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收音机

我这辈子，第一次摸收音机，是小学六年级时在同学田淑芬家里。

小学毕业前夕，我们班主任傅老师，为了使同学们升学考试能取得好成绩，就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家庭学习小组，晚间三五个同学们集中在一起，复习迎考。那年春节时，我家才搬到彭城剧场后的少华街谦益巷。所以那年春天有一阵子，天天晚饭后，我就背上书包到田淑芬家去复习功课。当时去田家还有吴玉芬，一个高个子的女同学；还有其他二三个同学，但记不得名字了。

田淑芬家在中枢街上。我家住的少华街。少华街，与南面中枢街，是古城内东西向平行的两条大街，相距不到二百米。这两条大街之间是彭城内的通衢大道淮海路。

小学毕业那年四五月里，每天晚饭后，我就背着书包，从彭城剧场后的谦益巷出来，顺青石路面的少华街向西走二十米的样子，穿过向南的诸达巷，越过宽宽的淮海路，再穿过南边的诸达巷，就走上同样是青石铺道的中枢街。田淑芬家住在中枢街北一个院子里。

田淑芬是一个胖胖的女生，她父亲在永安路西的TAI KE修理厂工作，家境富裕。她家五斗橱上摆着一台“熊猫”交流收音机。第一次去田家，看到那台绷着绸缎、右上方闪烁绿荧荧“猫眼”的栗色长方匣子，我就神不守舍。

这台交流收音机能说能唱，真是个宝贝儿。上世纪70年前，收音机是稀罕物。以往，我只是从商业大楼楼梯间的公共“话匣子”听广播，听歌曲。搬到了少华街谦益巷，家中墙上才扯上了“话匣子”。到了田家，我得以近距离地观赏起收音机这个令人着迷的宝贝儿。

上世纪六十年代，除了在百货大楼能望到交流收音机的影子，老百姓家中很少有这个神奇的玩意儿。那个年代，一般人每月就拿四五十元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而带“猫眼”收音机的价钱在百元左右，除高干、高知家庭外，普通人家很少能买得起这种奢侈品。

田淑芬家五斗橱上就摆着一台带绿色“猫眼”的交流收音机，到了她家，我能不细细地观赏吗？少年的我，抵不住诱惑，情不自禁地手伸向收音机下方米黄色的旋纽，匣子里传出一串跳动着的音响。田淑芬起身阻止了我。并说：乱扭要扭坏的。

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个愿望——等我长大能挣钱了，一定要买个收音机。后来，田淑芬考上徐州五中，吴乃芬去了九初中，我去了徐州一中。

1963年～1965年，我们与CCCP论战。“九评”等文章，广播电台都是晚间播出。我在徐州一中下了晚自习，回到彭城剧场后面的家中，我就躺在床上，听墙壁上话匣子传出夏青等播音员慷慨其辞的播音。

1966年7月，伟大领袖在武汉畅游长江时发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那时的我，正值青春期，求知欲似乎特强，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形势，也吸引着我。而国内外最新动态，只能从学校的高音喇叭中得到。

那些年间，各个机关、学校、厂矿、公社，城乡到处都安着高音喇叭。这些高音喇叭，每天早晨就开始广播，晚上“全国各地新闻联播”结束了，这些高音喇叭才安静下来。如果伟大领袖有最新指示，那高音喇叭恨不得要响个通宵。

1968年冬，我们在谢三矿“接受再教育”，天天跟班下井采煤。下班后在几十人同住的大统间里，同学们有时躺在床上闲聊，聊到毕业分配后的打算，我说，有了工资，我要办三件事，一是订份报纸，二是是买台收音机，三是弄个大枕头。

1969年底毕业分配到皖南池州天坪山煤矿，天天下到三百多米的地下去挖煤，每月工资就44元，连下井津贴都没有。半年后7月的一个工休日，我就与同学“小老肥”，俩人凑了一百元钱，翻山越岭去“铜陵特区”买收音机。

那时，铜官山北麓至大江那块，分布着有色公司机关、机厂、仓库等生活商业服务单位的地方，称之为铜陵特区。而特区周围则属池州专区的铜陵县。

清晨，我与“小老肥”俩人踏着田埂青草上的露珠，从天坪山北麓的宿舍起步，向北穿越近十里的田畴、村落，跃过一条条溪流，走过一道道石板桥，过谢家冲，走杨湖，穿过汪村，就翻越高高的奶头山（地图上叫大尖山），下到奶头山与铜官山之间谷地中的佘家大院；然后向东走三五里，再翻过枣树岭，抛物线状的铜官山，就整体矗在左前方了。过了铜矿尾沙滩，左侧山麓边是高高的选厂车间，里面机器隆隆轰鸣。跋山涉水三个小时，来到了东村（解放东村）东方红电影院，来到特区小街上。

那时，“铜陵特区”最大的百货店，在人民医院下边与铁道并排的小街那儿。百货店是一幢木楼梯、木地板的二层小楼。这百货店没有交流收音机。但营业员告诉我们，长江路上有家新开的五交化公司，那里可能有交流收音机卖。

我俩顺着长江路，走了三四里，来到与邮电局比邻的五交化商店。五交化商店是三层楼。二楼是卖收音机与无线电器材的。这五交化商店，就在现在的人民二路与长江路的路口那儿。对面是工农兵饭店。工农兵饭店西，就是荒滩般的体育场。而五交化商店西是长途汽车站，再往西，一路通往铜陵县城，路边就没有商铺，过了“五公里”，就没有人家了。

