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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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食堂的人，都用过饭票。
如今大中专学生,单位员工去食堂里用餐，使用的已不是饭票, 大都是涮卡——食堂大师傅给用餐者打好了饭菜，用餐者只要将“卡”在电子扫描器上一涮，所需金额就支付给食堂了。然而，上世纪许多年间，吃食堂的人，用的都是饭票。1965年我去几百里外的南方读书，开始吃食堂，开始用饭票。我家一个铝盒子里还存有几张“合工大食堂”、天坪山煤矿食堂的饭菜票。但我最早见过的饭票 ，却并不是食堂的饭票，而是一个邻居的家庭饭票。
1960年前后，我家住在彭城西关博爱街之南的商业宿舍，就是现在七路口哪儿，苏堤路与永安路夹角处，本来建有红砖红瓦的五幢苏联式筒子楼，上世纪90年代初被拆除了。
朝南的五幢筒子楼，分成三排：北楼有两幢，南楼有一幢，中间有两幢。我家搬进时，五幢筒子楼外用一圈竹篱芭围成个大院落；一年后竹篱笆被红砖墙替代。
大院中间的两幢楼，都是一个单元，中间一个楼门，一层住十户人家；院子里人称之为东楼、西楼。靠近北院墙的北楼有两幢，靠近南院墙的南楼仅一幢，这三幢都是双单元楼二层楼——每幢楼正面都有两个楼门，每个楼门里，一层二层，各住十户人家。
北边这两幢楼，楼后隔着一条一丈多宽的水沟，是扯有铁丝网的兵工厂——68军的坦克修理厂。院子里人将这两幢楼，靠东的叫东北楼，靠西的叫西北楼。我家住在西北楼。
南楼也是双单元楼；楼外，隔着一条公路，就是黄土筑成的苏堤——从云龙山西麓黄茅岗延伸过来的大堤。苏堤，在商业宿舍西面开始缓缓弯曲，偏向西北。所以商业宿舍大院靠西南角的大门就紧挨着苏堤下的公路。那时苏堤上，长着的大都是一人粗的柳树、杨树或楮树。苏堤下公路两旁则是白杨树。
我家是在1958年6月25日，从东关黄河畔大坝头搬到商业宿舍来的，先是住在西北楼。搬来没多久，社会上就热火朝天“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了。我当时9岁，与姐姐都转学到北边的“bo ai街小学”读书。
仅过了年把的功夫，饥荒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商业宿舍。几乎是家家户户都觉得不够吃，男女老少成天都觉得饿。那时俺娘在bo ai街东边的饭店里干活。有天早晨上学经过饭店时，娘给了我一只米面热馍镆，出了饭店我边吃边顺着bo ai街往西边的学校走，衣衫破烂的一汉子猛地从我手中夺过半个馍馍，就往那半个馍馍上吐口水；我又气又恼，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默默走开。
我与院子里的小伙伴，四月到苏堤撸杨树嫩叶子回家，与面粉掺在一起蒸了吃；还到楼后沟沿上薅翠绿的“富富苗”，弄到楼上的厨房里煮了吃；天寒地冻之际，苏堤下开始出现拖老携幼逃荒的农民，南楼外环卫站的屋框子里，也出现芦席盖着半截的死尸。
家家觉得不够吃，但男孩子肚子空空，也忘不了玩耍。那时，男孩子作兴玩“洋画”，二寸长一寸宽的彩旗小画片，画片上印着“水浒”一百单八将，“三国”刘关张、赵马老黄忠，“岳家将”，“杨家将”之类的英雄好汉。孩子们手中的这些“洋画”，一是来之于买，一是来之于“拍”。
“洋画”，就是两个以上的男孩儿，聚在一起，趴在平地上，各出单张或多张，叠成一椤，用手掌在一摞“洋画”旁下劲拍，手掌拍后，成摞的“洋画”翻过去了，就算赢了，翻过去的“洋画”就归赢者所有。
有一天，我与几个男孩蹲在两楼之间的空地上＂拍“洋画”。东北楼一个叫“大运”的小伙伴，连输了几回，从衣兜里掏了半天，掏出的不是“洋画”了，而是几张褐色牛皮纸裁成的小片片。小伙伴们问“大运”，牛皮纸小片片是什么？“大运”说：“是俺家的饭票”。
我伸头仔细一看，洋画般的窄纸片上有蓝色笔迹画上的双边框，边框中央画有一个冒着热气的饭碗，饭碗上则是两个描粗了的汉字“贰两”。大运说，上月底几天，家中就没吃的了，借些米熬稀饭吃了几天。俺“大大”（读“答”音，黄河古道那儿的方言，对父亲的称呼）说从这个月开始，也照吃食堂的办法，每人每天每顿饭，拿饭票吃饭。免得到月底又断粮。
我当时感到很诧异：一家人吃饭，怎么还分得那么清？那么细？ 我们家，再缺粮食吃，爹娘可都是尽我们姐弟几个吃。那年月，城镇每家都有个购粮本，每月按人口定量供应。吃多了，月底全家就得挨饿。家家户户，对粮食都不敢大意。但家庭中使用饭票的，还真稀罕。
岁月沧桑，人海茫茫。社会阅历多了，我才明白：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家与家也是不同的。有些人的亲情，经得起冰天雪地；有些人的亲情，是经不起风霜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饥荒时期，出现什么样的人都不稀奇。
我们这代人的前半辈子，饭票是太重要了。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知道，长大后找对象，要找“自带饭票的”！否则，找的对像没有“饭票”，生活就太遭罪了。
我第一次看见饭票，竟是一户邻居的家庭内部的饭票。那个饥馑的岁月，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2009年8月26日于天台下 □
