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己关了三天“禁闭”

20岁那年的10月里，我将自己关了三天“禁闭”。

那年8月中旬，华东煤专学校（枳园）把“地下采煤”专业三个班安置到枳园内的图书馆住宿。图书馆的主体建筑平面呈“凹”字形。那几年，图书馆内外所有的窗户，要么有铁栏杆，要么被砖头砌实封死。我们6547班住在西大厅(学生阅览厅)，6546班住在东大厅（原书库）。6548班则住西大厅隔壁的厅子里。

西大厅与东大厅的北窗外本来十多米的绿化地（已种了萝卜）之外，是一栋东西向的平房。这栋平房本来是四间教室，1965年前改为图书馆用房，在那十年非常年月里，所有门窗于1967年中也被铁钉牢牢钉死。1969年10月，我钻进的“禁闭室”位于这栋平房的西头一间，正位于图书馆西北角。

当时，我们班住宿的西大厅本是学生阅览室。那时，我们这届学生在校已逾四年，后两年大半在矿井下劳动——淮南市军管会为了保障江浙沪煤炭的供应，三天两头在淮南矿区发动“夺煤大战，放高产”,我们这些学生就成了“夺煤大战”的青年突击队员，且是无报酬义务劳动。

那年9月，1964届学长们毕业离校后，我们这届同学就都在眼巴巴盼望毕业分配的日子。

1969年夏天过完，渴望着毕业，渴望着早日离校踏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们本以为：最迟国庆节前也会毕业分配；可过了国庆节，毕业之事仍杳无音信。校园高音喇叭中，日夜播放着“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办公楼前开阔的空地之下，已挖成了纵横交叉的地道。滞留在枳园的七个班三百余名同学干着急，可又无可奈何。

那年国庆节前后，同学心头笼罩着相同的情绪：既然在学校不断下矿井义务劳动，那就不如早点毕业离开枳园，到单位上班拿工资去了。况且，在军宣队、工宣队眼里，我们这些学生也属于“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大抓“新动向”，各个班都不时有同学被关进“牛棚”批斗。思想觉悟再高的同学，也不想继续在在枳园里了。

应该毕业而迟迟不分配，同学们人心浮躁，军宣队、工宣队，也不好组织什么活动，九、十月间，临近分配的同学们谁也不敢离开枳园，国庆节前后那段日子，我们基本上是在枳园内外玩耍。

国庆节后一下午，我在6546班住宿的东大厅玩时，看一同学趴在床上，埋头整理几册剪报。我靠拢过去，翻看他手边贴好的几本剪辑，里面都是1966年之前《科学画报》上一些科普文章。我问这同学，这些文章散页从哪弄来的，这个同学扭头扬手指指窗北图书馆西北角，神情暧昧的小声说；前几天，在那窗户下拣的。那房间里的旧报刊杂志，正准备拉往淮南造纸厂，做造纸原料。

我问他：可看到《世界知识》杂志？他说，看到过。听了此话，我起身出了东大厅，踏过十多米宽的两畦萝卜地，来到十多米外的平房西头一窗户下。

在彭城读初中时，我就喜欢到大同街的市图书馆看《世界知识》半月刊；1965年到了洞山枳园，下午课外活动，我也常到东大厅这儿——报刊杂志阅览室翻阅新到的《世界知识》；1966年5月学校停课“斗，批，改”，图书馆关闭后，就再也看不到《世界知识》半月刊了。国庆节后听这个同学说，在那个窗户下看到过《世界知识》，我心怎能不痒。

当时，我到了图书馆西北角那窗户下，哪有什么旧杂志。抬头看看那窗户，两扇紧闭，左扇窗框下面一格没有玻璃，而这个缺口里也没有铁栏杆。我探头张望，里面十多张双层木床高高堆着泛黄的一沓沓旧报纸与杂志（正准备拉去淮南造纸厂作原料）。如沙漠中久渴的人，突然面前出现了一泓清泉似的，发现这房子内堆着大量旧的报刊杂志后，我情不自禁地动起了心思。后三天，这个窗口内的房间就成了我的“禁闭室”。

当天在食堂吃晚饭时，我多买了三个馒头，并嘱托好友谢开运：“明天我要去古城寿县玩，傍晚回来得晚，学校食堂就吃不到饭了，请你帮我打一碗稀饭，买五个馒头，让我回来好有饭吃。”

之后连着三天，天亮前我就悄悄起床，怀揣着馒头，趁夜幕未退，悄悄从东大厅出来，夜色中蹑手蹑脚地踏过萝卜地钻进院子西北角的这个“禁闭室”；从黎明一直呆到夜幕再次笼罩天地，窗外黑了之后，我才又悄悄地钻出“禁闭室”。

之所以说“钻”，因为我的确是从窗户缺失玻璃的那个框格中钻进去的。这框格仅八九寸见方，每次我要先将双腿伸进窗框内，身体缩起往里探，等一只脚落在窗里边的旧报刊上，全身才绻缩钻进窗门全封闭的这一间藏书室里。大天四亮后，我才发觉，床上有几摞米把高的报刊下，散布着不少粒老鼠屎，还有一小堆一小堆被老鼠嚼碎了的报刊纸屑。