我俩进了五交化商店，二楼柜台内果然摆放着看上去令我喜欢的一种交流收音机——“上海—160”牌六灯电子管收音机。机箱三面栗色的漆面。正面凹下的宽边框呈奶白色，框中央是大块金丝面，丝面右上方是个闪着晶莹小窗口的绿“猫眼”，下方是五个琴健，除了中波、短波1、短波2外，还有个放唱片的“拾音”健。价格是90元。我俩很满意。这张发票至今还夹在一本书里，上面的日期是1970年7月21日。

我俩付款后，将收音机抬出五交化商店，碰巧遇到了采煤队一个工友，他说矿上的“小罗马”来了，送工伤到人民医院。“小罗马”是辆与吉普类似的小车。这台小车，既是矿领导的公务车；也充当矿上的急救车，运送井下受伤的矿工。我们煤矿座落在铜陵南部的天坪山，距铜官山东北麓的人民医院，有六、七十里路，矿井下一旦发生事故，“小罗马”就充当抢救伤员的救护车。采煤队这位工友建议我俩跟车回矿。

三伏天，翻山越岭几十里路赶到铜官山北，已经感到很疲乏了。俩人抬着六灯收音机，再翻山越岭回去，怎么也没有跟汽车回矿省力省时啊。于是，我俩抬着收音机，跟着这位工友，赶到小街上。“小罗马”停在小街饭店边，司机等人在吃饭。

小街饭店，就是现在工商银行大楼后面那块地方。2000年之前的50年间，沿铁道北边是一条长长的小街，从东村直通到义安路。从饭店里先走出胖司机——一个胖呼呼、人称“刘奶奶”的师傅，之后走出来的是采煤“二连”肖指导员、班长，还有杜医生。

看到我们去了，他们都没说什么，但肖指导员脸上明显的露出了不快。那辆“小罗马”，车小，座位本来有限，人也满员了，再带上我俩，车上肯定很挤。三伏天，那时车上也没空调，热闷够呛，我们肖指导员怎么能高兴？我与“小老肥”装看不见，厚着脸皮挤进车厢，小心翼翼的护持着刚买到的宝贝。

“小罗马”顺着铜青公路，在丘陵间颠簸一个多小时后，在牌坊头拐向东去的乡间道路。 “小罗马”，轮胎半淹在水中，车子开始在水面上缓缓前行。牌坊头虽说是山坡地，但山坡紧连着的那段铜青公路地势低，海拔仅十三四米的样子。路西，就是长江南岸的湖滩地。每年长江一进入汛期，那段铜青公路路西，就是白浪涛天。进入汛期，洪水还会淹没路面。（1998年长江大洪水，牌坊头那段公路从六月底一直泡到九月上旬。）“小罗马”拐下铜青公路，在水面上行驶了一里多，继续向东开。向东的乡间公路延伸10里到董店；董店是天坪山煤矿总矿所在地，也是董店人民公社所在地；过了董店再延伸8里，才到天坪山北麓的煤矿。

这台六灯收音机到了天坪山麓的矿区，算是奢侈品了。那年，天坪山矿区只有矿副主任“大花脸”曹子云家里有一台五灯收音机。

天坪山煤矿，离江南古镇大通有30里路。每天乡邮员送来的人民日报都是三天前的。收音机，一下子就缩短了天下事传递到我耳中的时间。听收音机，对我来说，能不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吗？

买回收音机，我就将其放在枕头旁。从此几乎每天夜晚，我都是在这个宝贝的音响中进入梦乡的。

(1971年秋天，同学李敏红帮我拍了张照片，在“17—5”我的宿舍中，枕床头旁摆着的就是“上海-160”牌收音机。)

这个宝贝，还给我及同学们的夜晚增添了不少的乐趣。1972年春天，同学赵崇新从淮北烈山矿回来，带回学兄桂彬给我们弄到的《朝阳沟》《蝴蝶泉边》《肖飞买药》等唱片，我们就时不时将矿广播室的留声机搬到“17—5”我的宿舍里，聚在一块乐。

1973年7月底广播室的张毅同学回故乡奔父丧，走之前，李敏红将广播室里我们感兴趣的唱片都检来，足足有五六十张，一下子都搬到“17—5”我床下的一个箱子里。

1975年，卫生所蔡善武将他姐姐家的一些旧唱片也带到我宿舍里。隔不几天，一帮小伙子晚间就聚到“17—5”来，看着旋转的唱片听，并跟着唱。直到去年了，有天晚上蔡善武打电话来说想我，说正在听电视里放的《五朵金花》的插曲呢。当即，我穿衣下楼，跑去与蔡会合，到外面喝酒叙叨了半夜。

家中买了电视机之前，若干年的晚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都是每天我雷打不动的“功课”。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家中还添过两台带音响的收音机。“上海—160”六灯收音机，想个病中的老人，也早不响了，但我一直舍不得扔。

年逾花甲的我，早不听收音机了，但是我时常怀念天坪山麓听收音机的时光。一生中，我得到多少朋友的帮助啊。解金遂、赵崇新、大李等人早调回故乡去了。

2001年，我家搬离天坪山之前，“上海—160”六灯收音机，我还是没舍得丢，寄存在董店原住处了。

虽说天天它不在身边了，但我还能看到它的模样。当年为范小平拍的一张照片的背景中，有那台“上海—160”六灯收音机清晰的模样。我把这张照片放到了网上，天天都可以看到老朋友的神姿，那台“上海—160”六灯收音机，何尝不是我人生的一个挚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