大通施测长江流量，与大通同时施测流量的还有汉口、九江、湖口等处。1935年9月正式设立大通水文站。1936年3月增测雨量和蒸发量，日军大举侵华后被迫停测。
新中国成立后，大通水文站更受到重视。大通水文站承担水位、流量、含沙量观测，泥沙颗粒和水质分析，降水与蒸发观测等各项工作。长江防汛抢险部署与指挥；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和整治，水资源优化配置离不开大通水文站提供的科学数据和历年观测的基础资料。
为了避开羊山矶上游江流壅水及潮汐，提高长江的入海水量测量的准确度，1972年长江委员会就将该水文站迁移到大通上游的梅梗，名称依旧为大通水文站。
地名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大多是当地某种客观存在的反映。要想搞清一处地名的来历，首先就应从当地的客观存去寻找。遵循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我们不访就先从这一江南古镇濒发的水患谈起。
“曲折万里向东流，六百丈处折北行”。古籍里的“六百丈”，就是铜陵西南隅江边的羊山矶处。五代南唐时，贵池人樊如水，测量此处江面仅宽六百丈。故北宋之后的史籍上也将皖江（长江流经安徽省境内400余公里的称谓）这处，称之为“六百丈”。
皖江第一桥——铜陵长江大桥建造之前，上世纪80年代末做建桥可行性研究时，之所以定位于羊山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该处江面窄，建造的大桥跨度短，工程量少、投资额较少而已。
古代中国的交通，依仗着水上的舟楫，物产的运输，依靠着河流。万里长江在羊山矶这儿，受地质断裂构造制约，形成了一个近似直角的拐弯。拐点羊山矶，上至青通河口的一小段弯弯江岸，依长龙山，屏荷叶洲，渔舟行樯泊集，构成了天然良港；渐渐形成了皖江两岸人们来往的重要渡口。
大通这儿的港口，为皖江两岸众多百姓提供着舟楫之利，丰水期也承受着江水泛滥之灾。
皖江两岸，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4～9月的长江丰水期间，降水较多，尤其是每年季风雨带飘移徘徊在长江中下游的六、七月间，且多暴雨，世间俗称之为“梅雨季节”。
皖江本来就易泛滥，加上这一曲折处南岸陆地海拔较低，大通古镇渡口的街道路面，仅仅在12～13米之间。每到汛期，水位升高，江水泛滥，沿江街道的居民就深受水患之苦，每年都要遭受三至四个月的水患折磨。
明清两代的《铜陵县志》中多有记载：“铜官濒江丸邑，每夏潦一至，县南洲渚原灦，俱为渊沦”“街道行舟”。如清康熙61年间，铜陵洪灾就有9年。清道光29年（1849），江潮泛滥，大通镇街道淹没，人畜淹死甚多。
据史志资料统计：自南宋绍兴3年(公元1134年)至民国37年(1948年)的815年间，铜陵发生水灾101次。
据解放后的水文资料，1949至1999年50年间，汛期古镇大通有32年超警戒水位。1995～1999年间，该镇街道数次被江水淹泡，1998年镇上的街道被洪水浸泡3个月之久。1998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刊登了如下新闻：
“8月30日电：安徽省铜陵市大通镇是因大通水文站而闻名的古镇，由于今年长江特大洪水而一半被淹，灾民目前亟待衣衾抵御风寒。大通镇中央十字街如今成了露天安置点，百余名灾民临水而居。他们中大多没有带出衣物。目前时过立秋，气候日渐寒冷。到夜晚时，长江边的气温已降至10摄氏度。因学校开学，原先暂住在校舍里的灾民也已搬至露天，抵御风寒的能力更显脆弱。”
泛滥的江水汹涌、房屋冲毁，古镇居民逃避不及，就会卷入江流中。旧社会，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古镇居民遭受的江水泛滥之灾，惨不忍睹。史籍中多有记载。
地处江畔的古镇大通之所以水灾频仍，有一个不易被人意识到的因素——羊山矶一带的地质构造，逼迫制约了江流。
河床或宽或窄，对河水的约束，会增大决溢泛滥的可能性。大江流过池州的梅龙港，两岸呈现出北低南高。从古镇大通开始，到铜陵县城北约12公里长的右岸，临江均是丘陵岩峦，逼迫控制着江势。
长江下游鄱阳湖口～镇江段，在大地构造上，属淮阳地盾和江南古陆之间狭长的扬子准地台。这—江段，发育于扬子准地台的挤压断裂破碎带。而安庆以东长江流向几乎和断裂破碎带完全一致。该断裂破碎带，宽度达十几至四十公里。断裂带之间发育着第四纪疏松沉积物，所以有利于河床的曲折、摆动和分叉。
安庆～南京段长江河道的发育，受江南古陆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影响，绝大多数分叉及弯曲方向均指向左岸（即江北）。所以，这段江流，形成了九曲十八折；但整段看，则明显的呈西南～东北的走向。而在羊山矶～铜陵县城北12公里的江段，则呈垂直的南北流向。
