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子莫若父

天未亮, 我和妻穿上厚厚的冬衣，妻子拎着前几天买好的三刀黄纸，我怀中则揣着一册父亲生前学习用的《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和一枚小小的椭圆牙章，匆匆下了楼，往城西湖去，到湖边去为父亲烧点纸，寄托儿子的哀思。这天，是我父亲去世20周年的忌日。

前天刚下过雪的江南小城，拂晓时寒风料俏。电信大楼的大钟敲六点了，路灯熄灭了的街道上，还是黑乎乎的，只有对面弛来汽车的车灯，賊亮賊亮地刺眼地掠过。沿着模模糊糊的人行道上往前走，一脚踏去,感觉不好，急忙抽脚，人行道上竟然还有一宕积水，好在穿的是深帮皮棉鞋。我与妻脚步不停，在拂晓的黑暗中继续往前赶。我心中，则继续思念已匆匆“走了”20年的父亲。

父亲名讳保汉，1918年出生，去世时不过67岁。我父亲弟兄俩，其兄，即我伯父则名讳保民；下面尚有两个妹妹，即我的大姑母与小姑母。伯父1912年出生，2004年才仙逝，享年93岁。而我父亲比伯父小6岁，却早辞世19年，作为长子的我，念兹，岂不哀哉！

父亲出生在佃农家庭，但从小执意走出黄土地，改变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15岁从徐州东南50里的留谷庄，只身一人跑到徐州城西关街头的洪泰酱菜店学徒。

父亲29岁那年春节，下定决心到城里开店谋生，那时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多。我爷爷拗不过这个儿子，卖了几亩地，又出面找东、西两庄几家亲戚求借，七拼八凑，凑了百十块钱。我父亲以这笔钱作本钱，在徐州城东关大马路上赁了一间房，开了个小杂货店，后改为经销茶叶，店名“保兴茶庄”。

当时，我大姐姐一岁多，我及我上面的二姐（四岁夭折）尚未出世。杜聿明带领30万国军从徐州潰逃一年后，我才来到人间。那时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炮声都响了一个多月了。

父亲打小只念过三年书，但一辈子却是个“与时俱进”的人。抗战胜利后，“五省通衢”之地的徐州是一个大商埠，城里的茶叶店开了不少。与“老同昌”相比，“保兴茶庄”只能算个末等小店。解放大军进了徐州后，建立了人民政府。而城里的工商业主，大都对新政权心存疑虑，但我父亲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热烈拥护新政府，紧跟着共产党走。用我小姑母的话说——“恁大大他积极”。所以父亲很快就被推举为“徐州市茶叶公会”的主任。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在黄河东岸大坝头的家中还见过他的名片。1955年春天，“保兴茶庄”率先公私合营，父亲作为私方代表，被安排为一家公司的中层干部。

1956年6月底的一个雨天的下午，雷暴雨“哗哗”落着，11岁的姐姐撑着一把油布伞，牵着我到家不远的大坝头小学报名。大坝头小学按教育局的规定，只能招收满七周岁的儿童，1949年9月1日之后出生的，则要等到第二年。而我是1949年底出生的，所以未被录取。

父亲生怕耽误了我读书，就找到同为鼓楼区人大会议的代表的大马路小学校长，那位校长同意了父亲的请求，国庆节后收取我入了学。大马路小学的校门，在如今的金瓶梅大酒店那儿。我入学时，学的还不是现在的汉语拼音，而是注音字母。如果不是大马路小学收取了我，我就得等到1957年才能上学。1966年才能初中毕业，将正赶上那特殊大革命的开场，学业中断，作为“老三届”而下乡上山。我童年之后的人生，肯定是另外的道路。

1957年和1960年，父亲作为徐州市工商联的代表，曾两度去省城南京学习。1957年他从南京回来后，给我们姐弟几个带来了从紫金山麓松林里捡来的宝塔状松果、雨花石等小玩意。

1960年春天，我已上四年级，在南京学习的父亲来信，嘱咐我给他写回信。文革前，他连续几届都被推选为区的人大代表；1964年，据说已内定为副区长人选。那两年他的床头上堆积着《毛泽东选集》、“九评”、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印发的一些学习材料，还有《新工商》杂志等。

“四清”及之后，是接踵而来的“大革命”，诡谲的社会风云，使父亲的命运，急转直下。但他不改初衷。我妹妹创新，本来并不是这个名字。1966年8月，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破四旧，立四新”。我父亲就把我姐弟4人的名字给改成了——“立新”、“更新”、“革新”、“创新”。当时姐姐上高三，我上中专，弟弟小学6年级，名字都叫了多年了，“新”终没压住旧名。而我妹妹当年才5岁，等到少华街小学（当时改名为向阳街小学）报名上学时，报名“创新”，所以几十年来就一直叫“创新”。父亲的“与时俱进”，由此可见一斑。

我少年时非常顽皮，进中学了还很贪玩，读初一第二学期的六月，因与向明、晓东、家军几个同学跑到黄河故道游泳，班主任许华英老师当天傍晚找到少华街谦益巷我家来，要求父亲加强对我的教育。但我，让父亲伤心事并不止这一端。

1969年底，煤专毕业，我被分配到皖南偏僻的天坪山煤矿。对我放心不下的父亲，1970年国庆节前，从北方坐火车到芜湖，由于当时客运火车还不通到铜陵，我父之好改乘江中的轮船，在长江里行了近10个小时，9月27日傍晚才登上江南古镇大通。但通往天坪山矿区的小火车，每天仅早晨一班。父亲便沿着山间30里的铁道，从大通码头一步一步走到山沟中的天坪山煤矿，找到我。

