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春桥

九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我是在彭城东关的同春桥畔度过的。

黄河，早先流经“五省通衢”之地的徐州。清朝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而改道——北徙山东。不甘涸干、却又失去上游来水的那二百多里长的黄河故道，就断断续续留在了豫东至苏北黄土地上。而徐州的老少爷们还是将其称之为黄河（而地理书上则标为“黄河故道”或“老黄河”）

百十年来，这条老黄河从徐州城西北九里山脚，流入彭城，在城东南“鸡嘴坝”流出城；它象一条弧形的绸带，自西北曲向东南，穿城而过，将市区一分为二。老黄河上十来座桥梁，又将徐州城区连成一体。

城北坝子街桥与东关济众桥之间的那座桥——如今官称“迎春桥”，也有人叫大马路桥——该桥使徐州火车站到大同街的大马路通行无阻；还有人称之为大坝头桥——桥挨着黄河东岸的大坝头；而这座桥在“文革”前的官称是“同春桥”。所以有个商家在该桥建成后，于桥之东堍临河兴建了一家浴池，浴池命名为“同春池”。“十年浩劫”中，同春桥之名仅改一字，易为“迎春桥”。虽说1958年6月底，我家就从这座桥东侧的大坝头南巷迁走了，但是从少到老，我一直难忘见证了我童年生活的同春桥。

过了同春桥，顺大马路西行一箭之远，民主路交叉的十字口西北角是一家“联合医院”。1949年立冬那天“太阳一露头”时，我在这家医院呱呱坠地。

我呱呱坠地时，杜聿明率国民党徐州“剿总”及30万残兵败将，弃城西遁近一年了；陈毅麾下“三野”的渤海纵队，从白云山、骆驼山之间向西，通过铁路上的老天桥，进入古城也近一年了；徐州火车站通向西关的城内东西主干道,“中正路”被改为“淮海路”也近一年了。联合医院南侧近在咫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徐州警备区司令部”大院上的五星红旗，在腊腊的北风中已飘荡了一个多月。

据我奶奶说，那年一进冬，北风呼呼，天很冷。“小三，是太阳一露头在桥西那医院落生的”这句话，俺奶奶生前唠叨过无数遍。“小三”，是我的乳名——出生时家里已有两个姐姐，我排行三。

桥西那医院，我度过了“人之初”那几天之后，奶奶满怀喜悦，抱着襁褓中的我，小心翼翼陪伴着俺娘，出了医院，沿着大马路东去，走过同春桥，进入路北一个窄巷口，顺着曲缕拐弯的斜坡道上走，在巷西侧一个院前，踏了几阶块石垫起的“礓碴子”，上到院里，进入一排草屋的东头两间之内。从此之后，幼年的我，哭笑都是在这两间草屋内外。

起小，我就显得很笨，五岁之前都不会说说话，不会叫爹叫娘。俺娘那时真担心，担心我是个天生的哑巴。我上学几年了，面对邻居与学校老师，俺娘都还是说：俺这个三孩“白舍”。“白舍”——笨拙无用之意，不要钱白送给人家，人家都赖得要的货。

除了迟迟不会讲话，夜间，我还经常啼哭不止。白天，经营着桥西“保兴茶庄”的父亲很辛苦，夜晚我不停的啼苦，让父亲无法睡觉，他有时就发起脾气，烦躁着吼道“拎两腿扔到外面去”。见父亲来了脾气，俺娘与奶奶就赶紧起身穿衣，将我包裹严实，掩在怀里，抱到的院子里摇啊、晃啊。下雪天，奶奶与俺娘两人替换着踏雪，在院子里一圈圈地转悠，直到怀中的我睡去为止。

我出生后，爷爷奶奶开心——城里有了孙子，可我父亲有时却难笑出来。家里添丁进口，固然是好事，但他的生意并不太好。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在同春桥西开一爿“保兴茶庄”维持生计。我出生时，该茶庄开办才两年半。那两年，国共两党的战事愈演愈烈，兵荒马乱后山河变色，政权易手，市面上生意不大好做，父亲怎么能不感到头大。

2000年过年时，年近半百的弟弟说：“住大坝头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晚上过大马路桥，你一手挑着灯笼一手领着我。我黑天过桥都是战战兢兢的。大马路桥那时还是木桥，桥面木板之间裂着长长的缝，还有一个个的窟窿。你挑的灯笼晃荡着，我一步，一步，睁大眼睛望着脚下的桥面，生怕一脚踏进桥缝或窟窿里，掉到河里去”。

听了弟弟这番话，脑海中浮起星星点点残存的印象：残破的大木桥依稀的影子；桥梁下，三三两两站在水边手持长竹竿顶端扎一白布口袋做成的工具，在河水中划来划去捞蜢虫的人影；以及夜晚我领着幼小的弟弟小心翼翼过残破木质同春桥时的情景。

“保兴茶庄”就在同春桥西六七十多米的路南，离黄河舞台不远。夜幕降临黄河舞台开场前，有人买茶叶，店里走不开，娘就会打发我带着弟弟、小哥俩到桥西去给父亲和两个伙计送晚饭，弟弟比我小三岁。我哥俩往店里送饭时，我顶多六七岁，因1955年这茶叶店就公私合营了。

残存的记忆中，夏天的傍晚，金光璨烂的夕阳下，奶奶常带我来到大马路桥东堍乘凉玩耍。桥东堍北侧有一只青石大乌龟驮石碑。青石雕成的大乌龟脖子上、背上都爬着象我一样玩耍的小孩。夏天爬在上面凉殷殷的、光滑滑的，很是舒服。石碑上刻的不外乎是祭祀河神或纪建桥之功德类的文字。长大了，多读了几本书才知道：驮石碑的不叫乌龟，叫贔屃。《水经注》上说“悬流千丈，浑洪贔怒”，贔就是贔屃，形是龟而不叫龟。龙生九种，贔屃就是其一。

同春桥那残破的木桥，是1956年冬拆除改建的。1956年冬到1957年春，疏浚黄河故道与大马路桥重建同时进行。木桥北边不远处临时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渡桥，供东来西往的行人过黄河。我那时在桥西的大马路小学二部上学。二部，就在“保兴茶庄”斜对面。每天上学回家，我都必须经过摇摇晃晃的临时搭起的渡桥四趟。河床凹里的民工们，或用铁锨将乌黑的河底淤泥挖了装进黑湿的大筐中，或两人抬一黑湿的大筐往河堤上爬。

使我们这些小学生尤其感兴趣的是，河底淤泥里不时会挖出枪炮弹药。什么“三八大盖”、汤姆冲锋枪、机关枪、盒子炮，迫击炮、手榴弹应有尽有，一堆一堆，堆在黄河河堤上似乎在进行兵器展览。这些粘满黑乎乎淤泥的家什，大都是我出生前一年的11月底，“国军”潰散时逃兵丢弃在黄河水中的武器弹药。

等到1957年春暖花开时，大马路桥已变成了水泥桥。走在桥上，我和弟弟再也不提心吊胆了。但桥东头的乌龟驮石碑也不知移往那儿去了。

1958年6月25日，我家从大坝头，搬往西关永安路南端的商业职工宿舍，我与姐姐转学到博AI街小学读书。我就不再一天四趟走过同春桥了。

但是，几十年来每次回到故乡，我总要抽空去同春桥走一走。红尘滚滚，世相斑驳。早年的同春桥，托举着我童年的脚步；如今的迎春桥，折射着尘世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