铜陵南部群山簇拥，长龙山、铜官山（495米）、天坪山（577米）、五峰山（512米）、樟木山、狮子山、凤凰山诸峰岩，系江南古陆第四纪新构造运动中崛起的黄山、九华的余脉及边缘。浩荡的大江从贵池向东流30里，受到羊山矶一带丘陵山岩的砥挡，江水被逼迫着只得折流向北。
江水在羊山矶的被砥阻，一部分回流，造成羊山矶上游壅水，壅水范围向上延伸了3000米～4000米。回流及壅水，又孕育了江心的荷叶、铁板二洲。
滚滚而来的江流是泥沙俱下，且数量庞大。据长江水文局的测量：“大于0.１ｍｍ的悬移质泥沙通过大通断面每年约3000万吨”。
江流受到羊山矶砥阻后，回流及壅水导致江流流速滞缓，江水中较大颗粒的泥沙下沉；年长日久，淤积愈来愈多、并逐渐露出江面，形成洲渚。“岸上沙，昔日江水今人家”，大通江中之所以有荷叶、铁板二洲，盖因如此。
每年梅雨季节，上游来自川湘鄂赣诸多支流的来水汇聚成洪峰，下游丰沛的江水顶托，羊山矶之上的江水就滞涨。首当其冲的古镇，怎能免得了江水的浸泡。
羊山矶～青通河口这段弯弯的江畔，自魏晋以来，集天堑与渡口而一地；它即是西上荆蜀、东下吴越之长江大动脉的港口，又是江淮、皖南农林鱼米铜盐茶等物产集散场所为一地。北宋属江南东路池州管辖下的铜陵县。
这段江岸，向东就有丰富的铜、铁、銀、鉛等矿产；西侧不远则是铸钱“江南四大监”之一的永丰监。（《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頁345）。对铜陵县衙来说，长龙山下这段狭窄的江岸，实在是一块“大肥肉”，设镇收税，顺理成章啊。
水村鱼市、商贾聚集的这段江畔，北宋初已设镇，确定无疑。但设镇的具体年代失考。据说是北宋神宗年间所设立。宋神宗在位18年（1067～1085），究竟是哪一年？不详，至今也没有直接的史料支持这一说法。
铜陵人通常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篇《舟过大通镇》，来表明大通镇建镇历史之久远。但史籍中还有更早的记载。杨万里是1127 — 1206 年在世，写出《舟过大通镇》这首诗时，他50岁左右，也就是1180年左右。而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成书的《元丰九域志》卷六中“池州”后就已有：“望贵池，上青阳…；上铜陵，州东北140里，五乡，大通、顺安二镇”的记载。也就是说早了100年的样子。
公元1080年成书《元丰九域志》记载了铜陵设有“大通镇”，但并没有设于何年的具体记载。
考虑到景德镇早在东晋就已建镇（新平镇），顺安镇在南唐保大（951年）就已是镇，（ 唐朝在铜陵地区设置了义安县，县治在今顺安镇，属宣州； 五代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改义安县为铜陵县，属升州；铜陵县设置后，即将县治由顺安镇移至铜官镇。）
考虑到大通集港口、物产集散地、商埠为一体的实际状况，“商贾贸易繁盛他处” 的铜陵大通，建镇年代不会晚于五代（公元907—960年）。
人类社会的许多制度，都是木成舟后的效仿及规范化。北宋以行政制度的形式，在全国设镇，是事实。但并不等于在宋代之前的唐末及五代时期，江南一些物产集散地、交通要地就没有先行设镇。景德镇的前身及演变就是一例。
位于赣东北的景德镇，东晋开始建镇，大将陶侃在昌江以南平“寇”成功，设“新平镇”。（《辞海·地理》上也持此说）。唐时新平镇设县，易名新昌县，天宝元年易名浮梁县。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诏谕将昌南镇易名为景德镇。
大通上游的东流镇，也是一例。 唐武宗 会昌 元年（公元841年），就将该地设为“东流场”。场，榷场也，就是集中交易收税的地段场所矣。东流的地理区位、物产集散量，与青通河口大通这儿相比，要差得多。与东流同属宣州观察使管辖的青通河口不是个“草市”、不设为“场”，是不可想象的。
离州县较远，人众流动、物产流动自然形成的集市，在南朝、隋唐为草市。曾经在池州任了二年太守的杜牧在《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草市，各地叫法不一，岭南称“墟”，西蜀称“场”，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称“集”；浙赣皖南一带则称“镇”。
发源于九华山东麓的青通河，与大江交汇处的这段江畔，有舟楫之便，有铜官、青阳、南陵、泾县腹地丰富的铜铁竹木茶丝鱼米物产的集散，码头周围渐渐出现店铺，唐代中期形成“草市”商埠实在很正常。所以说，将铜陵大通建镇的年代断定为北宋神宗时期，不合史实，也无史料支撑。 铜陵大通建镇的具体年代，早于赵宋王朝开创，概率颇大。这有待今后史料的发掘证明。
