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坝头南巷

1958年夏天之前，我家住在黄河东岸大坝头那儿。

过了同春池东去百十米，向东的道路分叉，成Y形分成两条路，大马路向东直通火车站，朝东北弯去四道街的那条路则叫“大坝头”。三岔口路北有个小巷口，那就是“大坝头南巷”——童年时代，我家就住在这小巷一个院子里。幼年的我在这个小院内，蹣跚学步，牙牙学语。

坝子街桥到同春桥这段黄河的东岸，早年间为防洪水泛滥，在河岸用黄土夯有凸起的一条大坝，坝南端终止在同春桥东边，后来人们就将这儿叫“大坝头”。大坝头南巷，处在大坝头之南坡，它顺着弯曲的坡道向大坝顶延伸，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巷子里居民的户口簿的居住地址栏内，都写着“大坝头南巷**号”的字样。

这条小巷，曲里拐弯爬坡通向坝顶，不长，也就百十米的样子，走出巷子就是铁路二七宿舍。我家在巷子里的半坡上。巷子西侧的一个小院，从巷子进出小院，须登上几阶块石垒成的石磴，也就是说，小院的地平面高于巷子的地面。

小院就住着三户人家。小院靠北有一排门朝南的草屋，草屋前面有片五六米宽的空地。草屋共四间，我家住东边两间；隔璧是三口之家，一对年青夫妇带一个叫“小爱”的女孩；西头那间住着老公母倆，爹娘叫我们姐弟唤“姑老爷，姑奶奶”。三家住户，都是房客，租赁房东吴老二的这四间草房居住。

吴老二家就在我们院子后面——隔着一大片空地的吴家大院。吴家院子院墙院门完整，院子大门朝南开，院内面积不小，还种植有一些花儿。孩子们追逐，藏猫猫，我曾跑进过这个院子。

那时，巷子里居民洗衣裳洗被褥要去黄河沿；春夏秋冬，黄河两岸棒槌捶衣声，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巷子里居民吃水，则要出巷子，到巷口左侧街北一个铁柄汲水井去买。我小时，是俺娘担两只水筲，买了水后，再一步一步担进巷子，担上院里。母亲身材瘦小，几十年过去了，晚年时母亲还常常说：“担水时，难就难在上院门口的那几阶“礓碴子”，个子矮，担子重，上那几磴“礓碴子”，水筲都是磕磕碰碰。从桥西店里来家取午饭的伙计“天柱”，碰到了，他都是赶紧从我肩上接过水担子，一步步担上院子来。”

1949年前后那些年，父亲在同春桥西、大马路南沿开着一家名为“保兴茶庄”的茶叶店，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店里有两个学徒，天柱是其一，他姓程，是丰县人；还有一个叫余世昌，是我二舅的大儿子。

那时，铁柄汲水井与我们巷口之间，有个小照相馆，馆名有一个“芳”字。老同学保亮说：他家1958年在这儿照过全家福，他小学毕业相也是在这照相馆照的。

从铁柄汲水井往东北走不远，就是门牌号为“大坝头55号”的徐州火柴厂。脑海中残存的一个记忆，是斯大林葬礼那个时刻。1953年3月一天下午，天空阴晦，四岁的我从大坝头南巷出来，在照相馆旁边的街上玩耍，火柴厂、面粉厂及远处徐州车站的火车一齐鸣笛，远远近近地响起，回荡在半空中。气笛回荡中，街道两边的行人都站立不动了。我感到奇怪，不知人们为何都呆呆地站在那儿干啥。

巷子西边，是大坝头小学，铁路二七职工宿舍，还有个小小的地藏庵。每年春天，地藏庵那儿都要举行“五毒庙会”，城内外男男女女，都会拥挤着来这片赶庙会。

在童年记忆里，大坝头南巷的冬天很寒冷。冬晨起床时，感觉特别冷。寒冬，为了帮助孩子抵御寒冷，做晚饭时，母亲会将几块半截砖头，放进铁锅下的灶膛内；天黑后，再将半截砖从炉膛内一一扒出，用旧衫破布包裹起来，塞进孩子的棉被窝内。这样，每个孩子冰凉的脚板就都能抵到热乎乎的半截砖头，在热乎乎的感觉中进入黑甜的梦乡。

