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大铜勺

1980年前后的二十年间，每年从皖南回彭城探望爹娘，往返乘火车都经由南京转车。返回皖南时为了赶上“南京～铜陵”的火车，我都是上半夜在徐州搭上南去的火车，下半夜到南京下车后，就要在候车大厅的硬椅上，神情恍惚地望着墙壁上的时钟，眯眯瞪瞪坐上几个小时，等早晨7点开往铜陵的那班火车。

那些年间，南京新火车站候车大厅墙上时钟，先是老式的圆盘机械挂钟，后来换成了电子钟——12个点位的时、分、秒指针都闪烁着红光的电子钟。火车上挤了大半夜，下半夜的人,精神不济、又乏又困，直冲磕睡，可又怕睡着。既要照看身旁的行李，又怕误了火车。眯眯瞪瞪中，就盯住墙壁上的那行走的大圆钟。1981年春节后返回铜陵那趟，3点钟到南京后，怀抱着熟睡的稚子，坐在寒冷的大厅里候车，望着墙上新换上的圆形电子钟，望着望着，那一圈圈跑动着的秒针，在我眼中就幻化成徐州家中的一把大铜勺。

自幼，我这个人就愚笨不堪。四五岁了，还不会讲话。所以，俺娘一弄就给亲戚邻居说：“这孩子，白舍！”

“白舍”，彭城一带的土语也，意思是形容一个人无能、无用，一钱不值，白白舍弃给人家，人家都不见得要之废物。

幼年，我还时常患病，或发热、或厌食、或昏睡不起。我一患病，俺娘的心，日日夜夜，就象猫爪抓得似的，日日夜夜，俺娘就处在了煎熬之中。可是，常常令俺娘心惊肉跳的并不只我一个。

童年，我叫“小三”，下面还有“小四”、“小五”两个弟弟，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大我4岁，二姐患软骨症，成天只能塞进茶叶篓子中站立着。幼年我家住在黄河岸边大坝头时，姐弟五个。

我下面的两个弟弟，是捱肩出生的——“小四”头年生属大龙，“小五”次年生属小龙。听小姑母说，“小五”那个孩子可精了！看到你爹进院子，就赶忙去找板凳，端到爹面前，让爹歇息。爹坐下了,就连忙去灶台旁找洋火（火柴），给爹抽烟解乏。

我进小学时，“小五”才4岁，那年间，姐弟多，乡间有祖父祖母，都靠大马路上那爿小茶叶店维持生活。收入有限，养活的人口多；店里既要从茶商那儿进货，又得销售出去，茶叶生意也并不是那么好做。人口多，一家能不捱饿，就很不容易了。

小时候我们都营养不良。先是小四得了“鸡宿眼”，黄昏时，眼面前啥子都看不到了。傍晚，小四上茅房啥的，都是“小五”牵着。

孩儿身子羸弱，做娘的心中怎能不着急？有时就用一把大铜勺煎鸡蛋，给我们几个吃。孩儿咳嗽，娘就把生姜剁碎了，与打在碗里的鸡蛋糊搅拌起来，在大铜勺里煎成一块块黄灿灿、香喷喷的，给咳嗽的那个小子或闺女吃。其他几个孩子在一旁则直咽口水。

那把大铜勺，全黄铜锻制。勺头象只蓝花碗，勺壁厚厚的,直径足有四寸；一尺多长寸把宽的长柄，柄端是卷曲成筒状的勺把。

我们兄弟三个，时常将这把大铜勺，拖在地上，满院子的追逐。娘看到了，就要将这大铜勺夺走。这把大铜勺，在我们眼里是个玩具。但在俺娘的眼里，却是一件能为自己孩子祛病强身的宝贝。

俺娘，用它来干什么呢？俺娘用它熬“大黄油”。“大黄”，是中医常用的一味药。《本草纲目》就列出了大黄适用29种疾症的治法。并说“大黄常用为解燥结、除实痰的要药，脉洪而实者用之，有速效”。