虽然目前还得不到确凿的史料，确定铜陵大通建镇的具体年代，但是，从多方面的史料研究，羊山矶～青通河口这段江畔，得名“大通”，在宋朝建立之前，也早于建镇。
任何一个地名，都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都有其产生、演变的过程。羊山矶上游这弯弯的江畔，本来的地名叫“澜溪”。《尔雅 · 释水第十二》释“澜”为： 河水清且澜漪，大波为澜，小波为沦。
“澜溪”这个词，文皱皱的，将其作为江岸渡口的地名，是文雅有余，通俗不了；贩夫走卒、渔翁农友是搞不清“澜为大波”之意的。后来被浅显直白的“大通”所代替，实在是一种必然——触及不到人类心灵的文字词语，生命力是极其有限的，也必将被世人冷落乃至遗弃。
任何一个悠久典雅的地名，又莫不记录着历史的轨迹。从历史文化的演变进程和皖南的经济发展来看，这段江畔得名“大通”，是与皖南的开发和佛教的传播有紧密的关系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的繁盛，受地理条件的制约，也是有前有后的。东晋及之后的宋、齐、梁、陈，历经三百余年，政治上虽说是偏安割锯的政权，但经济上，却随着晋朝皇室及中原贵胄、士人的南渡，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司马迁笔下，西汉时期的长江流域经济落后，“江南卑湿，人多夭死”，种稻用“火耕水溽法”（《史记·货殖列传》）。到了南朝沈约笔下，江南则成了富饶的鱼米之乡（见《宋书·孔季恭等传论》）。
到了唐代，物产丰富的皖南尤其是沿江一带，渐渐繁盛。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从封建社会的顶峰跌落，北方人如潮水般地涌向江南。据《旧唐书·地理志》中说：“自至德(756—758)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李白就徘徊皖南20余年，直到去世。“床前明月光”、“抽刀断水水更流” 、“桃花潭水深千尺”等佳句，都是在宣城、铜陵、池州吟出的。
人口流动，带动物流和交通要道、江河口岸的物产交易；也带动着皖南地区经济的进一步的繁盛。可以说“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是依仗着江南的支撑。晚于李白的韩愈就有“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
青通河与大江交汇处的这段江畔，有舟楫之便，有铜官、青阳、南陵、泾县腹地丰富的铜铁竹木茶丝鱼米物产的集散；作为连接川鄂吴越的长江码头，又是东来西往的水路驿站（有一个说法：唐代在这儿设大通水驿。这完全可能，但史料上也查不到依据。）周围渐渐出现店铺，日趋繁荣。及时给这个日趋繁荣的江畔取个响亮的名称，是当地及来来往往人们的一个需要。
另一方面，定都建业（南京）的南朝宋、齐、梁、陈的皇帝大都信佛，倡导佛教，佛法在其统治的沿江江南广为传播。三百年后，在池州做太守的杜牧还发出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中”的感慨。
隋唐之际，江北司空山、天柱山到江南池洲一带，是佛教禪宗传承的重要地区。唐代倡导“平常心是道”的禪师普愿，公元795年，选择池州南泉山（今贵池区铜山镇南泉村内）修行30多年。隋唐之际沿江江南，笼罩着浓郁的佛禪氛围。
比起禪宗，九华山地藏菩萨的影响还在其后。千年后的姚鼐(1731-1815) ，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
受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佛禪熏染的皖江两岸老百姓，心理上极易对禅宗的理念产生共鸣。“大通”——这充满禅味，而又浅白的二字，被选来作这段江畔的地名，很容易触动社会各个层面民众的心灵。
选取“大通”作为此江畔地名者，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长期生活在此江畔；二是饱读诗书；三是深谙佛禅。
恩格斯曾说过：“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情的经验” （《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44页）。没有长期生活在此江畔的人，对大江的水患不可能有切肤之感，不可能体验到当地民众对江流通畅的那种期盼！“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44页）。
