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中山装

年过半百后，看到“中山装”这三个字，脑海里就会浮出父亲的形象。小时候，直到1965年我离家去外省读书，父亲一直都穿着中山装——浅灰色中山装。

第一次看到父亲身着中山装, 是1955年初夏，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我家住在彭城老黄河畔的大坝头。

彭城小东门外，顺着大马路朝东走，过了老黄河上残破的大木桥（同春桥），“同春池”东百十米处，拐进路北一个巷口，顺着弯曲而又上坡的巷子往大坝头走，半坡处西边台基上有个小院落。院内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五间草屋，草屋前面有片空地。从巷子里进到院里来，要登几级石阶。

院里一排五间草屋，由三家租赁居住——五间草屋的房东是一个叫吴老二汉子。西头住着老公母倆，我爹娘叫姐弟几个称“姑老爷,姑奶奶”；中间是三口之家，一对年青夫妇带一个叫“小艾”的女孩；我家住在这排草房东头的两间，草房东山墙下就是崎岖的巷中小路。土路两旁都是草屋的土墙。

1955年5月的一天，老黄河两岸阳光明媚，河东大坝头我家院里院外，清扫洒水后显得格外整洁。父亲身着浅灰色“中山装”，脖子下是立领，领口往下竖排5个黑纽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粒黑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别着一钢笔。钢笔上佩着几片绿叶衬托着的一朵红花。那天父亲似乎非常欣喜，屋里院内不停地张罗着。

临近中午，一阵锣鼓声，从巷口传来，越来越响，并逐渐响进巷子来。

锣鼓声响接近我家时，父亲叫天柱（保兴茶庄的一个店员）到院子几蹬石阶下点燃起鞭炮。“霹霹叭叭”的鞭炮声中，大红纸喜报在前，敲锣打鼓者身后，是一帮来客，在袅袅鞭炮青烟中，进了院子。

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的父亲，喜笑颜开迎上前，与送喜报的人一一握手往草屋里请。敲锣打鼓的来客,是鼓楼区政府与市工商联的干部一同上门来送喜报----父亲在桥西经营的"保兴茶庄"批准为公私合营的喜报。

日本鬼子投降后，当时的政府派重兵把守“五省通衢”之地的徐州，1946年甚至连陆军总部也设在了徐州。加上四面八方的商贾，所以徐州的茶馆业兴盛起来。坝子街、大马路、彭城路、马市街一带，散布着不少家茶馆与茶庄。

1947年三月，29岁的父亲离开徐州西关博爱街上的“洪泰酱园店”，在“黄河舞台”北边的大马路南侧，开了家小茶叶店，取名为"保兴茶庄"。

父亲一人忙不过来，就将二舅的长子余世昌唤到城里，当伙计。一年后生意有所起色，一个伙计忙不过来，就又找了个与世昌差不多大，年纪也不过十七八岁的程天柱进店来学徒。

那已是解放前夕了——徐州是1948年12月1日解放的。大马路上的“保兴茶庄”门面并不大。公私合营后，政府给我家确定的定息仅仅是每月一块七毛，可见规模之小。

公私合营后,大马路桥西的“保兴茶庄”，就不再由我父亲经营。父亲被政府安排到市商业局的一家公司担任业中层干部。

父亲之所以被安排国营公司担任公职，是因为我父亲“积极”——解放军于1948年12月进入徐州后，市面上一些资方人员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畏首畏尾。但是我父亲一直是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不仅在同行业中表现突出，在“三反五反”，“打老虎”的运动中，都能主动配合政府要求。1965年夏天之前，例届人代会，父亲都被推选为鼓楼区人民代表。公私合营后被政府安排了公职,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1957年和1960年,他还两次被派往南京学习。 那十来年, 父亲的衣着都是以浅灰色的中山装为主。

中山装，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服装，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伟大领袖对“中山装”也很欣赏，建国后一直坚持穿中山装。