每年春季，娘都要用这把大铜勺来熬“大黄油”，给孩儿喝。娘先从“济生堂”买来一片片切好的“大黄”。晚饭后，洗涮、收拾妥了，就把揩了又揩的大铜勺，放在火炉口上，倒入半斤左右的芝麻香油，铜勺里香油翻滚后，将片状“大黄”投进去，然后小火细细地烹煎。那时我小，精神弱，磕睡大，天一黑，人就困的支撑不住。都是姐姐帮着娘，将“大黄油”煎熬到半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起床，娘就会柔声细语的哄着我们其中的一个，将面前大半碗深黄色的“大黄油”喝掉。

“大黄”进入人体胃肠后，直接的功效就是要“行”，就是要将五脏六腑里积存的毒素，通过肛门不停地排泻出体外。喝进“大黄油”，有时“行”得很急，不等人蹲倒，就窜了一裤裆。夜晚黑灯瞎火的，上茅房不方便，所以，娘都是在早晨让空腹的我们喝下“大黄油”。

娘要我们“一口气喝下去”、“大口大口地喝”，可我怎么也大不起来口，“大黄油”其味之苦，实在难以入口。我这个人，一辈子孤陋寡闻，小时候在娘脸前喝“大黄油”时，我认为，天地间万物，再苦也苦不过“大黄油”了吧？拧着鼻子，陬着眉，喝了一口，娘就会往我嘴里塞进一块冰糖。冰糖之甜，也盖不住舌面到舌根到喉咙里的苦味。

良药苦口利于病。俺娘没读过什么书，但她明白这个人生之道。二姐和“小五”相继的夭折，尤其“小五”的死，让娘心中是雪上加霜。悲伤欲绝的娘，稍微觉得哪个孩子不舒服了，就要带着去求医求药。而童年时，家中实在太穷，维持一天三餐尚且都难，哪里能挤出钱来看病？为了孩儿能长大，为了给孩子祛病，也不知是从前辈人那儿，还是在哪个郎中先生那儿讨来了“大黄油”这个药方。然后就年年用这长柄大铜勺来熬“大黄油”给我姐弟喝。

1966年9月底，响应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号召，来到学校在彭城的领导机关的我，执意不返回淮南洞山学校,要再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月底家里没钱了,俺娘就将这把大铜勺拿到街上，收废品的只给了五毛钱。我就拿着这五毛钱,当天晚上八点半，只身登上了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

1966年国庆节前后那几个月的学生,是走到哪、吃到哪。各地都有接待站，食宿行都不是问题。国庆节后我从北京出来,俺娘用大铜勺换来的五毛钱,还在我身上。

其后，我又怀揣着这五毛钱，去南京、上海、杭州,还是没舍得花。11月7日在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后,院子里有个摊位,在卖林元帅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手迹印模。我就掏钱买了一枚。以后几年,我时常使用这印模,往我的书本钤上林元帅的手迹。

1971年深秋时节的10月18日，同学李敏红徐州探亲返回皖南天坪山麓，第一时间避着人悄悄告诉我：林某是大坏蛋——这如同炸雷般的消息，让我顿时惊呆了。之后，那两天,我又忙不迭的将书箱里书册上林某的手迹印迹，全部涂抹一番。

端午后是黄梅天，外面落雨，家里也不凉快。无意间翻检藏书,看到扉页上那被涂抹了的林元帅的手迹，脑海里不由地浮出童年家中那把大铜勺——那把换成了五毛钱的大铜勺——那把换成了林某手迹印模的大铜勺！

时代变幻,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世间,什么都会烟飞灰灭，永不磨灭的只有一样，那就是慈母的心。童年家中的那一把大铜勺，虽然被我糟蹋掉42年了，但我还时常忆起它。俺娘熬的苦味“大黄油”,再想喝,这辈子也喝不到了 。

秋浦39.6.13于天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