那时的我，真象沙漠中久渴的人。久渴的人，面对清泉，不痛饮一番，能舍得离开吗？那三天，每天拂晓之际，我从缺了玻璃的框格钻进去，天黑后再由这空框格钻出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五洲震荡风雷激，国际上风云变幻，法国学生导致戴高乐总统下台、CCCP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珍宝岛上炮火连天、美国阿波罗12号登月……；20岁的我渴望了解世界、了解天下，渴望书刊、渴望知识，可那时，正处“史无前例”的非常时期，除了“红宝书”，除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报纸，处在高度饥渴中的学生们啥子书刊也见不到。（梁效，系“两校”谐音，“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

那三天在“禁闭室”内，心灵如海棉般的我真解渴啊！就是在这平房里，我看到了解放前一些报纸，还有新华日报解放前的影印本。那三天在“禁闭室”内，真过瘾啊！我如入山阴道上——那么多老杂志：文学知识、文学评论、史学月刊、地理杂志，我双眼应接不暇。

那三天里我耗时最多的，是耗在《世界知识》杂志上。1966前十多年《世界知识》上的文章图片，让我大饱眼福。在前两天，我还是埋头一册册翻阅，可是第三天，我不得不采取了非常手段。

为什么呢，第二天晚上从“禁闭室”悄悄钻出来后，听谢开运说，三天后的下周一，我们又要被拉到新庄孜煤矿去“接受再教育”——每天下到井下采掘一线，跟班劳动“献忠心”。我听了，暗暗有些着急，时不我待。躺到床上，好久睡不着。

拂晓醒来，我再次悄悄钻进那“禁闭室”后，迫不急待盼天亮。窗口还朦胧时，我就采取了非常手段，开始打开一册《世界知识》，将其中感兴趣的篇章，一页页轻轻撕下来。

那天从早到晚，我将数百册泛黄的《世界知识》翻遍，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其中的各国政要简介、各国游记、各国概况……都一一撕下。一册册从封面翻到封底，直到夕阳西沉，室内渐暗，暗到辨不清《世界知识》上的文字为止。然后，歇下来，仰躺在报纸堆上歇息。耐心等到天黑，东大厅灯光下人影绰绰，我再悄悄地将尽一尺高的《世界知识》散页，从那个空玻璃窗口钻出去。

第三天黑后，我悄悄从“禁闭室”钻出来后，先狼吞虎咽地填饱肚皮，然后将自己小红箱内的几件衣裳取出，将这些七八斤重的《世界知识》散页放进去。（小红箱是学长陈福宝给我从南京买来的）

两天后，我们几百个同学就将铺盖打起背包，被拉到了八公山下的新庄孜煤矿去了，12月才回校搞毕业分配。离校时，我将这七八斤重的《世界知识》散页，带到了分配我去的单位——池州天坪山煤矿。

1970年春天，每天从几百米的矿井下爬上来，吃过饭我就趴在山脚上采煤二连的床铺上，分类整理《世界知识》零散页。我以七大洲为主分门别类，并一一装订成册，共计形成了二十多册剪报集。

在我之后的煤矿生涯中，这些来自“禁闭室”的《世界知识》剪报集，对在偏辟山沟中的我来说，如同一部世界大观园，亚非拉美不同的地域风情，各国迥然不同的国情，一些政坛人物的沉浮，如同变幻不定的万花筒。这些剪报集，不仅充实着我的业余生活，丰富着我的心灵，还为我的工作提供方便。

1976年5月之后，我在矿子弟学校任教多年，担任多年的中学世界地理教师，从《世界知识》剪报集获取的点点滴滴，为我在学生面前侃侃而谈，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所以，当改革开放百废俱兴之时，得知《世界知识》复刊时，我当即赶到天坪山煤矿附近的铜陵董店邮政所，预订了1979年全年的《世界知识》。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前“禁闭室”弄到的这些《世界知识》剪报集，多年间开扩着我的眼界，拓展着我的胸襟。

世人常说，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但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眼界、胸襟比知识重要。眼界开阔，易多角度多方位看待自己面临的问题；胸襟宽阔，易包容易化润客观存在。

人生天地间，命运各异；一个人的命运，与他的眼界、胸襟有很大的关系。眼界、胸襟这些纯主观的东西，往往能帮助一个人突破客观环境的约束，从水尽山穷走到柳暗花明。

21世纪的今天，虽说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把人类带进了新媒体时代，五大洲各地突发的各种事件、自然灾变、科技新成就，瞬间就能通达我们眼底。但对年届古稀的我来说，《世界知识》这个杂志，还是需要常常浏览的。如今，每每翻阅着新到的《世界知识》，就象拜会当年知识渊博的老师那样，亲切愉悦之间，听尊师拨开云雾，评说着21世纪滚滚之潮流。

2019年6月19日于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