当时天坪山矿区的生产设施简陋，生活条件很差，矿工的肉食每月按量供应，菜蔬也缺乏。父亲在矿的两天，食堂里只有臭咸肉炒藕丝、臭咸肉炒黄豆芽。

我那时在新组建的“五连”——在一条荒芜的山沟中往地下打一个风井。没有电，矿工们都是抡大锤打眼放炮，炸开的岩块，就由井口三个姑娘推磨车，拉到地表来。我不想让父亲到我工作的地点去。当时我上夜班，哪想，父亲在我下了夜班，白天睡觉时，请同学赵崇新领着去了才破土一个多月的西一风井工地。

第二年春天，探亲假我回到北方的家中。乡下学庄的小姑母，特地进城来看我这个在江南工作的侄子。小姑母见面就责怪我“怎么跑到那个山沟去了？”——“去年秋天，办恁大姑父丧事，恁大大从你那回来没多久，我问到你的情况，恁大大就哭了，说小三怎么跑到那个山沟去了！偷偷哭了一会，恁大大还交代我，不要把你的情况透露给恁娘，免得让恁娘烦心。”

当时，对我父亲为什么伤心，一直也没在意，也没多想。直到自己年过半百了，坎坷的社会阅历渐多；儿子成年了，操心的事，一时排谴不掉；有一天我才恍然大悟——父亲从小执意要走出黄土地，而长子成人后，却与自己的人生追求背道而驰，一头扎进乡间的山沟里去了。做父亲怎么能不感到疼心！

那次探亲假过完的清明节那天，我买来第二天返回江南的火车票了，父亲仍然小声地问我：“不能在家多过两天吗？”可是，第二天我还是拎着包，在父母亲眼巴巴中，离开了彭城剧场后的家。

人生，有时是无奈。人生，更多的时候，却是处在“身在雾中不知雾”的精神状态。如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首绝句所描绘的一样。

知子莫若父！又过了两年，探亲假我再一次回到故乡。有一天傍晚，我从几家书店逛回，手里拿着一摞刚买到的《电机学》、《开平方》、《一元二次方程》、《光学原理》等书，拐进少华街谦益巷十号。推门进家，看见坐在桌边的父亲，就连忙把那摞书移往身后，闪进了里屋。再出来时，父亲轻轻叹口气说：“整天还云里来雾里去的。”

人生匆匆。直到我45岁那年深秋，我所经办的一家小丝绸厂因天旱缺水，络丝机下来的丝，没水蒸，没办法加热定形。加上涤沦丝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而不得不再次陷入停产的困境。我一度赋闲在家。有天我翻看老日记本，看到父亲那年对我“整天还云里来雾里去的”评语，突然我明白了：父亲那时就看出了我的秉性——对待人生、社会过于理想化了。

人生一世，不能没有理想；但是，“人生难得，大道也难得”。一个人，有时在雾里行进，也还自认为是奔向理想境界呢！知子莫若父啊！可惜父亲生前，我与之交流谈心太少！明白父亲多年前对自己评语的深意时，父亲已去世7年。想请教父亲，也无路可寻了。

1985年1月25日夜晚，华东普降大雪，我在斛兵塘畔的大学里接到“父去世，速回”的电报后，立即冒雪去省城火车站，漫地皆白中乘火车往家赶。

第二天下午赶到冰天雪地的徐州时，瘦弱的父亲早已躺在冰冷的木板上了。患支气管炎的父亲，天一冷就发病，从1981年深秋转为肺气肿。连续几年冬天，他都住院治疗。1982和1983年春节前我都赶回故乡，尽可能在父亲病床边多呆些日子。但父亲去世前的两年冬天，我光顾自己的学业了，父亲病重时，我不仅未能服侍，也没能为他送终！

2001年，我家从天坪山乡间迁到江东小城市区。搬家时，许多书刊，我都舍弃，处理了。但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读过的，每册封面有他留下自己名讳手迹的“九评”，还有一缉同样留有父亲的手迹，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1960年用粗糙的纸张，印发的《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的语录集，我都珍藏起来，带到了新居。

父亲的一枚小椭圆篆字牙章“保汉”，特殊年月中我学习篆刻时，印章竟被我磨平，反复用来做篆刻的练习材料了。但我也一直珍藏在身边……

顶着“四九”清晨的寒风，我与妻子赶到城西湖边，才六点半。天还没完全亮，天、地、湖三者一色，都是阴晦的灰色。我从妻子手里接过三刀黄表纸，摆在湖边的一块干地上，分散好三堆，然后从怀中掏出父亲的那两样遗物，双手捧在胸前，面向故乡的方向。妻子用打火机点燃三堆纸，我想给父亲说些话，可实在感到心疼，不知道说啥为好。

知子莫若父！为何父亲在世时，我不能耐心与父亲谈谈心呢？，三堆火焰，在寒风中伸缩着。

天，渐渐亮了，湖畔的树干枝桠清晰起来。父亲走20年整了。即便在另一个世界里，父亲原谅令他一再伤心的儿子，我自己，也难原谅自己。

寒风中，遥望着故乡，缅怀着父亲。城西湖畔的三堆火焰，渐渐熄灭，渐渐变成了三堆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