1966年国庆节的中午时分，我随着潮水般的游行队伍，涌过天安门前，仰望中，親眼看见城楼上那一排叱咤风云的国家领导人，大都是身着浅灰色的中山装。

后来我知道：中山装具有汉民族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穿中山装，表示遵奉孙先生"振兴中华"之大法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民领袖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干部都身穿中山装，广大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于是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我父亲大半辈子，都是个紧跟形势的人。被人民政府安排到国营公司任职的他，岂能不跟着时代潮流走，岂能不穿中山装？

我父亲大半辈子，都是个紧跟形势的人.1966年，作为资方代表人物，他已从公司机关下方到基层中心店当副经理。那年九月初，古城“破四旧，立四新”，我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而去北京的途中，在徐州家过了一天，父亲还是穿着中山装。他告诉我们姐弟四个，你们的名字都改了，姐姐名改为“立新”，我名改为“革新”，弟弟名改“为更新”，妹妹名改为“创新”。

当时姐姐是高三应届毕业生，我读煤炭中专，弟弟小学毕业，学名早已被学校老师同学所习惯。父亲给我们三个改的名字，很快就被忘掉了。而妹妹那年才5岁，所以在上小学、去少华街小学报名时，就报为“创新”，之后就一直名“创新”。至今，妹妹的儿子，研究生都毕业了，她的名字还是叫“创新”。可见我们的父亲当年跟形势跟得多么紧！

30岁前后那几年，我也换上了中山装。家庭相册中那几年的几张照片——与陈孝元老师1980年12月在天坪山校园里的合影，与其他老师在山麓竹林中的合影，我们身上都是涤卡中山装。

1985年我在上海南京东路“培罗蒙”，做了两件衣服。一件是浅灰色的毛料西装，一件是藏青色的哔叽中山装。

1987年3月6日那天上班，我穿着的就是那件藏青色中山装。当时天坪山区油菜花已满山遍野。傍晚风云突变，山雨欲来，儿子放学（在矿子弟学校上小学），父子俩各骑自行车一道回家，家往8里外的董店。骑到半路天空突降鸡蛋般的冰雹。慌乱中，路边无处躲避。我父子丢下自行车，跳下路边的水沟里，我伏在儿子身上护着他，自己则用儿子的书包遮盖着脑袋。好在几分钟后，冰雹就停了，转为落雨。沟里漂浮着鸡蛋般的冰雹，路上也尽是鸡蛋般的冰雹。冰雹停止，我赶忙起身，从沟里拉起瑟瑟发抖儿子，赶紧扶起自行车回家。我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哔叽中山装，经雨水与溪水浸泡，晒干后也不是那么平整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身上穿着的都还是中山装。相册中有一张1990年冬我在矿办公楼院内的照片。身上就是中山装。那两年，天天傍晚忙完手里的工作，楼上楼下的人早就走光了。一天傍晚，我匆匆拿起皮手套夹着报纸下楼，院内有两个年青人以雪松为景照相。见我下来，热情的给我拍了一张。三十多年过后的今天，仔细看这张照片，我身上是两件中山装！蓝色中山装里面，是一件黑色呢子中山装！

里面的黑色呢子中山装，是我父亲晚年时所爱穿的一件衣服。1985年1月下旬，父亲在冰天雪地时辞世了。姊妹兄弟四个料理完后事，我将父亲的这件中山装，带回了皖南天坪山下。世纪末的秋冬之际，天寒地冻，我就将父亲遗留的这件中山装穿在里面，以遮风寒。

人靠衣裳马靠鞍，一辈人有一辈人所处的时代。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山装穿在父亲身上，合时合体合精神。年过半百后的我，多天喝稀饭，也还是胖呼呼的。父亲的遗下的中山装，我再也套不上身了。可是，眼里一看到“中山装”三个字，脑海里浮出的还是父亲的形象。

眨眼间，父亲已"走"三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