孩提时的夜间，我经常哭闹不止。白天，经营着“保兴茶庄”的父亲很辛苦，夜晚我不停的哭闹，吵得父亲无法睡觉，有时他就发起脾气，烦躁着吼道“拎两腿将他扔到外面去”。见父亲来了脾气，俺娘与奶奶就赶紧起身穿衣，将我包裹严实，掩在怀里，抱到院子里摇啊晃啊。下雪天，奶奶与俺娘两人替换着在踏雪在院子里一圈圈地转悠，直到我睡去为止。

我出生时，上面有两个姐姐，除了已四岁的姐姐，还有一个两岁的二姐——“二丫头”。不知啥原因，“二丫头”患软骨症，成天只好把她放进茶叶篓里立着，她身体旁塞满旧棉絮旧衣裳，让她站在里面，脑袋露在上面。这个小二姐，嘴很会说。她看到婴孩的我被娘和奶奶不时抱在怀里，站在茶叶篓里的二姐有时会以乞求的口吻说：娘，你别尽是抱弟弟，也抱抱我。听俺娘后来说，这个小二姐，在我两岁不到时，夭折了。

童年时，父亲最伤心的事，莫过于“小五”的夭折了。我叫“小三”，下面本来两个弟弟，是捱肩出生的——“小四”头年生，属大龙；“小五”次年生，属小龙。听姑母说，“小五”那个小子，可精了！看到恁爹进院子，就赶忙去找板凳，端到爹面前，让爹歇息。爹坐下了，“小五”就连忙去灶旁找洋火，让爹抽烟。

我进小学时，“小五”才3岁，那年间，姐弟多，乡间有祖父祖母，都靠大马路上那爿小茶叶店维持生活。收入有限，养活的人口多；店里既要进货，又得销出去，茶叶生意也并不是那么好做。人口多，一家能不挨饿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小时候我们几个都营养不良。先是小四得了“鸡宿眼”，黄昏时，面前啥子都看不到了。傍晚，小四上茅房啥的，都是“小五”手拉手牵着。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社会对儿童的防疫能力弱，儿童“出疹子”很普遍。“出疹子”极易导致儿童死亡。我家“小五”就因“出疹子”夭折的。

听俺娘说，“小五”出疹子本来都好了，有天半夜又高烧不止。俺爹娘就抱着小五，摸黑出巷子，抱到同春桥西边的那联合医院，就是我出生的那家医院，去诊治。

医生给吃了药，天快亮时，娘抱着小五回家，过同春桥时，娘怀里的小五还问：娘，这到哪儿啦？娘告诉他，就要下桥了。进了巷子回到家中，哪料往床上一放，小五就没气了！听娘急促不断声“小五”“小五”的喊，俺爹过来，再也喊不醒这个弟弟。俺爹那个伤心啊，他在屋里哭着直跺脚——屋里的地被爹跺得吭吭响！

院子里西间住着的姑姥爷，小爱娘，都赶紧过来，安慰悲痛欲绝的俺爹娘。“小五”死时都五岁了。那个悲凉的清晨，天才蒙蒙亮，我姐弟三个简直被吓傻了。

其实，在“小五”夭折前两年，俺娘还生下一对双胞胎，产下没满月，就夭折了。大坝头南巷，暮年时仍让我伤心——从我幼年记事到1958年搬离，七八年间，先后有四个同胞姐弟夭折。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冬天，比如今冷。冬天雪大。有天雪后，屋外变成了白雪世界。奶奶领我踏雪去淮海路上的中山堂看电影，搀着我从院子下到巷子，奶奶领着我从雪墙中踽踽挪步穿过小巷。大坝头南巷的童年留给我总的印象是：家中贫困，冬天很冷。

