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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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少年的每个足迹，都伴随着一个梦。谁的少年岁月，没有瑰丽时光呢？
十六岁那年元旦，我与几个同学是在九里山果园度过的。当时，我们正在徐州一中（撷秀园）读初三。
1967年之前，我们母校徐州一中实行“朋友班”制度。每年考录的新生9月初入校，初一年级每个班，都会与高二或高三某个班结成“朋友班”。1962年9月开学不久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朋友班——高三丁班的学哥学姐就来到了我们初一丁班的教室。
学哥学姐来之前，我们班主任许华英老师（风姿绰约的苏州姑娘）带着我们，把教室里课桌拉到四周，课桌围成一圈，我们挤着坐两边，空着另两边的桌椅，等候朋友班学哥学姐到来。
高三丁班的学哥学姐进来后，相挨着坐满了另两边。一个长长黑辫垂腰的学姐站在教室中间，逐个介绍高三丁班的学哥学姐。她叫到一个名字，一个学哥或学姐，就站起身来；然后我们许老师也点一个名字,初一丁的一个男孩或女孩，或羞涩，或顽皮地站起来。
当每个同学都结识了自己的高中朋友后,就分别与朋友挤坐在一块去了。我的朋友，是一个圆头圆脸、胖呼呼笑嘻嘻的学哥。五十多年后，我竟想不起这位学哥的名字了。但我记得那个长辫子姐姐的名字,叫谢稚兰，是高三丁的团支部书记。
初中生，毛孩子一群，与高中生相比，言谈举止的动静完全两样。临近中午，撷秀园第四节课的铃声敲响后，放学了，夹河街校门一打开，就象水库开闸似的，清纯的中学生，欢快地向外流淌。涌出校门,则三向分流：朝东流向中山北路，向西顺着夹河街流走，向南则顺着福水井巷流往淮海路。
福水井少华巷顿时就象夏天丰盈的溪流，而追逐嘻戏的初中男孩则如乱窜的鱼儿一般，不时在溪流激起浪花。学姐谢稚兰，与我同向，天天也顺着福水井巷,往南走。她家在福水井巷西侧一个门内，其家门斜对面，就是富国粮店。
高三丁的学哥学姐，面临着高考，时间虽紧张，但学哥学姐，那一年仍给了我们这帮毛孩子不少帮助。第二年夏，高三丁学哥学姐毕业，大都天南海北读大学去了。
但是，与这个朋友班的联系并没断绝。1964年元月，寒风膄膄的腊月底，朋友班在外省读书的“游子”回到彭城。也不知怎么回事，有天夜幕降临后,我竟跟着一帮“游子”到同学家串门，跑了半夜！
寒冬那个夜晚，谢稚兰并没有出现。不知为何，这位学姐，高中毕业没有上大学。那两年，《中国青年》杂志正宣传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志愿下乡务农，支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者的事迹。作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的她，响应共青团组织的号召，下乡务农，去了城西北郊外的九里山果园。
1965年元旦前的课余，我们班不少同学忙着传抄“社教二十三条”。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已普遍开展。有个星期天,我拿粮本在富国粮店买面粉时,碰到了买米的谢稚兰大姐。当时，我脑子里突生一念——找几个同学去九里山果园义务劳动一天。我将这个社会实践的想法，当即讲给学姐听，学姐赞同。说回去给九里山果园领导汇报一下，要我下星期天听她回话。一个星期后，我到她家，与她商定时间等具体事宜。
那时国庆十周年刚过不久。那段日子，受当时“万吨水压机建成”、“大庆油田建成”等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感染，社会各行各业热气腾腾，工农商学兵们信心十足，人人都想为祖国社会主义建社添砖加瓦。撷秀园内，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莘莘学子，自然也不在例外。
那一年多的每个周日，我们班同学都自发组织活动，或学毛著、或学雷锋到社会上做好事。1965年元旦前那段日子，同学们则特忙。我与一些同学排演的话剧《某某某》，在校园内与校外演出；有的同学准备去建造中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工地义务劳动。但是我们几个人仍旧按照与学姐谢稚兰的约定，元旦去了九里山果园。
果园在徐州城外九里山之西黄河故道河滩上，路途不近，元旦那天阴冷，早晨我们各自用铝饭盒从家中带了午饭。我们是骑了几辆自行车去的。
去的同学以《某某某》剧组成员为主，记得有孔宪立、杨志明、罗美龄、陈桂芝、陈淑文等同学。元旦清晨，天阴着，我们按谢稚兰所讲的路线，顺着黄河故道一直往西骑。过了九里山西的铁道闸口，则顺着铁道路肩行了一截路，拐下来就到了九里山果园。
学姐谢稚兰在等着我们呢。上午，她先领着我们在苹果树、梨树丛中劳动,一是用铁杆锄头在果树下锄地松土，一是登在梯子上给树叉剪枝。
午饭后，由果园杨场长给我们介绍果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情况。下午，则继续在梨树、苹果树树下，挥锄松土。直到傍晚，我们才告别谢姐与果园领导，骑车回城。
明朝民族英雄于谦曾说过：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常少年。1965年8月底我离开故乡彭城后,与学姐谢稚兰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活泼泼的人生，在于寻求意义。时光荏冉，弹指间，五十多年过去了。学姐谢稚兰肯定也是做奶奶的人了。她身后长长黑辨子大概早剪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