地名，都是语言文字与当地某种事物相结合的结果。不是饱读诗书之人，遣词格物，难能贴切客观事物。典雅的地名，直白却又含蓄，含不尽之意在言外。
如果不深谙佛禅，没有对天地万事万物本质的感悟；没有对此处江畔居民心灵的把握，对该地之名，就不能拿捏得那么准确。
根据铜陵这段江畔及周围地区经济、文化与社会精神发展进程的分析，可以说：此地得名“大通”，早于设镇，源于当时当地人们的心理期盼。得名时代，笔者推测是在公元527年～907年区间。命名者，大概是长期在此江畔生活的一位高僧。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古镇得名“大通”，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一个典型范例。
“大通”这个概念，既折射着客观存在，也暗示宇宙间的万象万物都不是孤立的。古镇大通——江流折腰处的这个水村渔市，地球上仅仅一个点，又不是个点。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意识，是个普遍联系的网。宇宙间的任一事物，任一现象，都是网上的交叉点。每一个交叉点，都同其它交叉点有着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象荷叶洲头的江水，风踊一浪万波随，波光粼粼望无尽。
“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 王船山《姜斋诗话》）。诗词歌赋，词语概念，地名官名，哪一个不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人类对自己身居其中的地理环境，有着长久的感受。所以每个地方的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都会形成独特的感受，并能创造出相适应的文化景象。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因此将地理环境看作是人类精神的舞台。(黑格尔：《历史哲学》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从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强调“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产生影响”。(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4～ 585页。)
“大通”之所以被选为地名，并被世人普遍接受，有深刻的社会心理愿因。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社会底层，人们总盼望着未来的生活安康顺畅、前途广阔、天灾人祸远离己身。虽说，人生在世是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良好的愿望很少变成现实；但是，人毕竟是人，越艰辛的日子，越渴望“大通”而走出困境。
“大”字是个开口音。“大通”二字， 浅白却又不失神、理，加上读音响亮，就为世人喜闻乐见。社会普遍的祈望与世人广泛的追求，通过社会心理中积淀着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不知不觉形成了愉悦世人的精神氛围。 地名“大通”，作为人类的一种符号，让世人获得了精神沟通。
铜陵羊山矶上这段江畔——万里长江曲折之一的这个地方，“大通”之名长盛不衰，就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地理环境的一种精神折射。
江南古镇大通，如果没有历史文化的滋养，没有深厚社会心理的凝聚，怎能绵延发展一千多年呢？这样一个历经沧桑的江南古镇，不仅栖息着皖江畔先民的灵魂，也栖息着我们民族历史的灵魂，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情感气质。江南古镇大通，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难以估量。保护好这座江南古镇，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基调是“天人合一”，它把天地间的万物统统视为相通相融的宇宙河流。况且说，人的一生，不也如同一条曲折起伏的江河？
“大通” 之名长盛不衰，表达了人们对大江曲折处江水顺畅的祈望。何尝不是对社会美好未来的呼唤？何尝不是对个人前途广阔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