1957年秋天，鼓楼区政府看我家生活困难，四个孩子，就父亲一人工作，区政府送温暖，派人到服装店给上学的姐姐与我，各做了一件黑色棉大衣——翻领、双排大扣的苏联式样的的棉氅。刚做好那年，个头小的我，黑棉氅穿上身，前襟覆盖到膝盖。寒冬腊月，姐姐和我下到马路抬水，黑大衣前襟下摆，行走很不便，可是天寒地冻，不穿这黑大衣又很冷。第二年六月，我家离开了大坝头南巷，搬到西关博爱街南的商业宿舍去住了。个子长高了，姐姐把她那件大的让给我穿，我的那件则给弟弟穿。这黑大衣，我一直穿到1967年初冬。

1966年九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彭城，休息几天后，准备再返回北京过国庆。那时俺家已从商业宿舍搬到少华街了。俺娘眼看着我，来家没两天就又要走，就在一天下班后的下午，领我去大坝头南巷看望同院住的老邻居“姑老爷姑奶奶”。从少华街，淮海路，大马路，过了同春桥到大坝头，一路上娘都给我念叨着“姑老爷姑奶奶”对我们家人的关照。“住那院时，孩子多，你们姐弟几个又小，无论白天黑夜，老公姆俩问长问短，给吃给喝，帮着我照应你们姐弟几个。咱可不能忘了人家的恩德。”娘领着我踏上有些生疏的小院，我家住屋的东山墙上，斜撑着三根木柱。毕竟是经受了多年风霜雨雪的草房子。和眉善目的“姑姥爷姑奶奶”，身体还?烁，见到我娘俩很高兴。

最后一次经过大坝头南巷，很意外，走出巷子了，才发觉是大坝头南巷。

那是1976年春节年初四的凌晨。乘坐的火车，后半夜到徐州，没公交车了。旅途翻山越岭奔波了三天的我，已疲惫不堪。我夫妻俩抬着在江心洲买的一条大鱼，还有一篮子鸡蛋，出了站。后半夜的我，迷迷糊糊的，走错方向，一下走到四道街口才发觉不对。于是，赶紧转到通向东南方的道路——大坝头。顺着大坝头走了一截，鬼使神差，我竟指使着杠子前面的妻子，拐进了一个巷子，顺着这高高低低弯曲的小巷，往前走，走出巷口，看到路灯下的三岔路口，以及西边桥栏，我恍然大悟：这个巷口，是大坝头南巷——黑夜里我竟是从幼年时生活多年的老巷子里穿过的。

2002年前后，几次回到故乡，几次都想再到这个巷子里走一走。可是同春桥东那个三岔口，早已面目全非，根本也寻不到啥子巷口。大坝头南巷之巷口那儿，居民楼一幢幢，一老巷口位置的楼壁上嵌有“老营盘”的铭牌，小巷这片已成了老营盘社区。

童年时的大坝头南巷，不知何时已消失在旧城改造的烟云中。

注1：大坝头（Dabatou)起点大马路，止点环城路，途经鼓楼区。此处原有拦水坝，20世纪20年代始渐有人居住，形成一条街，取名大坝头。1971年改称前进路，1981年恢复大坝头名称。

注2：老营盘位于鼓楼区黄楼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南北走向，南起大坝头，北至环城路，长约150米，宽5米，沥青路面。清同治年间，曾国藩率湘军来到黄淮地区围剿捻军，他选定在徐州城东北黄河东岸一带作为屯兵的营盘。这一带地势比较高，可以操练兵马，这就是老营盘的开始。不久，李鸿章的淮军来接防，仍然在这里驻军，规模更大了。后来军队调走了，营房变成居民区，范围大大缩小，老营盘的地名一直沿用下来。1971年曾改称曙光二街、三街，1981年复称老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